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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导演蒙吉的《毕业会考》讲了一个中国人无比熟悉的故事：为了顺利送女儿出国读书而耗尽精力的父亲，最后牵扯出政治腐败、道德困境、亲子关系、中年危机、职业操守等等话题，涂抹出平凡人生的最大戏剧性。 采访、撰文｜Muyan、顾草草
《毕业会考》讲述了一对父女，在面对人生种种突发情况时的情感、关系变化。父亲计划女儿Eliza一满十八岁就出国留学，只要考完毕业会考拿到毕业证，女儿就可以顺利留学去了。但在考试前夕，女儿意外被人袭击，打破了他的计划。一方面他要争取让Eliza正常参加考试，另一方面他在职场上、政治上也面临窘境，同时因为情妇的暴露，他自己与妻子的婚姻也岌岌可危。 故事听上去简单，但蒙吉将之拍得细致而有张力。从家中的窗户被砸破起，父亲开车送Eliza上学，差点撞死一只狗，到达医院后又迅速去寻找被袭击受伤的女儿。蒙吉从开头就用充满寓意的线索将故事串联起来，用直接的矛盾砸入父亲原本平静的生活，并以警长的介入、情妇的出现，使得情节延展性更大，衔接更紧密，并由此展现出一片中产阶级视角的罗马尼亚社会图景。 剧本滴水不漏，不像他2007年获得金棕榈的作品《四月三周两天》那样浓缩精炼，也不像后来夺得最佳编剧的《山之外》那样沉静平稳，本片以生活化的速率串联起大量对白，以不可胜数的细枝末节累积情感，涉及政治腐败、道德困境、亲子关系、中年危机、职业操守等等话题，涂抹出平凡人生的最大戏剧性。 开放的社会性使得每个角色都立体丰满，以父女情感互动为主线，使得本片的内核更为柔软温情。绝大多数场景都使用极具真实感的自然光，手持镜头充满人文关切。虽然以蒙吉的一贯水准来说，人们会有更高的期待，但确实已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曾被不少影评人认为剑指金棕榈，场刊也给出了3.0的高分。 B=外滩 CM=克里丝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
B:在您的电影中，做到保持道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CM：我当然不认为。比如，礼貌待人就是某种自我妥协，你需要掌控平衡，控制自己不跨越道德底线。当然，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出决定，这正是困难所在。我很喜欢影片中那个病人的角色，他在故事结尾去世了。要知道，这是生而为人必须承担的“重负”，你必须分辨是非，划下道德的界线。
B:而您的电影讲述的也是在自己的国家中，曾经的变动留下来的痕迹直到今天，但未来的希望似乎只是离开而已。
CM：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我自己并没有在西欧国家生活的经历，因此影片中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映射。而仅仅在伦敦和巴黎观光旅游，并不能让人真正理解这一切。只有花费时间去观察各种关系，才能领会这种社会系统。我认为对于西欧国家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描绘的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人们在社会中求生存的模式。通过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人们懂得，法律针对的是宽泛的境况，而不是具体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只是空话而已。面对任何事情，你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都说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中——虽然我很不喜欢民主这个词，社会形态尚未尘埃落定，因而在这样的过渡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并不确定。我们可以想想看，领导一个国家的或许并不是最有能力，而是最会说话的那些人。或许我们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这部影片，不过我的本意是探究个人层面的选择，个人为了孩子采取的对策。只有我们采取措施去改变教育系统的某些环节，才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B:今年是罗马尼亚电影的所谓大年，官方单元中有三部罗马尼亚电影，当然你们的作品主题不同，风格不同，但也能让人隐约感受到一些相似的地方。
CM：我们基本上也都是独自工作，但也不能否认也有互通有无，比如当我写了一些东西之后，会给一些朋友比如柯内流·波蓝波宇（Corneliu Porumboiu）看，当我剪辑完第一个版本之后，也会放给他们看，反过来，他们也会这么做，但这不是有组织的或者有约定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往而已。因为我在罗马尼亚也会发行一些电影，所以比如当波蓝波宇制作了一部电影时，也会希望让我在国内发行他制作的电影。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谓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开始时并不是那种内部统一、步伐协调的美学流派，但最终却也达成了对待电影的某种共同准则。但这么说，我还是希望我们拍摄、制作不同的电影，而且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在我们之后推出新的作品，这样他们也可以受益于因为我们的电影而带来的人们对罗马尼亚电影的关注。
B:所谓这种共同准则，是什么呢？
CM：是某种对电影的共同认识，或者说某种电影观的共享。比如对于其中某些人来说，那就是不使用配乐，使用最简单的剪辑方式、甚至说不对作品进行剪辑，等等。这些都是某些关于电影的想法，它们在剧本写作之前都已经被考虑到了。“导演”这个词说起来很容易，但其实大部分人都并不知道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比如我从最开始就看着别人拍片，接着自己也从很早时就尝试拍片，但到了一定的时期，仔细思考一下，就发现电影可以是很有欺骗性的，甚至可以变得极其有欺骗性。
B: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影是“危险”的。
CM：因此为了减少这样的欺骗性，你只能给自己定一些规则，一些电影观的理论，比如我认为长镜头可以减少这样的欺骗性，或者说尽量减少剪辑，甚至不使用剪辑，以免对影像进行操纵。我也认为，使用音乐可以更简单地调动观众的情绪，比如，如果你将一部美国电影中的音乐去掉再重看这部电影，就会发现也就变成了另一部电影，因为之前大部分的情绪都是来自音乐的。那我们是否就应该考虑不使用音乐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些都是导演需要仔细思考做出来的决定，我必须对自己的电影进行全面的思考和设计，摄影机如何运动，如何使其跟随自己的演员，只用情境创造情绪，而不使用其它附加的方法，等等，比如我从来不会让摄影机做无用的运动。
B:然而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和规则。
CM：是的，我并不认为可以将电影观普遍化和统一化，而需要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准则，依照自己的想法和规则来做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我也不认为根本不能使用音乐，在某些情况下，当然可以。同时我也尝试去努力不受影史上重要电影的影响，以免自己对于电影的认识和规则受到别人的影响，电影应该受到生活的影响，或者说生活是电影的规则和源泉。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电影中有一些像是毫无意义的“死亡时刻”，因为生活不会只替你选择那些重要的时刻，电影也该如此，而不是将这些“空”的时刻都剪去。 B:那么这部电影对于罗马尼亚的现状有一些什么思考呢？
CM：有些关于自由的东西我们确实发展或者开放地慢了一些，因为在之前五十年的政权体制下，我们没法一下子做出多大的改变，二十五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已，必须承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完成从这么长艰难时期的过渡。比如之前被广为宣传的一些思想，我认为其实还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并且这样的记忆甚至是可以遗传的，我认为这些东西在现在的罗马尼亚各个阶级中仍有表现，也许与之前的方式不同了，但还是很广泛存在的。
B:那么电影是否会“帮助”人们改变某一些思维，或者说促进社会的更新？
CM：我希望电影能够成为社会的声音，但我也必须同时承认，电影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必须将每个事件放回它们的情境中去思考，去观察。电影可以创造很多东西，但是对于社会演进的作用，我并不认为它究竟有多大。 首先，电影就无法深深地植入社会核心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像以前那样对电影的尊重；甚至失去了看电影的习惯。因此只能以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对于某个个人，电影可以改变他的某一个决定，某一个想法，在生命的某一刻。但是我很怀疑可以通过电影来对社会做任何更大的事情。艺术本来也许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具体到电影，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B:具体到这部电影，您的念头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什么促使您构思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CM：其实说实话，是在公园的椅子上听到一些家长谈论自己也许才更出生，或者至少非常小的孩子的事。然后之后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或者我观察到的，被加入了这个电影中；或者是来自于媒体报道，我一直都有对媒体报道很感兴趣，我自己也是从记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关于腐败或者教育腐败的媒体报道。于是这各种因素汇集起来，就写了这样一部电影。我从社会中搜集元素，然后某一天把这些东西都串联起来，我认为，这也是与世界连接的方式。
B: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成年人在电影中都无法掌控自己，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他们的子女，因而这也促成了他们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是一种责任。
CM：现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而且必须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些父母，也许在现实中是很好的人，他们会很好地对待你，但当他们在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某一天你也要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因为你也是这个“互助”体系内的一员。也许有很多观众因为他们的善良和客气而觉得不必报以批评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事，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需要在初高中，学生受教育的地方看这样的电影，当他们踏入社会之后，现实往往有时候是让人失望的，你需要时时刻刻思考隐藏在表面现实之后的是什么。我记得自己在拍前两部的时候就想，社会中的恶是怎么运作的，也许很有可能就是通过不那么坏的人，甚至是好人来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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