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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在庙中流连忘返，信步闲行，忽然柏影踵踵，似乎无意闯入了一片清凉世界——此前就曾听说过白水的仓颉庙是庙墓一体的，仓颉去世后就安葬在这里——眼前门洞后，一座坟起的土冢上长满的青草和小树在微风里婆娑，发出轻微沙哑的声音，却愈发衬托出天地的空旷和广袤，而仓颉墓就静静隐在这片宁静与荫泽之中。 环墓一周有东西两个门洞的花墙是民国二十八年所建，东门有一副对联：“画卦再开文字祖，结绳新创鸟虫书”，横额“通德”，意思是仓颉继伏羲氏八卦记事之后再成文字祖宗，易结绳记事而创鸟虫之书，此等功德可通天地。走进门洞，墙、墓之间有一条窄窄的长满青苔的环状小路，大概有五十来米的样子，可供游人拜谒。紧挨墓塚又有六角形的砖箍，和花墙一起把这条小路变成了古朴的夹道，高约四五米的坟冢上满是不知名的大小各异的植物，再向外一点，又是森森古柏的繁枝茂叶苍翠欲滴。从西门走出，也有一副对联：“雨粟当年感天帝，同文永世配桥陵”，横额“类情”。关于这两副对联，亦有出处，《淮南子·本经训》载：“古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因为仓颉创造了文字，感动了天帝，天帝特意给人间下了一场谷子雨以示奖励，而这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谷雨”的来历。鬼为什么嚎哭，据说是因为从此它们的恶行将能被记录下来，文字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除此之外当然还能记载那些光明正义伟大高尚的事情。而“谷雨”祭拜仓颉也从此成为我国民俗之一。 实际上，文字应该是伴随语言的出现而出现的。人类杜会之初很长一段时间里，因生产力极低，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斗争。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应运而生。但是，语言一瞬即逝，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递到较远的地方，而且，单靠人的大脑记忆是不行的。于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时而生。但是不管结绳记事是用多少根绳子横竖交叉，那只是一种表示、一种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概念，属于一种表意形式。只可被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绝对不等于文字。 而文字的产生，应该是于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掌握的绘画艺术中脱胎而来。那些画基本是动物和人像，这才是文字的前驱，而社会是愈发先进的，于是又逐渐发展出了比较普通和广泛的语言。在这之后，才有可能图画转变成文字。这就好比当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也叫它为“虎”。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了。而随看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麽逼真和一致了，这就是图画向文字方向移转的过程。 这并不是否定了仓颉的功绩，仓颉的功绩恰恰在于他广泛搜集民间的图画文字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有系统的象形文字。《春秋元命苞》：“仓帝史皇氏……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宏伟和光辉的事业，文字的诞生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使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自此以后，汉字作为记录、保存、传播知识的独特工具，在长久的实践中，保存了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历史和长久积累的知识。汉字对中国和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伟大的作用。 旁边的游客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绕仓颉墓一圈可保四季平安，两圈家出状元，三圈富贵如山。我并不相信这些，但这也能说明仓颉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高崇。 而千载盛名下的仓颉墓，却历尽沧桑默然无语，一任来客追思凭吊。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孔子。传说他曾跪倒于此，痛哭不绝。 毫无疑问，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他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亦受尊成圣。 虽然在距今2500年的春秋时代跋涉几百公里专为吊唁一个素未蒙面的古人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是《史记》里却有一篇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的文字。从今天的曲阜到洛阳，也有一段不算近的路程。孔子临别时还得到了老子赠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指出了孔子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危险的现实情况。我想这是文字作用在孔子这里的个体化。所谓周辙即东，王纲堕，诗书不存，孔子因作《春秋》。《春秋》一书出，而乱臣贼子惧，这和仓颉造字而夜鬼嚎哭又何其相似。 老子真是一位智者，预见了之后的景象。孔子一生事鲁留卫，周游列国，过宋适郑，受困陈蔡，虽以暮年被鲁国尊为国老，但一生未受重用。然而福兮祸所伏，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也许正是因为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所以才能述往事，思来者，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笔巨额精神财富。传说仓颉也是这样，因在黄帝和蚩尤的部落兼并战争中丢失了重要的作战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黄帝又气又急，于是惩罚性地安排仓颉不再随军，专门留下来画图造字，而最后文字的产生大概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成为文明出现的标志。但是这在当时也许很难理解吧，传说公元前4650年前后，炎帝神农氏的四任帝姜明听说仓颉造出文字后十分恼火，认为他违逆祖制大逆不道，便派军队征讨。仓颉不服，亲率本族迎战并击败之。相较之下，孔子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而立之年的时候学问才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声望也逐渐远播，但仍然是个手无寸权的教书先生。只是到了知天命之年，才时来运转，登上了鲁国的政坛。由中都宰、小司空而大司寇，并且“摄相事”。正当孔子准备一展政治才华，进行他理想中的社会改造工程之际，却由于触犯了鲁国大贵族们的既得利益，被无情地赶下了鲁国的政坛。 孔子也以好学著称，但是他又认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谁懂他所不知道的知识，他就拜谁为师，此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也是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也是勤奋的人：“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奔波九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样看来，孔子是仓颉的同道，所不同者只是仓颉首创了文字，而孔子用文字写下了《春秋》，除此之外，他们这种穷道究极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而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追求光明、正义，无所畏惧，满怀期盼的奋斗精神，是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追求仁善的人道精神，也是热爱生命和自然，向往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精神。这正是汉字的真正精神。 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还有分支。传说孔子回到鲁国后，众弟子问：“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龙之为物，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老子其后西出函谷，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杳杳而去，如龙变化，不知所终，也验证了孔子的论断。 与《鸟迹书》记载了炎黄合流，天下重复安宁这段历史一样，《春秋》记载着前722年到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余年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社会的抱负和热情。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性质的著作。可是现实是，孔子短短三年的政治生涯就像滑过夜空的流星那样转瞬消失了，终其一生再没有机会走进政坛。《历朝纲鉴会纂》记载，公元前481年春，鲁人狩猎获得一头麒麟，怪而杀之。已是古稀之年的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修《春秋》。麒麟作为传说中的瑞兽，降世而无人能识，又与孔子何其相像。大概孔子的心目中，也是颇以麒麟自许的。他在晚年有一首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也许孔子认为仓颉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吧，只是仓颉生逢黄帝，自己却遇到一个诸侯纷争的时代，一生坚守的信仰将在纷争中渐渐失去应有的尊崇，所以两位圣人隔着时空进行了这次对话。孔子借人酒杯，浇己块垒，以至于在仓颉墓前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孔子祭仓颉这段传说未曾被记载，真伪也无从判定，但是历史又确实赋予了它真实的灵魂。 听人说，仓颉墓上西侧那颗硕大的柏木树桩本是能预报风雨等气象的“转枝柏”，它生来就分四个枝，分别指向东、南、西、北。每年轮流枯荣，哪边的树叶枯了，就预示着哪一方即将遭遇旱灾，哪边的树叶葱茏、茂盛，则预示哪一方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可惜后来毁于数十年前的文化灾难中，如今只剩那光秃秃的一段在风中轻叹。 燃起一炷香在仓颉坟前，心中默默祈祷，愿这棵转枝柏能枯木逢春，再一次枝繁叶茂。 2013年3月于白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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