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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缘于两个多月前检察官作家研修班上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的推荐。对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本就十分喜欢，曾经惊奇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多角度写作方式和异域风格的奇妙、玄幻。而这本《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虽然还是那种多视角叙述的写作方式，但却已经变成一个娓娓道来、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小说有顺叙、倒叙、插叙等讲述方式，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却别出心裁地从故事的中间开始讲起，然后往两边延伸。在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一个小村庄里，青年麦夫鲁特在堂兄弟苏莱曼的协助下，悄悄地和他的梦中情人私奔去伊斯坦布尔。途中麦夫鲁特发现，和他私奔的女孩居然是他梦中情人的姐姐。原来，在三年前的一场婚礼上，麦夫鲁特对女孩萨米哈一见钟情，给她写了很多情书。这些情书都由苏莱曼转交给了萨米哈的姐姐拉伊哈。苏莱曼恶作剧地告诉麦夫鲁特，那个女孩叫拉伊哈。于是，麦夫鲁特和拉伊哈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开始了他们艰辛却幸福的人生。然后，小说回到过去，从麦夫鲁特小时候讲起，通过麦夫鲁特和他的两个堂兄弟考尔库特、苏莱曼，以及维蒂哈、拉伊哈、萨米哈三姐妹的人生故事，给读者展示了一幅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社会底层的生动画卷。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不得不赞叹帕慕克观察和描写生活的细致，不得不惊讶这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一模一样的发展经历。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有大量农民的进城，有他们建造的简陋的“一夜屋”，有沿街叫卖的酸奶、钵扎小贩，有城管与小贩的斗智斗勇，有旧城改造的拆迁，有顽固不化的“钉子户”。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现象在伊斯坦布尔也很常见。更为吸引人的是帕慕克对爱情中人的生动描述。女孩的天真，男孩的淳朴，父亲的操劳，母亲的溺爱，还有无数的误会巧合，无数的命运安排，无数的性格冲突，无数的亲情交融，都被帕慕克的一支笔写得活灵活现。比如他在第三章第6节“初中和政治”中写道：“麦夫鲁特一生都在怀念初中的那几年生活。初中时，他懂得了做一个土耳其人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还有城市生活远远好于乡村生活。有时，他笑着想起全班一起唱歌时的情景，在所有争吵和威胁之后，唱歌时就连最调皮捣蛋的学生脸上都会露出天使般的表情。”这样平易而鲜活的描述书中比比皆是，令人有阅读的愉悦感。读惯了中国式章回小说的朋友一定会对帕慕克的叙述方式很适应。 帕慕克在书中这样描述主人公麦夫鲁特：“他喜爱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让很多有趣事物在同一时间上演的地方，而且一个比一个值得观看。”麦夫鲁特从乡村来到城市，在城市的街道上观察这个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当他不再卖酸奶、钵扎时，他就心思恍惚，仿佛失去了灵魂。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老年的麦夫鲁特又挑着钵扎担子走上了街道，和这座城市共呼吸。帕慕克用麦夫鲁特的眼睛给我们描述了伊斯坦布尔几十年的变迁，又通过麦夫鲁特周围的所有人的眼睛来讲述麦夫鲁特这几十年的成长和成熟。这种交叉的叙述方式我很喜欢。 假如以后有一天我有了写作冲动，一定要学习帕慕克的方式，展示从每一个人眼里看出去的世界和所有人眼里看过来的你。这一定会比单一的叙述方式要好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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