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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往东北行走数十公里，有一个叫崔庄的小村落。小村落看上去毫不起眼，村落里藏有一巨型大墓，让人大开眼界，此墓呈椭圆形，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封土南北长70米，东西宽100米，最高处2米。 气势磅礴，风度硕然。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是哪位隐士藏龙于此？墓碑上书七个大字解开了人们心头之谜——“陶朱公范蠡之墓”。 “陶朱公范蠡”何许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范蠡辅越灭吴后，弃官经商，先到齐国，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曾三致千金。死后葬于此。” 如此算来，那位“陶朱公范蠡”距今也有差不多三千年历史了。如今，墓地周围还可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 历史有记载以来，他应该算得上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富豪。我们不禁好奇，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大多“轻商重文”，这样一个富豪是如何诞生的？  范蠡画像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城三户(今河南南阳)人。一生活了八十八年(前536-前448年)。可以说，八十八年人生履历是颇为传奇、曲折而令人击掌的，堪称旷世奇才。司马迁赞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李斯更是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越国相国、上将军、政治家、军事家……这些荣誉加身，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足可以荣耀祖宗、泽被后世了。可范蠡居安思危，一生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 都道江湖险恶，岂知政坛是更险恶的江湖，很多时候都是高空走钢丝，命悬一线间。范蠡因而悟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传世绝句，并非偶然。 史载，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与一般人行为迥异。 时任宛县县令名叫文种，此人有政治抱负，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于是想找范蠡共同干一番事业。经“两顾茅庐”，终得范蠡认可，两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 公元前511年，二十五岁的范蠡和文种离开楚国进入越国，越王勾践慧眼识珠，将他们吸入麾下。范蠡官至相国，文种拜为大夫。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时，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勾践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日夜筹备攻越，以报杀父之仇。勾践意欲先发制人，抢先伐吴。范蠡权衡利弊，力谏不可。但勾践一意孤行，导致灭顶之灾，伐吴的结果是仅剩残兵五千，在会稽被吴军包围得铁桶一般。勾践后悔莫及，一筹莫展，最后是范蠡审时度势，答应吴国的所有条件以求保全性命。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勾践夫妇等到吴国为人质，昔日的国王、王后、上大夫尽执贱役。危难之际，范蠡主动随勾践同往，留下文种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危急时刻，范蠡舍身而取义，既保护了自己，更保存了越国。 夫差欣赏范蠡的文武兼备，让他弃越归吴。一边是享锦衣玉食，一边是伴亡国之君，范蠡却十分坦然：“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说得有理有节，“臣在越国不能辅佐越王为善，以致得罪大王，不被诛灭，已是万幸。” 夫差曾在远处高台上眺望范蠡与勾践夫妇，虽乱头粗服，身处马圈，做笨重肮脏之活，但恪守君臣之礼，处困厄艰险而不失规矩秩序，夫差禁不住赞叹歆羡。这样处心积虑背后，由范蠡导演、勾践出演了一出出荒诞好剧，以迷惑夫差。一次在夫差病时，范蠡还指使勾践尝夫差之粪便，夫差不禁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卧薪尝胆。范蠡力谏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内亲群臣，下义百姓……短短数年，百废待举，百姓安定。 元气恢复，范蠡重建国都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以迷惑夫差。 自会稽之败后，范蠡的见识卓绝让他深孚勾践的信任，勾践对他言听计从。报仇雪恨的过程中，范蠡是运筹帷幄的灵魂人物。史载，勾践常问范蠡：“我们现在攻伐吴国可以了吗？”范蠡每次都说：“不行。”有一次勾践又问他：“可以了吗？”范蠡终于说：“可以了。” 十年磨一剑。公元前476年，范蠡建议勾践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勾践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吴王夫差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悔恨万分，此刻方想起当初未采信大臣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遂蒙面自杀。 范蠡还是一个出色的商业家。 范蠡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夷，指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耕于海畔，苦身戮力”。 懂得进退出处的分寸和君臣关系的微妙，这是范蠡的智慧。二十年足可以看清一个人的秉性与韬略。其时，范蠡早已将勾践看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因而他放弃任何幻想，进退有序，张弛有度，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激流勇退，避开了政治旋涡，机智地弃官从商。 范蠡选择地处胶东半岛沿海地带的齐国，并非偶然为之，齐国当时便是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没过几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 已经富起来的范蠡并未摆脱从政的“阴影”，因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乱世中已经看淡了政治的范蠡，仅仅“从”了三年便又一次急流勇退，拒绝齐国人的高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 一身布衣，两袖清风。范蠡第三次迁徙至一个叫作“陶”(今山东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看似率性，其实他是看中了这个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天下之中”，认为是最佳经商之地。因而，没出几年，又成巨富。 政治跟商业可谓殊途同归，本质上源于同一道理。其实，陶朱公的致富之谜也并不神秘，与他的治国之道可谓同一经脉。他将其“计然之策”(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灵活运用于商业实践。具体说来，大致有五—— 其一，市场行情，如阴阳五行，轮回循环，变动不居；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歉。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这是万物之理。 其次，“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战争要爆发，就要积极做好战备；了解各类货物为人需求的时令，才能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 再次，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极点，必然下跌，贱到极点，必定攀升。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视之如粪土而不惜；当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乘时买入，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 其四，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要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 其五，水纳百川，奔流不息，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一样，如果让资金积滞不用，就会成为一堆死钱。只有使它周转不息，才能变成与日俱增的利润。 一言以蔽之，范蠡的经商诀窍，在于运用市场价格变化来掌握供求关系，采取“贵抛贱收”经营对策。据时而动，得失均衡。正如他的名言：“贵上极则反贱，下贱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范蠡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自由时代，人们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自由流通是商业繁荣之“根”。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有了这自由的环境，范蠡的生意才会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深者，当数越王勾践本人。越王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之重任，所以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排列出众多豪民巨富，“太史公富豪榜”上最早出现的两位，除范蠡之外，第二个便是子贡，孔夫子的高足。 从历史的高度看，范蠡和子贡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有智谋、善于捕捉商机，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他们都从事过政治活动，以此开阔了眼界，聚集了人脉……这些资源，受用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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