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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刚刚写出的《戊戍年六月廿九日大岭古徒步随手记》这首诗还比较满意，原因在于，在平缓的语调中叙述的转换包含了我所理解的历史意味，以及就此呈现出来的对时间与生命关系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当代诗的批判一直强调诗人对历史和现实没有做到真正的深入谈论。对此我并不认同。在我看来，对历史的认识并不需要我们大喊大叫的说出一些结论性的话，而是在具体的诗篇中通过具体的设制来达到对其的呈现。这里面，态度呈现是重要的。很多时候一句仅仅提示的诗句，所具有暗示作用已经够了。在这首诗中，我提到了一九六六年，一九八九年，而且仅仅是提到，并没有谈论它们。但我觉得已经够了。因为任何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它们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已经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它们所包含的历史意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深长的。我希望说出它们已经能够起到某种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的认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当代诗人在并不自由的“话语场”中怎么找到历史叙述的方法，从来都是一种对写作智慧的很尖锐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是不断的寻找恰当的方式。 自从文化中心主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以来，对不同文明的平均主义的强调已经造成的事实是，当今关于文学经典的认识必须建立在自身文明的背景之上才是有意义的。由此，我越来越感到或许到了不远的将来，在不同文明中的人，对文学经典的再次确认，需要首先符合的是与自身文明背景的一致性原则。而那种以普世价值观来认定经典的作法很可能不再具有权威效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生产会不会再一次回到拒绝对文明体系外文学的学习，就成为了一个需要人思考并给出答案的问题。这实际上产生出来的是新的对文学意义的认知——我们真的能够在文学中生产出超越性的产品吗？对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只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直接而清晰地做出判断。但似乎有一点可能会是我们必须要想一想的，语言的自我限制是否真的存在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之中。基于此，一个汉语诗人是否真能写出如一个英语诗人那样的经典作品？虽然我们到现在还仍然能够通过翻译带来的阅读，对其他语种的作品有所认同、给予赞赏，但是这一情况真的不会发生变化吗？对此我觉得并非不可能。很显然，这种疑虑的产生，必定会让我们看待写作的眼光发生变化。关键的问题很可能变成了怎样在写作中找到更切合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写作方法。这一方法里包含了对语言本身，形式和结构的重新理解。很可能新文学的产生要在这样的思考下获得完成。 我对一些成天把自己是大诗人吊在嘴上说的人一直心生鄙视。原因在于是不是大诗人这种事，说是说不成的，是就是，不是呢，再怎么说，就是牛逼吹上了天也不是，哪里需要不停地说呢？我觉得老是这样说的人大概出自两种情况：一是缺少历史文化认识，不知天高地厚；二是心虚，不得不老是用狂妄给自己吹气。本来我觉得后退一步看，自己是不是大诗人也不是不可以说那么一下，适当地吹一下牛也并非不可以，譬如当年杜甫也算是吹过牛，自我夸赞自己的，像他诗中所言：“如今海内耽长句，我和李白句最工”。同样让人感到牛逼哄哄得不行。只是杜甫是因事而谈，在那个时代，就长诗写作而言，杜甫的确写出了能够骄傲一下子的几首长诗。这些长诗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一。但他肯定不是天天把自己是大诗人吊在嘴上说的。他更多地是在写作上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以至到了越是生命的晚年越是写得牛逼。总之一句话，牛逼可以吹，但如果天天吹，那肯定不是吹牛逼而是吹尿包了。 有时候看到古代诗结构诗歌的方法，不禁觉得那一整套后来成为习惯性的运用手段，其实也是简单的，不过是二元分类的对位法。譬如山对水，雨对风、花对鸟，内对外，等等。这种东西，如果学一学，写起来应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无非是想象与观察相结合，无非是语言的概括力的把握。由此对写现代诗有了更加慎重的认识。现代诗法无定法，写作的形式生成随机性很强，完全需要在具体的诗的写作过程中依势而定。这样的情况很容易造成的后果是，如果把握不当，意义的发展就会出现偏移。我在很多时候看到一些现代诗，要么头重脚轻，要么头轻脚重，甚至还会出现无腰或腰太细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无法可依，自我的掌控失当。从这个角度来看，说现代诗很难并非是矫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吧，写现代诗，对语言的认识很重要，写作的经验很重要，节奏的掌控也很重要。这几方面的重要都必须处理得当，才有可能让一首诗变得有机且均衡。而对有机与均衡的收获，可能正是现代诗写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对绝对问题的关注，是当代诗写作中很欠缺的方面。这是由于文化原因造成的吗？中国文化，虽然也讨论生死这样的大问题，但好像与西方的着重点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西方诗歌中的很多作品，主题直接面对生死而延伸至信仰。而中国诗歌则多半将之与时间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获得的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落实到当代诗，如果没有重大的与自已有关的生命触动，很少有人去写谈论死亡的作品。甚至还有避谶的说法。正因为这样，超越性在中国当代诗中是缺失的。变成了我们很难讨论的东西。所以对此问题的关切，我们常常只好从西方诗歌中去寻找。很多人就此认为中国诗歌缺乏深刻，不能将人带入到与永恒的对话。我到是不这样认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儒家文化对人世责任的强调，对现世生活的关切，并非不需要中国当代诗歌去细致地把握。在这一点上，像“逝者如斯夫”这样的感慨所带来的对生命的浩叹，我觉得仍然是我们可以写出丰满诗歌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关乎时间与生命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深入进去探究，仍然能够让中国当代诗人写出孤绝、高蹈的诗歌。我觉得，一种高妙的诗篇或许正是因为我们触及这样的问题而具备了明晰认知的可能，并进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让我们可以深入进内部去谈论它。 词语意义的迁衍，应该说是在历史中不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词与它们最初被使用时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还有一些词到了今天已经变成了“死词”。不用说《康熙词典》中的词，就是一本《现代汉汉语词典》中的很多词，在今天被使用的频率亦少得可怜。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根本就不会再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谈与传统的对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只能被看作是一项清理工作。所以我对那些动辄谈传统的恢复的言论实在没有一点兴趣。我觉得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文化的发展是在两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是创新，一是抛弃。当然这也可以将这两情况看作一种。所以对于当代诗而言，创新才是第一要务。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地以发现的眼光看待写作。在这一点上，我尊重那些变革家们。当然，由于分寸问题，变革很可能被滥用。把持不好，变成任意而为，则是笑话了。我希望时刻告诫自己的是不可狂妄。写作，很多时候其实是纠错行为。从可能偏离的状态中把自己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对词语的想象是不是漫无边际的？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这要看在何种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应对方式看待问题。通常情况下，以艺术的名义来谈论它们时，最容易发生的现象是，不受任何束缚。其实问题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仍然要受到自身生命的限制。这就使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逃不了与世界基本的关系。这样一来，想象的支点其实仍然是受到存在本身的控制的。所谓人们思维的抽象能力，可能会带来的发展、归纳、总结的能力，如果没有了支点，要获得最后清晰地认知事物，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艺术可能发挥自己最漫迂的向外展延的能力。但是这也可能是有边界的。所以，词语的想象，要我看来或许是对语言边界的寻找。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对语言边界，人类思维有扩展的能力。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只是打破边界的行为需要的智慧，到底是以什么形态出现的，我还没有把握去认识到它。就诗歌而言，也许每一种可以被称为新的创造性的作品，都是这种能力的一种具体体现。 苹果手机赞赏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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