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更多精彩  [引题]:在宋太平老人所著之《袖中锦》中，列有天下美物，其中的契丹鞍与端砚、建州茶、蜀锦、定瓷、东绢、夏国剑、高丽秘色瓷并列为天下第一。由此可见，在一千多年前，出自现赤峰地区的契丹鞍具之精良程度了…… 凌空绝险如平陆  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 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无挟策读书人。 毡裘冬猎千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 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 这首诗是苏颂的《胡人牧》，下有一题注：“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其中的“胡人”，当然是指契丹人喽！在一千多年前，现赤峰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生态环境很好，成千上万的羊群散养于山下或草原之上，逐水草而四处游动。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居无定所，风俗习惯更是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人大不相同。正如刘经的《野韭诗》所言：“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 刘经，字大可，大辽契丹帝国境内的汉族人，祖籍河北，仕于辽穆宗耶律璟、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三朝，可谓“元老”了。但在各种史籍中，关于这个大人物的名讳的记载却有出入，有的记为“刘景”，有的记为“刘泾”，还有的记为“刘京”，实为同一人。 通过刘经的这两句诗，我们可以知道，种植蔬菜绝非契丹人的长项。他们的饮食习俗也多以肉食和乳品为主，山野菜是这个民族补充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如山葱、野韭菜、山蒜等，更是他们佐餐的佳品，生津开胃，化腥解膻。对此，在宋人孔平仲所撰之《谈苑》有载：“刘经为虏政事舍人，来奉使，路中有野韭可食，叶绝佳，作诗云云。” 在这里，北宋诗人张耒的《寒猎》又为我们留下了另外一张与赤峰有关的老照片： 十月北风燕草黄，燕人马饱弓力强。 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杀阴山双白狼。 青毡帐高雪不湿，击鼓传觞打令急。 张耒，生于1054年，卒于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宋神宗熙宁年间，张耒考中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哲宗绍圣初年，他又以直龙阁学士知润州。宋徽宗初，张耒召为太常少卿，成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之一。通过这首《寒猎》诗，张耒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十月，塞外已刮起了北风，草原一片枯黄的颜色。此时，趁着马儿最为强壮的时节，彪悍的契丹人跨马持弓，开始打猎了。由此可见，马对于契丹人来说，意义重大。 据研究考证，契丹人在出行时是男子骑马，女子乘车或骑马。鞍马和驼车是契丹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一些辽墓的壁画《出行图》中，其中心内容多为鞍马和驼车，分别象征男、女主人。可以这样说，鞍马、驼车是契丹人出行工具的典型代表。 边城养马逐莱蒿 有资料显示，契丹人驯养的马主要有三种类型：最常见的是小头细颈的改马。改马虽然品相不佳，但是腰背发达，四肢有力，野性不失，善于驰骋。北宋郭雍称“衣裘鞍马皆北狄也，马颈细而后大者，胡人谓之改马”，改马是契丹人主要的马种；另一种马是西域马，高头长腿，威武雄健，是从西域或中亚地区进口的良种马；第三种马是果下马，形体格外矮小，是一种特形马。《辽史》载：“果下马，马名。谓果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边城养马逐莱蒿，栈皂都无出入劳。 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 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 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 苏颂在上面这首《契丹马》的下面还写了一个长长的题注：“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剔，云马遂性，由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从苏颂的这段题注中可以了解到，相对于中原马来说，契丹马的驯养办法也是够“野”的了，平时散养，战时征用，不修蹄掌不理鬃毛，“风寒霜雪任蹄毛”。 为了保证马匹的供应，大辽契丹帝国会选择最好的牧场，设立专门的群牧使司进行管理。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到辽末二百余年间，“群牧之盛如一日”。在长城内外及草原大漠之间，计有西路“群牧”、倒塌岭西路“群牧”、浑河北“群牧”、漠南“群牧”和漠北滑水“群牧”等几大官营牧场，牧放着大量马匹。据说，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年）五月，因为“群牧”官马数量激增，道宗皇帝下诏，以“进阶”的形式奖赏了“群牧”官员。到了大辽契丹末年，也就是天祚帝统治时期，契丹人的牧马仍有“数万群”。女真灭辽，耶律大石率契丹余部逃奔中亚，大量“群牧”马匹亦随之西迁。契丹人驭用之马，除了官、私牧养者外，也有一些是来自属国或属部的贡纳。契丹大军在与周边诸部及邻国的征战过程中，也经常掳获大量马匹为己所用。在大辽契丹帝国鼎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对此，宋代彭汝砺在《胡雏》一诗中这样写道： 秃鬓胡雏色如玉，颊拳突起深其目。 鼻头穹隆脚心曲，被裘骑马追鸿鹄。 出入林莽乘山谷，凌空绝险如平陆。 臂鹰緤犬纷驰逐，雕弓羽箭黄金镞。 争血雉兔羞麋鹿，诡遇得禽非我欲。 莫怪小儿敏捷强，老宿胡人此为俗。 胡雏，即指契丹族的小孩子。在这首诗中，诗人除了描述了契丹族孩子的发型、长相和穿戴，很有史料价值而外，更强调了契丹人从小就善于骑马射箭，而且这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引以为傲传统。“胡儿十岁能骑马”反映了契丹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善于草原骑射，长于鞍銮装饰的民族风貌。故而，契丹人把养马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判财富多寡乃至身份高低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辽史》“仪卫志”和“食货志”记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由此可见，在一千多年前的赤峰地区，骑马、驾驼或坐车出行是生活中的常态。尤其是马，在契丹族人心中的分量是极其贵重的，是射猎、出行的最好助力与帮手。特别是在作战中，马以其超人的速度、耐力、机动性等因素，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对于每一个契丹人来说，骏马“真堪托死生”。 画马今无胡待诏 03 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 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 画马今无胡待诏，射雕犹惧李将军。 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 此为苏颂的《观北人围猎》诗，题下也有一小注：“北人（指契丹族）以百骑飞放，谓之‘罗草’，终日才获免数枚，颇有愧色，顾谓予曰：‘道次小围不足观，常时千人以上，为大围，则所获甚多，其乐无涯也’。”契丹人最独特的文化就是游牧与射猎。而无论是射猎、交通，还是作战，都要依靠马，离不开马。 大辽契丹帝国的皇帝和贵族们大都精于骑射，喜好行围打猎。他们正是通过围猎培养和训练骑射技艺，以保持传统的民族风尚。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捺钵”制度，就是这种骑射文化在现实中的投影。骑着飞驰的骏马，纵横草原、弯弓射雕者，是契丹人心中公认且神往的英雄形象。契丹男子是马上健儿，契丹女子亦善骑射，《辽史·后妃传》即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前所未有，亦其俗也。”辽代后期兴宗朝和道宗朝有两位皇太后，她们虽年事已高，但骑射本领却不减当年。如，辽兴宗重熙十年九月，皇太后随同兴宗皇帝“秋捺钵”，“射获熊”，兴宗皇帝亲自为太后进酒祝寿；辽道宗咸雍元年七月，皇太后跟随道宗皇帝“秋捺钵”，“射获熊”，道宗皇帝很高兴，“赏赉百官有差”；当年十月，道宗皇帝携诸皇族游猎医巫闾山，“皇太后射获虎”，道宗皇帝大宴群臣，命群臣赋诗祝贺。 俗语云：好马配好鞍。由于马是契丹族日常生活和游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契丹族对马具的制作特别重视，而且非常讲究。爱马饰马，是契丹族的一大特点。有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马具制作工艺的成熟，是在公元六世纪（隋唐）之后。这也就是说，契丹人制作马具时，正是处于中国古代马具制造的成熟阶段，而且颇具浓郁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我们都知道，一套完整的马具大致由“辔”、“鞍”和“镫”三大部分组成。但每个大的部分内还都包括一些具体的物件，如衔、镳、缰、络、鞯、胸带、鞧带等。契丹人非常重视马具的制作与改进，以适应其骑马放牧、渔猎和作战的需要。考古学家指出，契丹人的马具制作已趋于成熟和完备，形制注重实用和舒适，便于骑乘。以鞍桥为例，木质胎心，厚重结实，前桥直立，后桥向后倾斜，前后木鞍和两侧木鞍座板均用榫卯拼接，座板变窄，鞍座呈凹弧形，骑者骑乘时感觉非常舒适并方便上下马匹。目前所知，契丹马具有确切年代的主要出自阿鲁科尔沁旗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赤峰大营子驸马墓、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等。在这些辽墓出土了大量的鞍桥，以金属包片又以银质或鎏金银质最多，说明契丹人有崇尚银鞍的风俗。在包片上，契丹人常装饰以双龙戏珠、双凤戏珠、云纹、卷草飞鸟、缠枝牡丹等精美的花纹。契丹人制造的马具装金饰银，精美华贵，工艺优良，被誉为“与端砚、蜀锦、定瓷并称天下第一”。据宋太平老人所撰的《袖中锦》记载：“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与此同时，马当然也是契丹人文化表达的最好媒体，鞍马具能多方面表现契丹人崇尚。从一定意义上说，打扮马就是在打扮主人，什么人就会具有什么样的马装备，由此可以轻易地区分社会等级。契丹人爱马、饰马，其马具制造工艺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据记载，他们在赠送宋朝和其他邻国的节日礼品中，鞍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宋会要辑稿》载：大辽契丹帝国祝贺北宋皇帝的生日礼物中就有“鎏金银皮鞍勒、红罗匣金绒绣方鞍二具，白楮皮黑银鞍勒、毡鞯二具，绿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鞯二具”。契丹皇帝曾送给宋徽宗一个“金涂银鞍辔”，鞍上凸起的龙、凤、卷草等上鎏金錾花，银地金花，华贵富丽，令人目眩，无怪乎连藏有天下之宝的宋徽宗都发出辽之鞍勒“率皆环奇”的由衷赞叹！ 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北方原契丹辽地出土的不少辽墓壁画中，不乏契丹马的形象描绘。如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出行图中有一匹果下马，被一名髡发的契丹人骑乘；敖汉旗北三家一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上，即画有一匹全鞍辔枣红色马，马向外立，马首扬起，头鬃系成一缨，马右后腿抬起，其余三腿直立。在这座墓的东壁的壁画中间还绘有一匹黄色公马，马头高扬，双目前视，四蹄作奔跑状；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石棺右内壁有一幅《契丹放牧图》，图上除了牛、羊外，马的形象最为突出，走在畜群最前面的是契丹牧人骑乘的两匹全鞍马，红缨雉尾，彩色鞍辔。鞍马之后尾随着四匹散马，其中一匹为黑花马，另三匹为白色马，均做昂首甩尾奔跑状，有一匹白马还作回首上昂状；库伦二号辽墓墓壁有一幅《引马图》，画面上有一匹栗色马，马背上鞍桥为紫色，鞍桥下垫一浅黄色鞍鞯。这个鞍鞯的四周饰环形黑边，黑边里饰卷云纹，辔头和后鞧为黄色，马镫为银白色，靠近马额头的鬃毛扎成短婴，垂于额上，马尾中部用黄色带子捆扎。或许，此即为“画马今无胡待诏”吧。“胡待诏”指胡瑰，大辽契丹时的著名画家，最早创作游牧民生活的画家，善擅长画马。 遥想当年，乘骑雄壮的骏马，配备精美的马具，契丹铁骑当年纵横大漠南北，无人能敌。在契丹各军种中，骑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据《辽史·兵卫志》记载，由“大帐皮室军”和“属珊军”组成的辽国契丹帝、后之御帐亲军，即是两支精干的骑兵队伍。大辽契丹帝国还有强大的宫卫（斡鲁朵）骑兵部队，十二宫一府，“出骑军十万一千”。此外，契丹亲王大臣的私甲、镇州驻军及各部族军等，也都是以骑兵为主。而以骑兵为主力的大辽契丹军队，最高可达60万众，这是一支多么令人震骇惊的军事力量啊！ “诗忆赤峰”系列之十二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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