 导读 自由至上主义真的主张“原子化”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哲学上的自由至上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霍普所指出的：保守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在经验层面的具体化，而自由至上论则为保守主义在逻辑层面上提供了一个一贯的理论。不过，也有一些自由至上论者，可以被归为持有着“原子化”社会观（所谓放纵自由至上论者），比如我们当中主张“父母皆祸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类意图破坏传统社会底层结构的人。从另一角度看，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不能很好把握这一点，他们坚信经验、直觉、本能甚至神秘，反对逻辑、推理和理性，他们的观点往往自相矛盾、前后不一，难免走向主张强化对内对外干涉的“新保守主义”。（禅心云起） 文| 本·刘易斯 译| 禅心云起 在最近一期《鲁宾报道》【注：“鲁宾报道”是由戴夫·鲁宾主持的一款政治新闻访谈“脱口秀”】的亮相中，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涉猎甚广的主角托马斯·索维尔告诉主持人戴夫·鲁宾，他对“自由至上主义”这个标签唯一的批评，就在于： “‘自由至上论者’似乎用一种原子化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认为这完全不讲究实际。无论在我本人的生活中，还是在我周围人的生活中，周边的（社会）环境都会有很大差异。” 在使用“原子化”这个词时，索维尔老调重弹了对自由至上论的保守派反对意见，亦即他们不仅要废除政治等级制度，还要去掉所有社会等级制度包括家庭。这种反对意见认为，对自由至上论者而言，摆脱形形色色权威的个人自由高于一切。他们也就或显或隐地相信：社会应由原子化（亦即完全自足式的）个人组成。索维尔对他们的这个想法不以为然。他关于社会结构对个人而言有其重要性的断言是正确的。如果自由至上论者真持有这种社会观，那么索维尔对这个标签的批评就无疑是对的。
索威尔是从哪里得知自由至上论者有这种摧毁一切形态权威的信仰呢？可悲的是，正是从自由至上论者当中：他们中有太多人认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使命不仅要将人类从政治强制中解放出来，还要将他们从一切社会影响和权威中解脱出来。这样的人，比如说，坚持“自由至上风格的育儿方式”（父母的管教被认为是侵犯儿童的行径），并认为所有社会压力都有如政治胁迫那样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些所谓“过了头的”自由至上论者，不限于把自由至上主义看作是种事关正确使用武力的理论，还把它看作包罗万象、指导一切的社会哲学。 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指出，这类观点与某些自由至上或古典自由思想学派有力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几乎所有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不仅要把自由构想为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更关键要把它构想为从习俗、传统和各种本地性群体中摆脱出来的必要性。”尼斯贝特像索维尔一样批评了这些观点，尽管没把它们归因于纯粹的虚无主义。尼斯贝特写道，显然这些思想家根据其真诚愿望来得出促进个人自由的结论，但他们“对个性发展必要条件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见解”是贫乏的。 颇为讽刺的是，这些社会机制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最终追求的个性提供了框架：破坏了它们，也就等同最终摧残了个性，结果等于摧毁了自由本身。尼斯贝特说：“当各人社会和文化身份原子化时，当社会小范围内的自由与秩序由实入虚时，即便宪法的保障和有机的法律，在大众眼中也会黯然失色。” 尽管尼斯贝特是对的，自由至上主义传统中某些思想家持有过这种社会观，正如索维尔也是正确的，他指出今天依然有某些自由至上论者持这种社会观，但并不能下结论说：原子化个人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来自社会议题上（令人意外）更保守的法国古典自由派学派，一再指出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不同。巴斯夏质问：“[如果我们自由了]，难道随之我们就会停止结成社团，停止互相帮助，停止关爱和救济我们不幸的同胞，停止研究自然的奥秘，停止尽最大可能地完善自我？”对巴斯夏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政治角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绝对“社会角度的自由”。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勋爵把自由和责任（含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他写道：“自由不是我们去为所欲为的权力，而是能为所应为的权利。”阿克顿相信“自由（…）本身是至高的政治目的”，但不一定是至高的社会目标。更确切的，正如哲学家杰拉德·凯西最近所说的那样，“对于自由至上论者而言，自由是社会价值中‘最底层的’，这个‘最底层的’意指‘最基本的’，是无论如何都易于受到道德评价影响的人类行为的条件。”这样，个人自由对于社会就是基础性的，而不构成和社会的竞争关系。阿克顿写道，我们需要自由，“是为了在追求世俗社会和私人生活至高目标时有所保障”，发展传播道德规范的社会，在阿克顿看来，对于自由至关重要，因为“（…）并不是随随便便一套伦理体系就能带来自由，必须是非常发达的一套伦理体系才会带来自由。” 因此，与索威尔识别出的“原子化”自由至上论者大相径庭，还有另一批自由至上论者，并没有犯下巴斯夏所说的“社会观”之误，亦即混淆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正确的自由至上论者领悟到：自由至上主义对侵犯之排斥仅仅适用于最狭义之“侵犯”，其定义不含社会压力和社会等级。那么，自由至上主义就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原子化。它本身关注的不是对社会机制和社团的破坏，而是其恰当的组织形态。正如凯西所说， “自由至上论者有时被描绘成的样子，就好像他们必然认为社会无序是可欲的。没有什么比这个看法更离谱的了。尽管也许有极个别自由至上论者，希奇古怪地断定，霍布斯式自然状态是他们虔诚希望的完满结局，绝大多数自由至上论者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有序社会中。问题不在于秩序是否可欲；而在于什么秩序是可欲的，以及秩序是从哪里来以及如何维护。对自由至上论者来说（…）真正的秩序，内生于各个及各群个人之间的自由互动，而非外源性地自顶层输入。” 索维尔（那些“过了头的”自由至上论者对自由的功劳全加起来也不如他）对一个常常与破坏社会根基的人和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标签虽有些迟疑不定，但不是不可原谅。还有太多的自由至上论者仍未意识到，文化保守论及伴之而来的对自愿性的、非国家的团体的关注，在维护自由方面是至关紧要的。 _______________ C.杰伊·恩格尔点评： 自由至上主义作为与正当使用武力相关的一套纯粹主张，和范围广泛得多的社会关注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越来越深入讨论的话题。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自由至上主义渗透到更广泛的大众，放纵论者也悄悄潜入这场运动。之后，罗克韦尔-罗斯巴德的学术圈子开始深入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对放纵论者来说，自由至上主义不仅仅事关法律问题本身，也是关于一种寻求破坏规范和传统的社会革命。因此，“复古自由至上主义”这个词作为澄清政治理论主题的逆向运动就这样诞生了。 “复古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和缓下来，但随着文化关注再次兴起，这些话题如今又复活了：自由至上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考虑社会保守主义或至少是布尔乔亚重视财富和重视社会规范的观念之间关系的最具体方法之一如下： 汉斯·赫尔曼·霍普在他论民主的作品中认为，保守主义（往往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的和描述性的”）侧重于“家庭、权威、社区和社会等级，而自由至上主义（亦即“理性主义、哲学化的、逻辑学的、建构性的”）侧重于“财产、生产、交换和契约的概念”。因此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保守主义需要一种理论，而自由至上主义具备切合实际的表达：那也就是自然的和物理的秩序[译者注：在普遍物理稀缺性之人类条件下的社会秩序]。如果保守主义希望回到“道德和文化的正常状态”，它就需要自由至上主义一贯而雄辩的反国家统制论。 传统保守主义者（尼斯贝特、柯克等）将其世界观的反意识形态成分作为自身定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任何理性的、规范的和建构的思想体系都不可称为正确的政治理论。这是他们分歧于自由至上和古典自由主义之处。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保守主义者（Trad-con）不能成为我们反进步主义和联邦国家统制论的盟友。事实上他们十分有益，原因在于他们：1）捍卫反“自由派-新保守主义者”（Neo-con）的传统文化保守论；2）反对战争和支持权力下放；3）抨击进步主义和公有制计划观念。 但是，保守派-自由至上论者需要谨记什么是理性主义（政治理论）与什么是经验主义（社会学）之间的泾渭分野。理解和区分这两个研究领域：它们各自都可以在正确理解自由至上主义与文化关注之间的关系上取得长足进步。 至于索维尔，他是伟大的，除了外交政策。 ◎ 推荐 欢迎本号读者长按识别下面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了解详情加入两岸著名奥派经济学者（朱海就、冯兴元、黄春兴）开设的经济学通识课程——“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的经济学”，尤其是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享受三观重建的快感。  骑二八、摸古迹、吃烤鸭，美国总统访华都爱干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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