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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民，赤峰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卧床不起，于1971年逝世。 回顾杨雨民近40年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热河这块热土上度过的。本文综合《松山文史》中的有关资料，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为您讲述那个热血与热火交织的峥嵘岁月。 兄弟四个 我原本叫杨维华，在热河行署当副主任时曾经叫过杨友明，在三区队和承平宁工委时曾用名黄云，杨雨民是我任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时起的名字。 之所以有好几个名字，都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吧。 我出生于1910年，也就是宣统二年，祖籍山东。因黄河发大水，祖上逃荒来到赤峰郊区，在一个叫大窝铺的地方定居下来，开荒种地。 我父亲叫杨同春，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这哥仨长大后分了家，我父亲分到房子三间，山坡地八亩，我爷爷、奶奶和老姑奶奶跟着我父亲过日子。 我父亲很勤快，一家八口人，全靠他种那点儿山坡地。我母亲叫杨牛氏，也很能干。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个，我是老大，老二叫杨维丛，李维汉是老三，老四叫杨维焕。 到了1915年，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开始无法维持了。实在没有办法了，父亲就到坝外的黑沙滩包地种，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只让耕种两年，两年后就得归还给人家。我九岁那年，也随父亲去黑沙滩种地了。在外地种地收点儿粮食，家庭生活稍有好转，父亲就把我送到本村一个私塾先生家里念书，花不了多少钱的，只给点儿小米就行了。 奉军来了，允许种大烟，我们家当时有17亩地，其中的三亩水浇地能种大烟，一亩地能割二十两大烟，兑十多元钱，除了交税外，能剩下一点儿。1926年，父亲打发我去赤峰念书，住在一个财神庙里。住宿不花钱，只需往学校里送点儿粮食，花销不大，家里的生活将就着还能维持。 借贷读书 1928年，我去北京念书，花销可就大了，只能借高利贷。那可是坑死人的“驴打滚儿”哟，借一块钱就是五分的利息，本和利在一年到期时必须还上，如第二年还不上，利与本相平，第三年再还不上，就只好把土地抵给债主了。经过这么一借一还，全家就剩下三亩地了，生活越来越贫困，爷爷因欠债被债主活活逼死了，老姑奶奶和父亲也相继去世，两个弟弟太小，不能劳动，生活逐渐不能维持。 可我还是硬咬着牙，坚持把书读下去。 我在北大读书时，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参加了进步团体活动，曾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七·七”事变以前，我在北平参加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领导工作。 日本人侵战东北之初，我回家一趟。亲眼见到家里的日子因日本人强迫摊派大烟而断顿，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下了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再不回家的决心。 慢慢地，我与家里人断了联系。时间久了，日本鬼子查户口时，家里人就把我当成死去的人上报。 坚持抗日 我没有死，我要活着，我要革命，我要抗日。 抗战开始后，我就冲破敌人封锁，到抗日根据地工作。整个抗日期间，我都在冀中、冀东、热河活动，曾兼任承平宁县工委书记和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是赵濯华。 三区队和承平宁县工委、办事处，实际活动范围很广。我们在赤峰、围场、建平、朝阳等县都打过游击。热河腹地的许多深山、丘陵、平原都留下了我和战友们的战斗足迹，开辟了广大的热中抗日游击区。我的一只眼失明了，走夜路非常不便，可我总是和队伍一起进退。我和高桥同志负责领导全面工作，在两年的游击战中，有过战斗的胜利，也受到过严重挫折，有一百多位指战员，包括我的好战友高桥也长眠在热河大地。我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把部队带回冀东根据地。 1945年8月上旬，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听到这个好消息，我立即奉命中止在分局党校的学习，率领一批干部奔赴冀东热河。10月上旬到承德，我被任命为副主任，领导筹建热河行署工作。我一边领导组建机关，一边开始全省行政工作的规划安排。要分配好各抗日根据地来的老同志，还要安排好大批留用人员，成立厅（处）机构，任务很繁重。不久，热河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李运昌同志被选为热河省政府主席，我和李子光同志当选为政府副主席。李运昌同志主要在军区工作，省府工作实际由我和李子光同志负责。当时我是35岁，年富力强，自然要配合子光同志作些具体工作。1946年8月初，或者是7月末，热辽行署成立了，把热河省划分为两个省级行政区，热河省会仍在承德市，行署设在赤峰市，我被任命为行署主任，没有副主任，在秘书长刘锡三同志协助下领导全地区（包括热中、热辽、热北三个专区）的行政工作。从组织行政机关到初步开展工作，任务也很重，加上当时政治形势对我们不利，蒋军重点进犯解放区，政治土匪蜂起，地方武装不稳固，压力相当大。 1946年11月在林西，热河省府、热辽行署又合并为执河省政府。李运昌仍任主席，主管军区工作，我任副主席，主持省府的日常工作，李子光同志离职，一直到1947年省府迁回赤峰市及五家。后来，阎顾行同志任省府副主席，我的负担减轻了一些。 兄弟重逢 一天，我正在承德的临时办公地点——中央银行忙工作，哨兵领进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报告说这个人自称是我弟弟。我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小我10岁的二弟杨维丛嘛！这时，二弟也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们弟兄二人相拥而泣！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枪林弹雨，为了革命九死一生，我也想家呀，想爷爷和奶奶，想爸爸和妈妈，想兄弟们呀！ 原来，日本鬼子投降后，苏联军队和八路军解放赤峰时，有一支部队，带队的首长被人们叫做马政委。他带领部队打土匪时，路过我家，进屋喝碗水，说了半天话，从他那里得知我在热河省当副主席。全家人一听我没有死，还当了八路军的干部，都高兴得不得了，一宿没睡，母亲叫二弟来承德找我。第二天，二弟背上点儿干粮，开始走着来承德，怕被坏人抓住，不敢走大路，全是黑夜走小道。承德离我们家有四百里路，二弟把带的干粮吃没了，就边走边要饭，用了十天才到承德。到了承德，二弟看到处都有人站岗，站岗的胳膊肘儿上戴有红袖章，写着“新四军”的字样。站岗的都是新四军，也有苏联军队在走动。他们不叫二弟进城，二弟说是找我的。哨兵们听后又对二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盘问，你哥长什么样，过去叫什么名字，多大个儿等，还问家住在哪里，都有什么人，二弟一一答复了。站岗的看二弟的脸型和个头儿后，这才把二弟领到我的跟前。 我问家乡情况，二弟说家乡很乱，土匪很多，还让我带部队回家乡把这些坏人都消灭了。我告诉二弟说，那点儿土匪不用大部队，地方部队就能把他们消灭了。 二弟在承德呆了三天，一直没离开过我，与我同睡在一个房间。白天我在机关开会忙工作，晚上回到宿舍里，我们说话，成宿成宿地说。我给二弟讲了全国形势。我说：“全国解放后，就有好日子过了，你回家后，告诉家里人和乡亲们，国民党、土匪猖狂不了几天了，八路军马上就要把他们消灭了，胜利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不但给二弟讲革命道理，有时还问家乡的情况，尤其是我很思念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二弟如实地告诉了我。二弟要走时，我告诉他：“你回到家里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告诉维汉、维焕，你们都要参加八路军。”我还告诉他：“回到家乡后，要说服有钱有粮的亲戚们把粮食分给穷人，把地分给大家，要减租减息。” 从那以后，我时常往家里写信，知道二弟回到家后，说服维汉和维焕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先后入了党，我很高兴。 最后的胜利 我当了热河省副主席，引起了附近的反动地主和土匪的仇恨。他们听说我来赤峰了，又是八路军的大干部，便开始抓我们全家老小。当时布告上写着：“抓住杨雨民家一个孩子，奖赏大烟五百两，抓住一个大人给一个大官做。”有的布告还是国民党九十三军的。 1946年，我母亲又叫我二弟来赤峰看看我，那时我的办公地点在三道街东头。见到我后，二弟把家里的情况介绍给我：“从承德看你回来后，按你说的，全家拥护共产党，把财产分给大家，三弟杨维汉加入了区小队并当上了区长，四弟在县政府当小鬼。”二弟还说：“咱家里一个人也呆不下去了，土匪抓住咱家的人，就把东西全砸光了。”我听了二弟的介绍后，非常气愤地说：“二弟你别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他们消灭干净。”我还说：“你马上去参加赤峰武工队，跟着部队打济南，我们也要往林西方面撤。” 我们家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堡垒户，八路军、区小队经常在我们家，男夫政委一家三口都曾在我们家住过。因此，我们家不断受土匪袭击，抓不着人，就把我家的东西拿的拿，砸的砸，只剩下几间空房子，还是漏天的。我家天天有地方武装、土匪、国民党军队搜查抢夺，人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妇女和小孩子上山里藏着，能跟大人走的都参加了区小队。二弟跟随部队游击，到过林东、乌丹、赤峰南面的老府、河北省锥子山，新拨等地，并在昭苏、官地打了三个大胜仗。 1950年，我利用下乡之机顺便到家看看，这也是自打日本鬼子侵略我国之后，我第二次回家。看到家里连个炕席都没有，穷得很，只有几间空房子，我也没什么办法，那时是供给制。实行工资以后，我往家里寄些钱，这时家里才买了三间草房，又把原住的漏房修理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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