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首发于今日头条
中国无哲学论的提出，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不同层次的原因。
第一，中国无哲学论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对哲学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同。
上文已经详细地指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例如亚里士多德理解为探讨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各种属性，黑格尔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与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最好体现等等，不一而足。
文德尔班
而主张中国无哲学论的西方哲学家代表之一的文德尔班，则是在把“哲学”理解为“是对宇宙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的基础上来反驳中国哲学家的。
客观公正地来说，站在哲学是对宇宙和人生观的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这一内涵的立场上，这是中国哲学自古以来所拥有的传统，尤其是近代中国哲学则明确地把哲学定义为对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想。
坦诚布公而言，文德尔班所理解的哲学是与中国哲学范畴同属一个屋檐下，是同坐一条船，也是被栓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他将他的理论坚持下去则是自取灭亡。
文德尔班
因为中国人早将哲学视为研究三对关系：一是研究人对宇宙自然的认识，有如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说、女娲炼石补天说等宇宙生成论皆是最好的例子，道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道生万物，这还需要辩解吗？二是研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如中国儒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扮演着处理社会关系的角色；三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自我修养的关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修炼成仙，佛家（仅从佛教主流宗派来看）的去除我、妄二执以达到涅槃的境地，从而转识成智、顿悟成佛等等。（这里我用儒家、道家、佛家而不用儒教、道教、佛教是为了和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区别开来）
第二，中国无哲学论是因为在概念大体上一定的情况下，因它所囊括的范畴不同而产生的。概念与范畴毕竟有一定的交集部分，概念侧重的是抽象的定义，而范畴则侧重的是在实践判断过程中具体的边缘。
我们可以把中国无哲学论命题的论据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思想家是否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和思想的自由。中国历史上，爱自由的人与爱智慧的可能不分伯仲，诸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不自由、勿宁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是中国思想中有无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例如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道”、“玄”、“有”、“无”，就是形而上学。《礼记・中庸》就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精辟论述，《道德经》开篇就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还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玄学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时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有”，后来宋明理学讨论理与气的关系等等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要从这些内容层面否定中国哲学，就必须对引入“哲学”概念来整理中国固有学术的道路和成果进行证伪，如果不能证伪，那么中国哲学就有合法存在的合理性。
三是在希腊哲学的范畴之外是否也存在着“爱智慧”的中国哲学，孔子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难道不是爱智慧的明证？
维特根斯坦
四是在中国哲学界所派生的中国有无哲学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这显然是受了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的影响。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由语言构成的命题才是科学地认识世界的方法，一个命题有无意义是通过语言所组成的命题而定的，如果命题能够与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事物一一对应，那么它就是真命题，否则便是伪命题。由于哲学语言所构成的命题不能与事实一一对应，而是一些形而上的命题，因而这些命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哲学问题都是伪命题。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争论极有可能是因此而派生的。（因为科玄论战时，科学派定要全力以赴地打倒玄学派，所以借此契机攻讦玄学派，打出中国无哲学论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是对判断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标准不同而产生，标准自身就存在着对自己作为标准的身份进行确认的悖论，它是在前面两个差异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因为概念与范畴的差异最终导致评价问题的标准不同、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同。这就好像今天不同国家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而国际法则是最大的最小原则。
中国无哲学论的始作俑者
例如中国无哲学论的始作俑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宣称中国或者东方没有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哲学，他的理论依据是哲学乃抽象理智的结果，思想自由和主体性是最基本的条件。这样以来，以封建大一统为特色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产生他所谓的哲学的。
后来，文德尔班不仅仅没有能够从概念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涵义，而且顺着黑格尔的思路，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精神”束缚了我们的思想自由和主体独立。
德里达
直到当代，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在访问中国时仍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并修正说这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哲学与思想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它的源头是希腊。
从德里达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洞见，西方有的是“哲学”，中国是有的“思想”，哲学与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差别。西方哲学家如果说他们有思想就和中国说我们有哲学一样，如果非要把这种观点发挥到极致，则势必会出现“中国没有哲学、西方没有思想”的可笑论调。
其实，哲学和思想在德里达这里是可以互换的，因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推论：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也有哲学，西方不仅有哲学而且也有思想。与黑格尔的观点相比，德里达等当代哲学家强调的是其特殊性，体现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而黑格尔则强调的是其普遍性，哲学是“世界精神”的最高体现，中国没有哲学乃是“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同样都是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与德里达的论据又是天壤之别。
近些年，有关中国无哲学的论调更是频频出现，这是本文立足于现实而展望未来的出发点。
例如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歪曲，把“儒家”归结为“儒教”，这样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和宗教没有区别的意识形态，完全否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合理性。还有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冲突论》里对中国文明所作的挑战，无非就是以西方物质文明对东方特色的东亚文明（或儒家资本主义）进行挑战。以上这些争论仅仅限于西方哲学领域内，却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反差，而在中国哲学家内部则是如何争论的呢？下面我们从中国哲学自我反思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无哲学论”。
列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