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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包作为蒙古民族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已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了。特别是那一首《敖包相会》，更是让敖包文化红透大江南北，远播海外。今天，就让我们的目光穿越到100多年以前，看看那时的赤峰人是如何祭敖包的吧！ 十五月亮 （男）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女)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上面的这首歌，就是著名的《敖包相会》！ 1953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影)拍摄的、根据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王树理、吴秀云首唱的这首《敖包相会》也随之飘向了五湖四海，至今不衰。 敖包是蒙古语，意即“堆子”，也有译成“脑包”、“鄂博”的，意为木、石、土堆。敖包，在《大清会事例》、《理藩院.疆理》中有这样的记载:“游牧交界之处，无山河又为识别者，以石志，名曰‘鄂博’。”另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被蔑尔乞特人追赶时，藏在不罕山里。蔑尔乞特人绕山三圈没有抓住成吉思汗，遂远去。成吉思汗下山后说:“不罕山掩护了我，保住了我的性命，我将每天祭祀，每日祝祷，让我的子孙都知道这件事。”说完，他即“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椎膺，对日九拜，酒奠而祷。”到了元代，忽必烈曾制典：皇帝与蒙古诸王，每年必须致祭名山大川。由于有的地方没有山或离山较远，群众就“垒石像山，视之为神”。这种山只是“像山”，不是自然的山，是用石头或土堆起来的“敖包”。由此可知，敖包最初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起指路、辨别方向和行政区划的作用。后来，演变为神物，即使是在寻常的旅途中，牧人们经过敖包时都要下马膜拜。清人祁韵士有诗为证:“告虔祝庇雪和风，石畔施舍庙祀同。塞远天空望无际，行人膜拜过残丛。” 由来已久 其实，祭祀敖包的这种形式应本源于萨满教。《汉书·匈奴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那么，草原上的人们为什么要祭敖包呢?记者查阅了一些资料，比较统一的说法有五种:一种说法认为，敖包是各部落为纪念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雄们而用石头垒成的石堆，也是天葬英灵的地方，敖包里一般存放英雄的遗物；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大体相同，即各部落打仗的时候，都要极力抢占山头。胜利的一方，就把战死的将士的遗体埋葬在山头上，用石块将坟墓覆盖，以作纪念；第三种说法认为，敖包是祭天求雨的祭坛。自古以来，草原上的牧民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遇到大旱之年，到处都缺少牧草。牧民们便用他们的传统方法，在山头上垒起石堆，由部落的首领领头，在石堆旁边祈祷，祭祀上天，降雨救灾；第四种说法认为，敖包是远行的商人们用石块垒起来作为马队、驼队的路标用的；第五种说法认为，敖包是部落打仗时传递信息用的，与中原地带古战场的烽火台的作用差不多。 因此，按照有关史学专家的意见，敖包大抵分四种类型:一种是用来标明旗(县)、省界的界标；一种是为了镇鬼敬神、保佑旗民平安幸福而设置的；最多的是第三种，用来安葬苏木达日嘎(乡一级的长官)、扎萨克(旗长)、英雄、名人、活佛、喇嘛。第四种是作为道路的标记用的。清人姚元之写过这样的话:“垒小石于山巅，谓之鄂博，以志远近。” 总之，敖包在草原人们的心目中，象征着神灵在其位。佛教传入以后，更使其进一步被神化。 藏传佛教在蒙古大地上盛传之后，敖包崇拜就与源于苯教的玛尼堆崇拜有了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敖包是专门修葺的，一次建成，一般会比较高，整齐，而玛尼堆比较随意，是人们希望得到神的保护时找块石头加上去的。特别是路边的玛尼堆，都是藏民用一块一块石头堆起来的，路过的人多了，玛尼堆就越来越大了。在村落里面的玛尼堆也会比较高大和精致，堆着的石头上被精心地刻上六字真言。 敖包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成年人崇拜的敖包，专供男人祭祀的敖包，专供女人祭祀的敖包；地区性集会的盟级敖包(楚古拉干敖包)，旗级敖包(和硕敖包)，苏木级敖包(苏木敖包)；归一屯所有或归数屯所有乃至归一家私有的敖包，等等。敖包数目也不等，有的是单独1个，有的成群，7个并列，中间大的为主体，两旁各陪3个；有的1个大敖包居中，东、西、南`北各陪衬3个小敖包，成为13个小敖包群。但敖包的形式大体一样，即是在土堆圆坛上堆积石头为台，台基上分成大、中、小3层，重叠呈圆锥体，约10余丈，形似烽火台。 尽管祭敖包由来已久，但直到清朝时期，随着喇嘛教的传播开来，草原上才开始有了以部落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的“敖包大会”。届时，还要请来众多的喇嘛诵经。祭祀会一般要继续三四天，如同过节一样，远远近近的牧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前往参加。 相约七月 不难理解，既然是要举行大会，就一定会有组织者。 在《绥远通志稿》上，记载着土默特旗有“官祭”敖包之俗:“官鄂博多在本旗边境与他旗分界之山巅或原隰诸处，昔为本旗之最大祀典”。届时旗里的行政长官都要参加，“名为祭祀，实寓有巡视所部与勘正疆界之意。”在鄂尔多斯也有类似的风俗，在《成吉思汗祭奠》一书中，就记载着:“祭礼在七眼井南岗的两个敖包上进行以后，杭锦、鄂托克两旗的王爷要朝北走去，划出两旗的边界线。”清朝晚期以后，甚至出现了专为确定边界而建立敖包的情况。比如乌审旗的德力格尔敖包，就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哈日梅林为了阻止王爷放地，专门建立在内蒙古和陕西边界上的。 近日，记者在查阅《喀喇沁旗文史》第二辑时发现，在大约一百多年前，我市也有类似的“祭敖包大会”，非常的热闹。更准确点儿说，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一至初三，喀喇沁右翼旗王府都会出面组织一场对敖包的祭祀活动，即所谓的“官祭”吧。 既然是官方出面组织的，本旗的王公贵族、协理都要参加，参领（扎兰）、佐领们也是一个都不能少，有时还会邀请其他蒙古旗的王公贵族到会，以显示喀旗王公的尊严和派场、权威及友好。所以，准备工作是万万马虎不得的，提前半个月就得行动着了，打扫府院，准备伙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农历六月十五那天，首先由帐房的处头头脑脑们召集差役成为搭帐房的专差人员，将所有的帐房运到敖包广场上晾晒、修补后，即动手按一定格局、等级、顺序一一搭建完毕。然后，还要对将要祭祀的敖包进行装饰，先将石头摆放整齐，插上杨柳树枝，按五行方位插上彩旗，再做些乌鸦、喜鹊的木制模型插在敖包上，挂上藏文写的经文旗幡，五颜六色而又庄重肃穆。 喀喇沁右翼旗祭祀的敖包为一组十三座，中间的高为九尺九寸，周长为九尺九寸，两侧的小敖包大约为五尺左右。 供品的摆放也是有讲究的，敖包前先摆放四个兵器架，分两侧排列。前两个兵器架上搭放两张虎皮，两张黑熊皮，后两个兵器架子上插着刀、枪、剑、戟、金瓜、钺斧、朝天蹬等兵器，俗称“执事”。正中间要摆放三张约九尺长的供桌，前桌摆放酒具、香盘、蜡烛和铜钱等，后两张供桌摆放着10个大木盘子，除了盛放一些干鲜果品等而外，还有宰杀的五头猪、五只羊和两头牛等三牲供品。 锣鼓齐鸣 七月初一这天早上的六点钟左右，喇嘛们在敖包前的大人字形帐房内齐诵《甘珠尔经》，吹起大型的铜法号，锣鼓齐鸣。上午十点钟左右，祭祀正式开始， 喇嘛们站立两侧，诵经奏乐，放九响的“大王炮”。梅林念祭文，再由王爷或协理敬酒，烧香，燃表，向敖包上撒些铜钱。这时，所有参加祭祀的成员都要行跪拜之礼；王公贵族按品阶或爵位着官服，士兵和学生都要穿操衣，运动员背上弓箭，按照喇嘛乐队、蒙古王公、梅林、章京、参领、佐领、王府的骑兵、赛马队、射箭队、摔跤队、教员、学生和地方乡绅的顺序，排列成队伍，转敖包三圈。因为有扎萨克或协理参加，所以步伐整齐，都很注意自己的动作和仪表。 祭祀完毕，王爷会邀请梅林、参佐等属下共进野餐，美美地大吃大喝一顿，以示关怀。仿照清廷的风格，由王府的厨师将烤好的整猪先抬到王爷或协理的桌前过目，然后将其肢解，送到每张桌上。这一天的中午，凡是参加祭祀的成员都要野餐，但饭菜是有等级区别的。 王府组织的这次盛大祭祀活动，还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借此检阅府兵和部众的军事素质。因此，七月初二这一天，便由祭祀活动转为赛马和射箭、摔跤比赛了。当时锡伯河两岸是牧场，王府门前没有任何建筑物和耕地，便于赛马和射箭，但必须划分场地，立上标牌以示区别。参加赛马的骑手有一百多人，分为骑兵队、牧民队。这叫快马比赛，健儿们大显身手，争夺名次，要一直跑到上瓦房一带。第二项是摔跤比赛，大约有三十多人参加，肩披跤衣，下穿五彩裙子，足登快靴，竞争激烈，围观的人高声齐唱助战歌。第三项是射箭比赛，参加的人比较多，蒙古王公贵族大多参加这一比赛。箭头都是用牛角和骨头做成的，有五个空洞，射出后带有响声，中与不中，一听便知。贡桑诺尔布办学后，崇正学堂、毓正女学堂的学生们也要在这一天参加竞赛，项目有体操表演，长、短赛跑等。初三这一天，更是以检阅府兵的素质为主了，科目有队列表演，分集体和单兵，马术、实弹射击，如一马三枪等。凡是在比赛中争得名次的，由王爷或协理赏三杯酒，哈达一条，还有其它奖品、金钱等。 三天的祭祀活动，人员很多，达到几千人，一些小商小贩纷纷到来，搭棚设摊，经销各种商品，还形成了一场很有民族特色的商品交易会。在旺王时期还会组织晚会活动，有两处说蒙古书的，两处说好来宝的，一处唱民歌的。 只是，随着蒙古王公势力的衰落，这种“官祭”的规模也越来越小，比如旺王执政时，每次敖包大会都要搭三十几座帐房，到1900年以后减少到十几座帐房。再比如从1923年开始，会期也由三天改为一天，1944年停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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