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一期里，本报为您介绍了喀喇沁亲王府内的“吴绶卿醉卧处”以及其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一期里，本报将再为您介绍一个被称做“中国近代蒙文铅字印刷的创始人”的人——特睦格图。这个人也与这座亲王府有着很深的渊源。时至今日，喀喇沁亲王府中除了有喀旗历史沿革馆、尹湛纳希文学馆以及漠南王府书法馆而外，还有特睦格图印刷馆。这个馆现存40余件文物，50余种历史文献，还有50多张历史的老照片。通过这些文物和文献的展出，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特睦格图为蒙古民族的印刷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字印侯，留学日本时叫古松，1887年旧历十二月初七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大西沟一个平民家庭，即现在的赤峰市喀喇沁旗。  贡王义子  特睦格图，满语，汉译为“痣”。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是遇到了贡桑诺尔布王爷，这个右眼眉上有痣的小男孩儿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为。 据说，特睦格图从小就聪明伶俐,得到了喀喇沁右旗亲王贡桑诺尔布的赏识，收为义子，进入崇正学堂学习。1903年，由于学习成绩出众，特睦格图又被送到位于北京总布胡同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文俄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特睦格图只好辍学回家了。 1906年冬，出国转了一大圈的贡王爷决定从本旗子弟中挑选八个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让他们留学日本，这其中就包括特睦格图和女生金淑贞。东渡扶桑后，特睦格图入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科。毕业后,他又想继续学医,经贡王同意,转入东京慈慧医科学校。1910年，特睦格图于1910年同金淑贞结婚。金淑贞成为特睦格图后来事业发展的“贤内助”。1912年，特睦格图毕业回国，在喀喇沁、赤峰等地行医一年有余。1914年,贡桑诺尔布到北京任蒙藏院总裁，特睦格图也得以跟随，担任这位王爷的首席翻译官，还是蒙藏院的庶务科科长、典礼司员和蒙藏学校的教授，多次陪同贡王参加蒙藏会议和外事活动。 特睦格图早年就致力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并专心致志地从事蒙、汉、藏、满文的古代典籍翻译与整理工作，得以逐步成为精通蒙、汉、满、藏四种语言，又通晓日、俄文的杰出蒙古族学者。他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更是利用工作之便，结识了许多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名流与学者。在与这些人畅谈国事、共议救国教民的道路时，特睦格图深感出版蒙文书籍之难，开始有了创制蒙文铅活字印刷术的想法。 。  蒙汉合璧  当时，蒙文印刷还没有铅活字，只有少量的木刻印和石印。对此，国内外的许多有志者,尤其是一些蒙古族的技术人才,也曾多次进行过创制蒙文铅活字印刷术的尝试。但由于蒙古文字的特殊性，都未获成功。如在清朝光绪、宣统年间，就有“蒙人扎拉丰阿君，纠合同志在北京设蒙藏编辑局,铸造蒙文铅字,翻印书籍。旋以事阻,未果,此志未成也”；1913年，有一个通晓蒙文蒙语的汉人，叫黄序东，“铸成蒙文铅字……适库伦都护使征求边才，黄君为罗致而去,印刷事业亦未果”。与此同时，俄国人于1913年在哈埠出版过蒙文铅印杂志,1915年日本人也在东北出版过蒙文铅印日报,但它们对中国采取了技术保密措施。并且，这些由外国人制成的蒙文铅活字，字形难辨，工料毛糙，印刷体上下衔接不合缝，所以也是制而少用。 特睦格图是在“漠南影新社”开始他的发明创造的。 “漠南影新社”实际上是特睦格图在北京私宅开办的一个家庭照相馆,专为旅京蒙、藏人服务。他的摄影技术也很高明，博得了好评。所以，这是以“漠南影新社”的名义,石印蒙汉合壁的教科书,借以筹资为创制蒙文铅活字做准备。 1915年前后,特睦格图在对中外铅印工艺做出充分研究后,首先将蒙文、满文上、中、下三体四百余字(蒙文324个，外加满文等特需字头)书写成标准的楷体字,然后分类排队，选其美观大方的字形，再精雕细刻,反复实践。他第一次的试验是用牛角刻出85个字形，“用解剖之方,成聚珍之板,以一字之剖用,能作数字之运用”。但应用于印刷时上下深浅不一,粗细不均,未获成功。特睦格图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继续坚持攻关,改用日本黄杨木做材料,手刻数百蒙文字头。这一次，通过改进后的字形虽略有进步,但因我国京津地区不能承制木刻活字板,如若用木刻字模,还须到日本。如是，这第二次的试验又因为经费的原因而告吹，研制蒙文铅活字的工作不得不暂停了。1919年,在贡王的支持下,特睦格图数次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向日本人学习相关的雕刻技术,切磋琢磨，初步制成了蒙文铅活字,做成铜模,铸出了字。1922年冬，经过反复试验，特睦格图在解决了拼制时上下衔接配合不当等难题后，蒙文铅活字印刷术终于获得成功，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特睦格图创制的满文铅活字也问世了。 蒙文书社  蒙文铅活字印刷术创制成功后，特睦格图写出“蒙文铅字说明书”,向政府呈请立案。民国政府农商部为这项发明颁发了三十年期限的专利证书，不征捐税，发奖表彰。 1923年春,特睦格图向贡桑诺尔布、吴桑恩和、金永昌、张文、杨时芳、刘丕元等人集资，多者一千大洋，少者六七百元，共筹资约五千元，在北京创办蒙古族有史以来第一家出版社——蒙文书社,自任总经理。蒙文书社蒙文印刷厂也在蒙古族学者伊德钦、金永昌、恩和布林等人的合作下宣布成立，厂址最初设在北京教楼大街张旺胡同九号,后迁至北京北池子五十七号公产房院内，铅印出的第一部蒙文书是《西汉演义》,一套八册,印数五百套,计四千本。 1923年，由郭道甫派两名蒙古人到蒙文书社学习后,于1924年创办了内蒙古东部影响最大的东蒙书局(在今沈阳)；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蒙文书社技工师乡亭赴上海,在商务馆开始印刷蒙文书刊；1926年创办的察哈尔盟(商都)蒙文印刷厂,也是先在蒙文书社培养技术人才,然后回商都开办起来的；193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人到蒙文书社学习，聘请蒙文书社技工汪振铎到蒙古开办蒙文印刷厂。 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活字以后,有西欧人前来学习。由于特睦格图的慷慨相赠,使中国的蒙文铅活字印刷术传入西欧。我国后来开办的蒙文印刷厂大都是在北京蒙文书社的技术支持下兴办起来的。尤其是蒙文书社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蒙古族印刷工人,他们不仅成为解放前蒙文印刷业的先躯,为我国蒙、满、藏文铅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成为我国解放后蒙文印刷业的技术骨干。1923年,特睦格图受段祺瑞政府委托,又创制了藏文铅活字印刷术，继而在蒙文书社内铅印藏文典籍。第九世班禅到京后，特睦格图兼任北京瀛台班禅照料处处长、班禅印经处处长。 从1922年到1929年末,是蒙文书社出版图书最多的七年,仅特睦格图翻译、编辑并付梓印刷出版的书籍就有《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三国演义》、《西汉演义》、《聊斋志异》、《进士缘》、《公文呈式》、《蒙汉合璧四书》、《蒙文分类辞典》、《蒙汉分类辞型》、《蒙文教科书》、《内外蒙古地图》、《内外蒙古各盟旗系统一览表》、《蒙、日语会话》等，还出版了蒙、藏文字典、藏经多种。特睦格图还译完了《红楼梦》,只是因资金困难,未能刊印问世。 1925年10月12日，在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张家口土尔沟街。特睦格图本人虽未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对内蒙古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内蒙古革命活动的许多宣传品都是由特睦格图给予秘密印刷的。1930年2月,特睦格图被任命为南京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常任编审兼科长,当年12月份专任科长,直到1934年11月份辞职。他还是我国最浩瀚的教育年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编审委员之一，并由他撰写了有关蒙藏教育的部分。 1930年秋,南京政府教育部、蒙藏委员会、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都急需铅印蒙藏文技术,遂由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牵头，经由这三个部门出资六百元，把蒙文书社迁到南京小沙帽巷二十二号。从此,蒙文书社停止印刷个人著作,专门为这三个部门承印蒙、藏、汉文书报、公牍之类。从资金收入来说,这段时间是蒙文书社的黄金时代,特睦格图等人获得了巨额资金，因此得以购置多套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印刷设备。1932年1月,日本军舰炮轰南京,蒙文书社只能印刷少量蒙语教材。1934年5月，特睦格图到钱家店(今通辽市)、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兴安军官学校任蒙文教授，南京蒙文书社也就因此而结束了。这一时期,特睦格图还和那顺孟和一起把英文打字机改造成蒙文打字机,应用于兴安军官学校。 1936年,特睦格图又打算在兴安军官学校印刷蒙文讲义,还把存放在北京、南京等地的蒙文铜模、排字架、铸字机、印刷机等设备搬运到王爷庙，筹备近一年，终因资金不足而未能如愿。不久，蒙文书社股东之一恩和布林来到王爷庙，与特睦格图商量后，决定将印刷设备交给蒙文书社技术工人玛希巴雅尔运往伪蒙疆政府使用。1934年4月间，这套印刷设备运到呼和浩特,为《蒙疆日报》社开印《蒙古周报》。1939年9月，又将这套设备运到张家口的“蒙疆新闻社”,继续出版《蒙古周报》，直到解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