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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的说考试作弊是很多人都做过的事情，但是当你再次想起时内心会感到不舒适吗？ 我想除非事关重大，或者第一次“作案”，大部分人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更别说把它上升到“信用缺失”的高度。 然而好事者常常以此为题大肆渲染，最终将其演绎到关乎个人、家庭、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未来的大事。 罗马尼亚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就是这样的好事者，他的作品向来是以小见大，通过描绘个体或者某个群体的困境，从而能揭露整个社会的弊病。 其作品《四月三周两天》讲述大学生为了非法堕胎，被迫出卖肉体的故事。 这一关注的焦点一听就让人眉头一皱，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佩服蒙吉的“胆大妄为”，他把社会最黑暗的最痛苦的一面撕裂给大家看，正如鲁迅笔下的“真的猛士”。 也因此该片入选第60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并获得当年的金棕榈大奖，绝对是实至名归。 而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其新作《毕业会考》虽然未能拦下金棕榈大奖，却获得了提名，并获得最佳导演的奖项。 《毕业会考》 与《四月三周两天》相比，《毕业会考》关注的社会问题看似小了很多，但是当你完整看完电影就会发现，这部电影是以小见大，足以四两拨千斤。 如果说《四月三周两天》中非法堕胎仅限于在校大学生群体，那么《毕业会考》通过考试作弊事件营造出来的人物困境，却将罗马尼亚社会窘迫的现状突显出来。 影片讲述一位叫伊莱扎的女孩已经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只要会考成绩达到一定分数就能出国留学。 但是在她会考前一天遭到袭击险些被强暴，因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导致她第二天考试失利。 为了保证接下来的考试获得高分，她的爸爸罗密欧·阿尔迪亚选择走后门拉关系，帮助并教唆女儿考试作弊，从而期望最终获得去出国留学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唯关系论是很多国家的现状，无论是上学、就医还是工作，不走后门拉关系似乎就办不成事，这几乎成了一个人存活于社会的必学技能。 很多人说这是社会“逼”的，他们在做这些事请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心虚，但是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毕竟大家都这样做。 为人父母者常说“我们算是完了，把希望留给孩子吧”，于是竭尽全力为了给孩子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想方设法送孩子出国。 像电影中罗密欧帮女儿出国拉关系走后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罗密欧先是找当警察的朋友帮忙，警察朋友又找到副市长帮忙，副市长恰巧要做肝移植手术需要罗密欧帮助，于是副市长找到他曾帮助过的学校领导，最终学校领导帮助罗密欧的女儿作弊。 整个拉关系走后门的过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最后一环直接告诉孩子该如何作弊——把试卷第一页最后三个字划掉，好让阅卷老师认出试卷——这就会放大我们的羞耻之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个肮脏腐败的社会里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哪怕是破罐子破摔，但是孩子不能像我们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他们摆脱这一环境。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们不允许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诚如电影中的罗密欧不愿意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教育不公平、医疗腐败、社会混乱，以及官僚体系僵化的社会，他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把女儿送出国。 但是袭击事件让他陷入挣扎，为了让女儿会考成绩达到出国标准，他必须直接告诉女儿如何作弊。 我们常把身教重于言教挂在嘴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不得不去做违背这一原则的事情，这真的是艰难的心历路程。 影片最后的结果是伊莱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唆使，她是通过哭泣博得监考老师的同情，从而获得足够的时间答完试卷。 这显然是导演蒙吉浪漫化处理的结果，但是伊莱扎最后对罗密欧说她不一定会选择出国，则是以开放式的结局反讽之前罗密欧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努力。 这里大有“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儿女好，但是儿女不领情”的意思。 有人说电影《毕业会考》中的故事放在中国社会同样成立，我想假如你已经为人父母，你的体会应该更加的深刻。 显然电影中的故事在很多中国家庭中上演过或即将上演，假如你就是伊莱扎的父母你会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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