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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走出古北口 清乾隆48年（公元1783年），张履谦的高祖张景实挑着两个柳条筐逃荒出了古北口，奔热河以东而来。根据民国二十年编篡的《建平县志》记载：张景实老家是山东省德平县（今德州），祖辈靠擀毡子为生闯了关东。 几个月后，夫妇俩来到热河省建平县（当时敖汉属建平所辖）的一处山脚下，这一带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张景实一家就在河边搭个窝棚住下来，后来靠擀毡子和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生活，这个小村就叫山湾子，在今敖汉旗牛古吐乡境内。 落脚山湾子 山湾子坐落在敖汉旗叫来河北岸，自从张家在这里落脚租地后，又陆陆续续有逃荒的人到这里落户，后来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村子，因19世纪七十年代这里修建了一座山湾子水库，这个村的人都搬到上台子村了，从此这个村子淹没于水库下。 张景实一边擀毡，一边种地，他知道人不读书辈辈受穷，自己不识字，但愿自己的后代能出人头地，所以给儿子起了“儒林”这个名字，其意是做读书人。父子二人为人忠厚，勤俭持家，一晃十几年过去，张儒林已长大成人并娶了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永泰”。 经过多年的创业，张家积累了一些资产，生活逐渐好起来，这时张儒林的儿子张永泰已生有三子，长子张殿公，次子张殿臣，三子张殿忠。由于家中有了积蓄，张儒林秉承父亲教诲，请来私塾先生教儿子们读书，张家从此有了识字人。 这年秋天，村上来了一个穿花袄要饭的妇女，病倒在了村头，张儒林找人用门板抬回家，并找来大夫医治。因张家救了她的命，女人就表示愿意留在张家做工，只求能吃饱饭。后来这个姓谷的女人就成了张殿臣的媳妇。几年后，她给张家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张文珏，次子叫张文璨。 到了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在离山湾子西数十里的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蒙语，意为白河）村一家山西人有个烧锅（制酒作坊）要外兑，张家买下了这个烧锅。 兴家立业 从山西人手中买下了烧锅后，家人商量决定交给二儿子张文璨去管理，就这样，张殿臣夫妇和儿子张文璨来到了下查干高勒的酒坊。 烧锅原名叫“源承永”，张家兑下后取名“玉泉盛”，酿造的“杏花醉”酒后来成为避暑山庄贡酒，每年玉泉盛都用骆驼队向承德送“杏花醉”酒，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常以“杏花醉”做赐赏。 创办了实业，有了经济实力，张文璨在下查干高勒烧锅院东建了一处三百多间房屋的大宅院，一色青砖瓦房，院门楼高大壮观，并起堂号为“宝善堂”。 宝善堂大门 当年张家大宅门内气象万千，“宝善堂”在热河及东北都很有名。解放前的“大风暴”（指土地改革）后，宅门内的房子都分给了贫农，后来各户自行改建，原房屋基本上都扒掉了，目前院内原建筑已不存，只有“宝善堂”的大宅门和“玉泉盛”大门仍然残存在下查干高勒村。 尊师重教成家风 张文璨去下查干高勒村管理“玉泉盛”后的同治十一年（1873年）正月十一，张文璨的堂弟张文瓘之妻李氏为张家生下了第二个男丁，满月后父亲张文瓘给二子取名为张履谦。履，指实行、履行、履约；谦，指虚心、不自满、不自高自大、谦下、谦让，意谓行谦让之德。这便是后来金榜题名的进士张履谦。张履谦从小一直生活在老宅山湾子，家中办有私塾，张履谦和族中的孩子都入校上学，期间张履谦很用功，家人更是尊师重教。 敖汉现在还传讲着张家的一个故事。一次教书先生和大当家人张文璨一起散步，见院外一匹小驴驹在吃草，先生就随口说：“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驴肉好哇，可不知这驴驹肉香不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文璨什么也没说，两人转了一圈各自回房。没想到中午吃饭时，先生的餐桌上就上了一盘驴驹肉，一问才知是张文璨叫人杀了驴驹给先生尝鲜的，先生十分感慨，哪想一句闲话，东家这么在意。 张家这种尊师重教的家风，让很多读书人敬仰。所以这故事也传了这么多年。 癸卯乡试中举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各省乡试，人们把乡试称作大比。清朝规定乡试每三年一次，因在8月举行，亦称秋闱，考试地点在各省贡院。 6月初张履谦踏上了去京城的路，张履谦一路顺利地到达了京城，又接着赶往开封。因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向北京进犯，1900年8月15日凌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换上了汉人平民装束逃跑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自西安抵达开封。在开封驻留期间，议决科举一事。鉴于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河南贡院规模宏大，便于科考。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颁发上谕：“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着河南贡院办理。” 张履谦到了开封，考试临近，张履谦如期参试。三场考试，每场五个题目，前后考了九天，顺天府的皇榜公布后，张履谦榜上有名，考中第108名。榜上分别盖有顺天府尹、热河省总督巡抚的大印。 金榜题名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依旧在河南贡院举行。会试结束后即进行殿试，在河南考试中被录取的贡士们又赶到北京参加殿试，也是最高规格的考试，殿试时间为农历五月二十一日。 殿试当天恰逢大雨，殿内光线极暗，答题很慢，下午天放晴，才挥笔自如，张履谦和其他贡士一样傍晚才交卷。 农历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为小传胪，张履谦和贡士们在乾清门外阶下候听唱榜，张履谦榜上有名。 五月二十五日（7月8日）在紫禁城太和殿隆重举行了传胪大典（即公布皇榜）。张履谦荣登皇榜，列三甲第四十九名。 传胪典礼上，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从太和殿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这即是所谓的金榜题名。 今在北京孔庙的正门西侧，依然可见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的《进士题名碑》上左面一行字：张履谦，直隶承德人。虽然碑已严重风化，但张履谦三个字仍清晰可见。 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制度从此废除。 进士馆学习 张履谦完成了科考后的一系列规定程序后，被授以主事分部学习，也就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政府决定，把“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张履谦在主事分部学习三年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908年7月14日）留任法部主事，正式“入仕”做官。 于承德、陕西任职 光绪三十五年（1908年），张履谦调任承德府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推事为清代官职名称，清末改革司法，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都设推事，担任审理案件之职。张履谦在任承德府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时民众的口碑一直不错，他清正廉明，善用律典，同情百姓。
大清灭亡，民国建立，张履谦仍被民国政府留任在热河法院，此后不久，张履谦被民国司法部调往陕西宁陕县任知事（即县长）。在宁陕县任职不久，张履谦又调陕西府高等法院任推事、检察官。从此一直在陕西府高等法院任职长达近20年，直到升任首席检察官。 回乡省亲续弦刘惠贤 张履谦在陕西府高等法院一晃又是10多年，1923年张履谦离家已二十年了，他决意回家看一看。 从陕西回老家，千里迢迢，一路车马劳顿，两个月后，终于走进了县界。当车队行到家乡山梁上，远远望着参天古树中掩映着的“宝善堂”大宅院时，他心情十分激动。别乡二十年终归故里，即刻能见到长辈人和儿孙们，他不时催车队快行。宝善堂外早已是众人出迎，如过节般喜庆，张履谦热泪横流。
张履谦在外的二十多年，家族因户门太大已分支单独过日子。夫人十几年前已故去。分家后，儿子张廷铸无人约束，年纪轻轻就开始吸大烟，日久成瘾，且瘾越大量越多。儿媳李氏因常年患病，卧床不起。儿子张廷铸带着孩子靠变卖家中动产和不动产维持生活，家业已十分萧条。 张履谦回家时见儿子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还高度近视，一幅不人不鬼的样子，已失去了劳动和料理家业的能力。长孙张晓鲁痴钝，是残疾儿，外出做工，20多岁病故。长孙女张晓岩受其父影响也吸大烟，后不到30岁也死去。 看到家中这个状况，张履谦预见儿女们没有指望了，感到十分凄凉。过去有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论怎样都应该有传宗接代的后人，征得父母的同意，张履谦决意再娶二房妻室。
就这样，1923年，50岁的张履谦明媒正娶了建平县（现敖汉旗）金厂沟梁罗洛沟村刘家的27岁姑娘刘惠贤。婚后数月张履谦先行返回陕西，安排就绪后给家中来了一封信，次年由其四弟张修大护送刘惠贤到陕西西安居住，从此张履谦及夫人刘惠贤直到病故都再未回过敖汉。 婉辞行政院秘书长之职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与张履谦同科进士的谭延闿在1926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谭延闿和张履谦此前多有交往，谭认为张为人正直，有思想，有抱负，且清朝时多年为官，民众口碑好，又有为官的经验，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于是谭延闿首推张履谦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行政院秘书长这个职务权高位重，十分显赫，但也是风口浪尖。张履谦已料到了这个乱世之秋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可能有所成就了，加之也不愿做幕僚，他决定放弃，于是给谭回了一封信，婉言辞绝。 资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3个月，日军即侵占了全东北。当张履谦得知老家沦陷时，老泪纵横。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政府于11月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史称“七君子事件”。张履谦得知同科好友沈钧儒因主张联合抗日而被捕入狱，满腔怒火，立刻组织西安的社会名人、各界志士、社会贤达上书国民政府进行请愿，声明支持“七君子”的全民抗战主张，呼吁形成全民族统一的抗日局面，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
当时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都驻防在西安，这时张履谦年已62岁，曾专程去拜访东北老乡张学良，请张学良早日打回东北老家，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张学良很敬重这位清末进士出身的老乡，嘱他注意身体，并说时局是会有转变的，张履谦当时不知何意。很快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履谦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张学良话中的意思。 “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西安的七贤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正式挂牌。65岁的张履谦亲自联合了很多社会贤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八路军捐了大量的款、药、物。张履谦先后两次捐给八路军办事处大洋1300块，主任伍云浦握着张履谦等人的手深表谢意。八路军办事处给捐款的人都打了收条，张履谦一直珍藏。
1946年，张履谦辞世，享年73岁。张履谦辞世后葬在了西安南郊大雁塔南一公里处一片被称为吴家坟的地方。坟头正南正北对着大雁塔，后来在修建大雁塔南路时因工程队可能是没找到坟主便当无主坟处理了。现在这里已是一条大道，至此张履谦的遗骨也就下落不明了。
2005年，敖汉政协委员会和旗委统战部召开了“纪念张履谦中进士一百周年座谈会”，对张履谦的一生给予了客观公正的高度评价。2007年，经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在敖汉旗箭桥中学院内塑立了张履谦铜像。 资料来源：《赤峰文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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