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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母亲的忧愁

 冬歌文苑 2021-02-03

母亲的忧愁

1

或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美的,我也毫不例外。只是,我母亲的面庞上,似乎比别人的母亲多了几分忧愁。

母亲今年已经是85岁高龄的人了。有时,我还是可以从老人家不易察觉的眼神中,尤其满是褶皱的脸上,读到一丝忧虑或者愁绪。对于母亲的忧愁,至今我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老人家的美中不足?抑或是在为她锦上添花?

听外婆说,还在我襁褓时,母亲就已经开始深深地为我担忧了。

那是上世纪1958年中秋节过后,刚刚三个月大的我,就被母亲抱着从河南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湖北,跟随先期到达参加围堤的父亲,投入东西湖区大规模的垦荒造田。还在路上,她就开始发愁,村里既没有幼儿园,也没有闲人帮助看孩,大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我这么小的婴儿怎么办?

到达东西湖后,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了国棉三场用芦苇隔开的牛棚里。父母都要下地干活,母亲无奈之下只能在早上或下午出工前,把我用被子紧紧地围在床中间,等中午或下午收工后才能回家喂奶。期间,无论她的奶水把乳房涨得有多疼多难受,满脑子愁得都是孩子饿成了什么样?哭成了什么样?孩子在屎尿中泡成了什么样?……

两到三岁的时候,我虽然开始由外婆照看了,但吃饭问题又成了母亲的“心病”。

由于当时家家都不具备开火做饭条件,大家都是发粮票吃食堂的“大锅饭”。关键是买回的一人一钵“干饭”,蒸得只比稀饭略干一点,我这么小的孩子经常都是一钵不够,哭叫着还要。母亲知道我是个“饭桶”,总是把自己钵里的饭给我留一些。她出工时要是肚子饿得难受,看到地里有什么野菜、野果,趁人看不见塞一点到嘴里以此充饥。

那段日子,外婆看母亲瘦得可怜,想分一点给我这个正在成长却完全不懂事的孩子,母亲又怕外婆吃不饱。不过,母亲从来不让父亲分饭给我,她知道当时年轻力壮正干活的父亲,那一钵饭自己都是不够吃的。

总担心我吃不好的母亲,虽然自己可能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但她还是把吃进去的那一点食物化成了奶水,用来补充我的营养,直到3岁多才让我断奶。不过在断奶前,或因奶水生成太快太多,再加上母亲干活太卖力没在意自己,造成了右边的乳房发炎,一夜之间便开始红肿、化脓,后来开了两刀。

母亲一生生过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因肺结核夭折。在抚养过程中,撇开老人家担忧孩子们的吃饱、穿暖、生病、治疗等问题不说,仅哺乳造成的乳腺发炎,就让她活活地挨了四刀。

小我十岁的大妹妹出生不到一个月,母亲右边的乳房再度发炎、化脓、开刀。手术当天,还是母亲吩咐我去村里医务室,把医生请到家里做的。

刀口切开后,母亲乳房内乳白色的脓水竟然喷出20多公分远,来不及躲闪的手术医生被喷了满胸。帮助医生递剪刀、纱布的我见此情景,吓得号啕大哭。这时,母亲顾不上自己的刀割之痛,叫我去化一点红糖水喂嗷嗷待哺的妹妹,以便支开我回避这血淋淋的场面。

母亲为抚养孩子遭罪这一幕,对我来说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2

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担心我们兄妹四人吃不饱、穿不暖,影响长身子。稍微长大一点我们都走进了校门后,她又担心孩子们受人欺负,伤到了哪里。

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生在国民政府一个营级军官的家里。蒋介石败溃台湾之时,她的父亲因政见不同,拒绝随蒋赴台;由于自信没做过恶行,坦然解甲归田。不料,土改时她家里不仅被划成了地主,父亲也被当地几个农民镇压,她自己也成了“黑五类”。

更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她的孩子们也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地主羔子”,受尽歧视。作为长子,那个年代母亲其实并不在意是否能够加入“红小兵”“红卫兵”什么的,她最担忧的是我会不会成为那些“熊孩子”的“下饭菜”。

母亲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她的人生经历足以说明:当一个人的命运被某个运动或者某种势力裹挟后,厄运便开始降临。果然,十年校园学习阶段,我就不知道被那些“根正苗红”的孩子无端打过多少次,回家时经常鼻青脸肿。

记得还在上小学时,我路过村南边一块跟我个头略矮一点的黄麻地,看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拿着弹弓在打黄麻地里吃虫子的鸡子。走着走着,突然我的左眼被一枚弹丸击中了,顿时疼痛难忍,捂住眼哭着跑回了家。

母亲看到哭着跑回的我,眼泡已经肿得像个鹌鹑蛋似的,一边哭一边问我是谁干的,一定要带我找他们家去说理。她认为,孩子的母亲出身在地主家庭,不等于母亲生下的孩子也是地主;孩子都是随父姓,我们任家只是个中农。

于是,个头瘦弱、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的母亲,牵着我直接找到了那个小孩的家里,硬是让对方的父母赔了礼道了歉。

我知道,这样的忧愁,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多年后,还都没有让母亲免除。因此,她经常勉励我自己去改变自己。她说,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飞上了高枝,那些想随意欺侮你的人就够不着你了。

3

母亲如灯塔一般指明了方向后,16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我为冲出“重围”,17岁就当上了农场当时年龄最小的“劳动模范”。第二年,我不仅再次当选了“劳模”,而且还先后被队委会任命为小队宣传员、学习辅导员、农业技术员、作业排长等,工分也拿到了十分。

要知道,在“吃大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身高刚过一米六、体重不足50公斤的我,要得到这样的荣誉,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呀?尤其是对那些“根正苗红”的青年来说,我简直就是“逆袭”!

母亲看着自己矮小、黑瘦的儿子如此拼命,常常是心疼地暗自垂泪,自责不已。尤其是看到儿子跟一米八以上个大腰粗的壮汉一般,或一担挑起4个“草头”,或双肩扛起近75公斤重的稻谷包一路小跑时,她的心每次都会提到嗓子眼,差一点就能从口中蹦出。

真的是太难为母亲了!她一方面为儿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常常受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自责、落泪,一方面又为儿子的努力高兴和身体的承受力担心。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努力更加刺激了那些“熊孩子”,认为我抢了他们的“风头”。有的在漆黑的路上,追着我在背后“打黑棍”;有的在政治运动中编造谎言,使“使阴招”对我进行陷害。

正如母亲的预料与期盼,当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以及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区广电局后,我们家被歧视、被欺侮的局面便宣告结束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真的应该感谢当初的那些“熊孩子”们,是他们逼着我走到了今天;反而,现在的他们仿佛过得都不是太好,甚至让人同情。

如果说过去的拼命努力,是为了摆脱某种命运的话,那么当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国家工作人员后,忘我的工作则完全是职责和使命使然。正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突发性心肌梗死近乎将我一次性击倒,同时也更增加了母亲对我身体状况的担忧。

当我通过医生四十多分钟的紧张抢救,从死神手中挣脱睁开眼睛,看到母亲和家人都围在我的病床前啼哭时,跟“熊孩子”打架从来都没有哭过的我,再也忍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此时的我非常明白,母亲是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呀!

几年后,我冠心病再次复发。在亚洲心脏病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住院期间,因怕母亲担心我谎称外出参加学习培训。但心明如镜的老太太,这点小小“伎俩”怎能逃过她的慧眼?只是,老人家不相信经历过多种磨难的儿子,会轻易先她而去,会不尽自己应有的养老送终责任和义务。

4

作为子女,我发现我和弟弟妹妹从小到大,甚至现在我都过了花甲之年,却从来没有让母亲未担忧过。她的忧愁,小时候多为我们的吃穿住行,长大一些就是安全保障,再后来就是工作收入,到现在变成了身体健康。

母亲不仅担心自己的孩子,还常常牵挂远在河南的祖父、祖母,以及很早就失去了爱人跟着姨表哥、表姐过日子的外婆。直到祖辈们二十年前全都去世后,她还在惦记逢年过节,谁去上坟给这些故去的老人烧上一把纸钱。

近几年来,我注意到母亲的忧愁逐步迁移到了她一娘同胞的姐姐、未出五代的舅舅、照顾过外婆的表哥、表姐,以及我们兄妹四人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

我知道,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之人。早在我记事后,家里虽然经常寅吃卯粮,一个月不够一个月,但我看到凡走到我家门口要过饭的,母亲从来都没有让别人空着手离开过。她担心别人家因粮食紧张把门关上。

上世纪60年代末,从我们河南老家来湖北打工的亲戚及朋友,没有活干到时候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最多的时候都达到十好几人。对此,母亲不但从不嫌弃,还怕因粮食凭票购买严重短缺,就从地里背回大量白菜、萝卜等青菜掺到饭中,不管好坏尽量让大家填饱肚子。

姨表哥在外打工遇到一位朋友,大腿根处长了一个大疮,无奈之下带到了我们家里。母亲不仅盛情接待了这位既无血缘又无往来的陌生人,而且花钱帮表哥的这位朋友治好了病,临走时还帮他借了几块钱作为路费,担心出门三分难。分别时,小伙子跪下表示感谢,说母亲比他亲姨对他都好。

母亲总是在担心别人,总是在发愁不能为别人做得更好,可她自己才是最需要担忧和发愁的人呀!

从我记事的时候,我都看着母亲在大把大把地吃药,直到了现在。可就是这样一副矮小、瘦弱和缠过裹脚的身板,母亲在吃“大锅饭”的年代,队里的插秧、割谷、挑草头、拔棉根等各种繁重的体力农活,都跟别人一样去做。试想,一个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挑着一担重达百斤的稻谷或者秧苗,走在宽度不足一尺、“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的田埂上,该是多么不易呀?

母亲浑身是病,她还整天念叨表哥有高血压,表姐有胃下垂。她说,他们姊妹俩养过外婆几十年,是为她尽过孝的两个外甥,她要感谢他们。因此,外婆去世后,表哥每年过年从鄂州来武汉给母亲拜年,她不仅不收他们的礼金,还一定要给他们发红包。

二表哥的妻子因车祸高位截瘫,母亲闻讯后一定要回河南老家亲自看望。她说,二表哥是养过她一娘同胞的姐姐的,她也要表示一下心意。结果,80岁高龄的老人在返程的火车上,上吐下泻,浑身抖得就像摇摆机。好在,回去前我们准备了很多急救药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我还是相信,好的人家都会逢凶化吉,好人也必将终有好报。

5

前年母亲84岁生日,我们全家认为老人家闯过了一个坎,提前几天吃了个全家福饭,算是为老人过生。两天后老人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弟弟就把她送进了当地的医院住下来打针吃药。生日当天,乡下的舅舅等亲戚像往年一样来给母亲做生,她怕舅舅知道自己住院又多花钱,干脆就上午挂床,等吃过中饭亲戚们走后再去医院打针。

不料,客人刚走母亲就觉得心里难受得不行,家人慌忙送医院打针。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时,母亲竟然昏死过去,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病房。几位医生会诊后,说母亲是脑梗,这么大年纪的人别说抢救不过来,即便过来至少也是偏瘫,叫我们开始准备后事。

根据医生的意见,家人分头回去准备,我在病房门前留守。在等待消息漫长的时间里,我怎么想我的母亲都病不该死,命不致死。我不是个唯心主义者,我相信科学,更相信现在的医学条件。因为,我曾因心梗和心脏搭桥,两次从死亡线上挣脱;我的妻子因子宫绒线癌晚期和急性坏死型胰腺炎,也两次胜利逃出阎王爷的魔爪。难道我如此勤劳、善良、贤惠、坚韧、顽强的母亲,老天就不再给她一次机会?

果然,当晚9点多钟,母亲就从昏迷中醒来,10点钟就下掉了呼吸器开始说话。两天以后,她就从ICU病房出来,一周后病愈出院。医生说,84岁的脑梗患者昏迷后苏醒之快、痊愈之快,且无偏瘫等后遗症,在他们手上尚无先例。这老太太给当地医院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真诚希望医院经常有奇迹出现,也更希望母亲能再创造奇迹。因为,有母亲就有家,有母亲我们做儿女的才有去处。

不是吗?母亲病愈后,我冬季在她家里的沙发上午睡,她总是担心我盖得不够严实,去帮助掖一掖被角防止漏风;或者怕我盖得不够暖和,再加盖一个大袄或者棉被,防止睡着了容易着凉。

去年夏天,我陪母亲聊天时,无意中谈到肩周炎复发。没想到老人家竟然记在了心里,特意让父亲去帮我买了个按摩器。待我再去看她的时候,老人家便拿出来教我怎么使用。特别是她在背后用按摩器帮我按摩双肩时,那种从上而下、从外到内的温馨、温暖、幸福感油然而生,两行热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直往下滚。

我一直在想,母亲的忧愁固然对她的健康不利,也会催她老得更快、更很。那是否就真的影响了母亲的美丽呢?维纳斯不是有断臂残缺之美?林黛玉不是也有多愁善感之美吗?

不过,与维纳斯和林黛玉的外表之美相比,我觉得母亲的美是表现在她的内心深处,更是如春日的太阳般温暖。而且,母亲的忧愁都不是关乎她自己,都是对别人的惦记、牵挂、关心和照顾,包括我们这些儿女们都是受益者。难道这种美不是更美的美吗?

当然,我如此说来并非是有意将母亲与人比美,而是表达一种对她的了解、理解、尊重和敬仰,是想该怎样去感恩和报答老人家?比如,在母亲健在的时候,努力尽好自己应尽的本分,多让老人放心、安心、舒心、开心。其实这样,或许能报答的也不过是挂一漏万,远远不够。

我知道,每个人包括动物都有自己报恩母亲的选择和方式。如羔羊有跪乳之情,乌鸦有反哺之义,幼鳢有母食之孝。而我们人类,很多孝子都自觉选择,来生与母亲继续保持母子的关系。

如果苍天能够给我一次最能报答母亲的机会,那么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百年之后,下辈子我与她换个个生活:就是,我把老人家送到南山马上随她而去,然后我投胎做母亲的母亲,请母亲转世做我的儿子…… 

 2019年1月5日于汉口沐心斋 

                                         图片/网络

作家简介

任树华,湖北省作协会员,武汉市作协会员,东西湖区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当过6年农民,干了3年建筑,做新闻28年,从政7年。在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发表新闻2000余篇,近200篇获奖。文学作品散见于《贵港日报》《青年文学》《今古传奇·速读》《武汉作家》等国内报刊,其中近20篇散文被《中国散文大系》《中国散文精致读本》等多种版本书籍收录,出版有《石榴花开别样红》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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