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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富豪的范蠡，无疑可算是中国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准确地说，是有史料记载的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的代表人物。
范蠡具备了成为传奇人物的所有要素：无论是战场、官场、商场还是情场，他都能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无论宏大叙事还是八卦绯闻，他都能成为话题焦点。
后世人最在意的，还是范蠡的财富。毕竟，他受封的是“财神”，并非战神、或者爱神。发财，才是中国人最在意的，甚至也是通过个人奋斗唯一最可能实现的中国梦。
（《争霸传奇》剧照，陈坤在剧中饰演范蠡，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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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的财富究竟有多少？
根据《史记》记载，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实现伟大复兴、称霸于诸侯之后，急流勇退，“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这一笔“轻宝珠玉”究竟有多少？从来不在乎“数目字”管理的中国史册，对此没有任何详细说明。不过，这笔钱应该不少。
此时已经63岁的范蠡，在齐国“耕于海畔，苦身戮力”，没过多久（“居无几何”），居然就能“致产数十万”，名动全国。显然，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仅仅依靠“苦身戮力”，即便有再大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有如此收获。
待到齐国人想聘请范蠡为相，范蠡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再度出走，当然，也再度携带着巨额资金。第二次出走，究竟带了多少钱，依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不过，这次带的是“重宝”，比上次从越国出走时携带的“轻宝珠玉”，重多了。
何况，上次的出走，有着速走避祸的考量，要尽快逃离“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越王勾践，相对比较仓促。而这次从齐国出走，毕竟没有急切的性命之忧，因此，范蠡走得相当从容，无论派送浮财、还是清点“重宝”，乃至制定撤资计划、安排物流交通，无一不是耗费时间的工作。
离开齐国之后，范蠡在“陶”（今山东定陶）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与商业，又是“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巨万”是多少？史册上依然语焉不详，但肯定是富豪无疑，否则《史记》也用不着为范蠡的后半生花费浓墨重彩。
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齐、在陶创业，仅仅是两次，所谓“三致”，应当包括携带“轻宝珠玉”从越国出走那次。
范蠡离开越国，已经63岁，19年后第三次致富，则已是82岁高龄。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其无疑是最为长寿的创业英雄了。倘或他与西施的八卦传说果然属实，则此时的西施，应该是47岁或者57岁左右，美人虽然迟暮，好在男人还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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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范蠡的财富，究竟是如何获得的？
“三致其金”中的后面两次，史料尽管说得很简单，但是很明确。《史记》说范蠡曾喟然而叹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
计然，据说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战略学家，范蠡可能曾师从其人。作为越王的智库，计然曾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奠定了越国称霸的基础。这份改革方案，《史记》如此记载：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这就是所谓的“平籴论”，或者“平粜论”。前半段描述的是农业生产的丰歉循环，后半段则是政府应采取的应对之策：谷价如在20钱一斗，则农民要受损（“病农”）；而谷价如果90钱一斗，则商人就要受损（“病末”）；商人如果受损，资金就无法流出；农民如果受损，则田地就会荒芜；因此，谷价应该控制在30-80钱之间，才能令农商双双收益。
计然接着说：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这段谈的纯粹是商业运作，其原则有：
货物应该尽快清空，资金不应停滞歇息；
预测商品价格的贵贱，前提是要预知其市场供求；
价格到了极限都会反弹，无论是上扬还是下跌；
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
显然，范蠡的致富，与遵循这些经济规律有很大关系。《史记》说他“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能够平均获取10%的利润率，这是足以令后世商人羡煞的战绩。
难能可贵的是，范蠡在齐、在陶的经商，并非依靠权力。毕竟，他是“弃官经商”，而非“以官兼商”，不仅远离了体制，甚至也远离他最为熟悉的越国环境，完全是在陌生的环境下创业。对比下如今诸多在海外失败的企业家，即可知道范蠡的成功来之不易。亦可推想，那时的齐国，或许还是个有规则的国度，即使只有潜规则，而一个连潜规则都不讲求的社会，才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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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仰望范蠡勤劳致富、智慧致富的同时，后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他的第一桶金——离开越国出走时携带的“轻宝珠玉”，来自何方？
遍查史书，并没有范蠡早年经商的任何记载。
在25岁被文种引领进入官场之前，范蠡甚至还相当地“佯狂、倜傥、负俗”，一副名士公知的作派。从范蠡日后的表现看，这种作派应该不是其本性使然，而应该更多地是一种包装，其作用与姜太公钓鱼类似。当初还是文种看得透：“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而当文种第一次登门拜访时，范蠡还避开了——并不是不愿见官，而是觉得自己穿得太寒酸，不便见人，所以，才会有向兄嫂借衣之举：“今日有客，愿假衣冠。”（《史记正义》）彼时的他，一定是不屑于经商、也无暇于经商。
此后的范蠡，一直在体制内当官，其中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跟着越王勾践到吴宫为奴，赚钱的机会并不多。合理的推测是，范蠡的“第一桶金”，应该是在随同勾践返回越国之后所得，其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己在推进越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顺带做了些生意；另一种是越王勾践所赏赐。
以范蠡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在他为勾践所出的各种绝招（包括以吃粪麻痹吴王夫差）可见一斑，以及深谋远虑的计划能力——这种能力在其功成名就之时突然出走可见一斑，在越国复兴的改革大业中，搭便车为自己积攒点老本，应该不是什么心理上难以逾越的难题。客观地说，范蠡在振兴越国的大业上，完全称得上“鞠躬尽瘁”，但绝对不会“死而后已”，而是见好就收，急流勇退。这种明哲保身，亦正是后世对他又爱又恨的原因。
勾践为人，虽然“不可与共乐”，但在别人还有利用价值时，勾践至少在财物上不会是吝啬的。因此，在勾践实现越国梦的过程中，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对于范蠡这样的肱股大臣给予重赏，亦在情理之中。何况，在平定吴国后，勾践甚至还有对范蠡裂土以赏的大方表态——虽然完全可能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范蠡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勾践赏赐的概率，应该亦不低。
无论如何，范蠡的第一桶金，只能来自于权力——或者是自己利用权力，搭车获利所得；或者是自己傍着权力大款，受赐所得。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第一桶金，则范蠡后来在齐、在陶的创业，都只能是苦逼的奋斗，哪怕“计然之策”再好，毕竟起点太低，绝无可能在“居几何”的短时间内，就达到富豪的级别。从这点看，归根到底还是权力最管用。
（文章原标题为：范蠡发财靠什么）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