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地区货币流通简史  解 飞 汉代至明代，今安顺境内有相当地区使用贝币。2005年冬，在镇宁县与贞丰县之间的董箐小河口遗址出土的一枚贝币，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贝能够适应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所以在境内流通、使用1800多年，对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发生过重要影响。 唐代，今安顺以西地区，旧隶云南省管领，境内以“绵、帛及贝为币，贝之大者若指，十六枚为—觅”（《新唐书南·诏传》）。宋元佑年间（1034—1035年），今安顺地区受“大理国”统治，仍用贝币。 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征服云南后，准许云南继续使用贝币，因此，贝币在今安顺部分地区继续流通，直到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春，大西军孙可望率部由四川入贵州转云南，铸行大顺、兴朝通宝铜钱，严禁海贝流通，违者“劓(割鼻子)之”。从此贝币才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改作饰物佩用或收藏。《黔南识略》载：“披袍仡佬，镇宁、永宁（今关岭）、平远（今织金）、水城有之……妇人以青线扎发，披青布带，缀海贝于上。”。 明清称“制钱”，本地称“毛钱”。两汉、三国时期的五铢、大泉五十、货泉、货布、剪轮五铢和值百五铢，唐、宋、明、清各朝的通宝，南明小朝廷发行的永历通宝、兴朝通宝、弘治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以及吴三桂在云南所铸之利用通宝、昭武通宝、洪化通宝钱等，在安顺地区都有一定量的流通，价值随市场涨落不定，每1000枚可易银五钱至一两。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间，大批铜元涌入安顺，制钱才逐步被淘汰。 1956—1957年清镇、平坝出土的钱币图1—2为五铢 图3为货泉 图4为大泉五十 图5为货币 1.银两 安顺境内金银的使用是很早的，如蜀汉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征南中，四郡皆平。以马忠为牂牁太守，“……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境内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金银饰品，如：1965年底至1966年初，平坝县马场出土金饰148件和银饰116件；1971年3月，安顺宁谷出土金指环四件、金珠一件和银指环三件。 但是，境内在宋代以前并无使用白银作货币的记载，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也说明了这一点。境内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是从宋代开始的，史料有明确的记载。 从北宋起，朝廷在播州罗甸（今安顺）设市马场，以利交易。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特在邕州设提举买马司，专办向罗甸、自杞（今兴义）、大理（今云南）各地买马事务。当时宋朝官吏胡舜陟到罗甸买马，一次就得1400匹（一说为2500匹），买价为黄金五镒（每镒为20两）、中金（白银）250镒……盐200万斤（《中国地方银行史》转引自《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马政》；民国《贵州通志·食货志》卷五十）。 清咸丰、同治以后，境内市面交易大都使生银，主要种类有：宝银，分船形、方形、圆形三种，其重约50两，来自川、粤、桂诸省者质色十足，来自淞江者质色最低；票银，船形，其重约10两，来自湘、川、粤、桂者质色十足，来自淞江者质色最低，本地者质色稍低于湘、川、粤、桂而优于淞江；锄头银，锄头形，其重约5两，来自广西，质色为九九五；牌坊银，牌坊形，其重约5两，来自云南，质色为九九；槟榔锭，槟榔形，其重约1两，质色十足；滴水珠，圆珠形，其重5—6钱，来自湖南、四川，质色十足；火宰银，砖块形，用时以火宰为方块，来自广东，质色十足；纹银，圆片形，为安顺银匠所铸，其重约l两，质色有九五至九九之别；市银，形状及重量与纹银相同，为安顺银匠所铸，质色九成。光绪中期，奸商串通银匠作伪，在市银内灌铅2—3分至6—7钱，制造“卷口银”、“半边俏”、“透身酥”等，俗称“滥市银”。后经安顺知府文海告示严禁，有不遵者准许百姓抢烧，乃将滥市银清除。 明清时期，境内白银的流通量是很大的，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诏征安顺州、宁谷寨六长官司长官阿窝等进京，命以银二十万两备籴。 大飞侠藏清末贵州金箔（“安顺府 城内东街 张大盛 十足金赤叶 包管回换”）  “安顺府 地丁”十两银锭 清代贵州“安顺府”茶花锭 布衣天子 藏 转自李晓萍著《元宝鉴赏与收藏》 清代贵州“安顺府”四两单槽锭 正面（重：148.1克 北京诚轩2013年春拍拍品 清代贵州“普定县”十两银锭 转自钱币天堂 四川西昌 舒圆 藏
清代贵州“安顺府”十两方锭 重281克 中国嘉德2012春拍 平尾赞平 收藏专场 2.银元 据《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载：安顺使用银元始于光绪二十五、六年（1909—1910年）。是时，粤、桂商人携有飞鹰洋(墨西哥银元)、站人洋(英国银元)、搬桩洋(法属安南银元)、日本银元及广东龙元、银毫来市贸易；湘、鄂、赣、皖诸省商人则携有北洋、江南、湖北龙元及湖北银毫来市贸易。至光绪末年，四川、云南龙元亦渐来市行使。 民国初期，先后流入的有袁像银元、帆船银元及滇造5角银元，其中滇造5角银元的流通量最大，甚至一度成为镇宁、关岭等地的主位币。民国16年(1927)，周西成主黔政时，发行“汽车”银币，但为数不多。24年，民国政府通令禁止银币，准行法币，但部分银币仍流通于安顺市场。1949年，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向西溃逃时，谷正伦铸造的、被用作发军饷的“竹子币”也有少量在境内流通。 民国年间，安顺银元流通量是很大的，光鸦片“特税”，年收入就达数百万元银元，在著名的安顺“四大号”（恒兴益、恒丰裕、公合长、天福公）中，恒兴益、恒丰裕的鸦片贸易资本就超过银元100万元。境内使用银元时，仍多不分版别，而以银元14枚作为同等成色的白银10两结算。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早期曾铸行铜质半分、1分辅币流通。民国27年、31年先后铸造面值1分、5分、10分、20分和半元五种镍币。镍币正面是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古代布币图案。抗战期间，曾在境内大量流通。随后因法币急速贬值，各种硬币被民间收藏，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1.元代纸币 元代一直禁止金银铜钱流通，而以纸币为主要货币。元代钞法在宋、金基础上更趋完备，由于有强大的发行准备金，当市面纸币过多时，随时出银收钞，以保持纸币购买力的稳定。至元末，奸佞擅权，朝纲废坏，滥发无本之钞，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形同废纸。 从文献上可知，元代境内通行的“宝钞”为数不少，如至正三年(1343年)，因八番（惠水）、顺元（今贵阳——安顺一带）等地闹饥荒，顺帝召令拨赈济款钞22000锭(《贵州通志·前事志·一》)。但因纸质关系，未能保留下来，迄今未见实物。 2.明代纸币 明初，政府推行钞法，钞钱兼用，钞为主，钱为辅。洪武七年（1374年)，设宝钞提举司，印造、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为了保证钞币的流通，政府又以强制手段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 明代，境内通过军政费用、赏赐等得到大量纸币。军政费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六日，贵州普定卫（今安顺市）指挥佥事戴关领本卫官俸钞473300余贯，未回卫分发，明廷命治罪。赏赐，据不完全统计，从洪武十九年(1387年)至天顺六年(1462年)，今安顺境内的普定卫、安顺军民府、安顺府、安顺州、永宁州、镇宁州、西堡长官司、十二营长官司、宁谷长官司、顶营长官司、募役长官司、康佐长官司、关索岭巡检司等共朝贡36次，贡品为马及方物。其中朝廷赐钞、钞锭、钞币22次，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云南普定卫指挥顾城及其属安顺等州土官阿窝等贡马，诏赐城白金四百两、文绮二十匹、钞五百锭，余各赐钞有差。 3.清代纸币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贵州官钱局安顺分局发行钞票，分100文、200文、1000文、1两、10两、50两、100两等七种，可以兑换生银。 4.民国纸币 （1）国民政府纸币 A.中国银行加盖“贵州”兑换券 民国6年(1917年)，中国银行安顺县分行成立，发行钞票流通于市面。初时兑付,皆为袁世凯头像银元，信用极佳，后因政局影响，行中基金被抽走，信用大减。中国银行加盖“贵州”的兑换券流入安顺，初期可以兑换袁像银元，故信用较好，后因政局影响，行中基金被抽走，钞票信用下降，民国15年(1926) 省政府通令废止中国银行钞票。 B.法币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通令改用法币，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法币随着中央军入黔，与滇铸五角龙元和当十铜元等混用。 C.关金券 民国32年(1943年)，关金券流入安顺，规定关金券1元折合法币20元，与法币混合流通。 D.金元券 民国37年(1948年)8月，金元券流入安顺，规定金元券1元折兑法币300万元。 E.银元券 民国38年夏，银元券又流入安顺，规定以1比5亿元的比值收回金元券。当时由于物价暴涨，币值猛跌，市面上不仅出现银元、铜元与银元券一起流通的金融混乱局面，而且还出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有人把银元券风趣地称为“掉脸钱”，盖其券面上印有蒋介石的侧面头像，实则收到后掉过脸就用不出。国民政府由于滥发货币，影响市场物价稳定，使货币不断贬值。 （2）贵州地方纸币 民国2年—38年(19l3—1949年)，贵州银行银元券、加章黔币、墨戳黔币、定期有利兑券、定期兑换券、贵州军事善后借款券、贵州银行存款券、贵州省银行银元券等流入安顺，在市场上流通。 A.贵州银行银元券 民国2年(19l3年)，贵州银行发行的钞票流入安顺，面额有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六种，但因基金寥寥，不能兑现生银或银元,票面涨落无定，虽经政府多次维持，贴尾盖章，抽签兑现，票值依然不稳，1926年省政府通令禁止流通。 B.“加章黔币” 民国12年（1923年）底，贵州督办唐继虞为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他别出心裁，搞了“加章黔币”，“继虞发行新黔币”，因急于使用，仓卒从事，而纸质恶劣，印刷不清，一经行使，易于作伪，税收机关往往借口拒收。此“加章黔币”总额为1039826.90元，多半在贵阳、安顺、遵义等地流通，可惜至今未见实物。 C.“墨戳黔币” “墨戳黔币”是在“加章黔币”无法继续推行的情况下，财政厅就所收手续费项下提出12万元，加盖“此币准在xx地照案搭缴各税，县局不得拒绝”之墨戳，明确规定“墨戳黔币”1元值银元5角，主动贬值50%，发往普定、龙里等24县使用，共计发出60000元。除平坝、大塘（今平塘）、关岭拒用，退回3340元外，实发56660元，应收银元28330元。实际只收银元15384.25元，尚欠12945.75元。 D.贵州银行存款券 民国22年(1933年)，贵州银行存款券流入安顺，百姓因前车之鉴，鲜有信任。 E.贵州军事善后借款券 1933年，王家烈重掌贵州军政大权。因内战迭起，商业疲滞，库空如洗，苦于无法应付，于是便在同年7月1日发行军事善后借款券。这是一种可按券面金额足数流通的票证，明显是一种强行摊派、不兑现的货币，是直接由当地军队向地方发行，作为货币流通使用。 F.贵州省银行银元辅币券 民国38年（1949年）5月，贵州省银行遵照贵州省政府训令，经该行董监事会通过，发行银元辅币券，面额有1分、5分、1角、5角，作为可以兑换银元的信用货币。自6月1日起，陆续在省内设有贵州省银行机构的贵阳、清镇、龙里、修文、思南等县市发行。在贵阳解放前的5个多月中，共发行253350元。
民国22年（1933年）贵州军事善后借款券1元 加盖“镇宁县”带存根 （正、背面）
民国22年（1933年）贵州军事善后借款券1元“郎岱县” 带存根 正面 （3）即兑条 1919年—1939年间，全省普种大烟（即鸦片），专门经营烟土的安顺四大号恒兴益、公和长、天福公、恒丰裕等，在鸦片上市季节，为解决大宗交易时的现金笨重和清点、辨伪等麻烦，便开出“即兑条”在市面上流通，面额有100元和500元等，不定期限，见票即兑。这种即兑条虽不限于四大号，但其他字号的即兑条不能过夜，起不到周转的作用。在四大号中，流通市面的以恒兴益为最多，因其资金雄厚，其他三家的即兑条则不甚吃香。 （4）代金券 抗战期间，为送青年参军，安顺商会发行代金券5万元。 （5）红军票 “红军票”即群众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的爱称。1935年4月，红军过镇宁江龙期间，群众拿大米、蔬菜和甜酒慰问红军，红军都付给了银元和铜币，有的则付给了工农银行钞票，后勤部队则用硬币进行兑换。现珍藏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枚3串面值的布质钞票，是解放后群众捐给人民政府的（黎德荣《红军长征播火种》：政协镇宁县委员会编《镇宁文史资料选辑》1990年3月第1辑）。
红军过镇宁县江龙使用的布币（正面） （6）滇钞 滇钞指的是云南富滇银行发行的纸币。民国时期，滇钞在安顺境内大量流通，并在安顺引起两次风波。民初，滇军入黔，军至安顺，即将富商邓子英、徐少贤等五六人拘留，勒索军饷，同时指使士兵在市场上强行使用富滇银行钞票购物。该钞票在云南本省因币值低落，信用丧失，已不能畅通行使。我省既无该行支行，形同废纸。士兵以大额钞票购少许货物，强迫商家找补硬币。北街京果店赵华轩、西街纱铺黄益洲，因拒收富滇钞票，被滇军殴成重伤。城中商家纷纷罢市，不敢营业。后经商会负责人等向滇军将领交涉，允筹军饷大洋10万元。迨款交清，邓、徐等人始获释放。 民国12年（1923年），滇军唐继虞部至安顺，东街京果店刘海清亦因拒收滇钞，被滇军抓走，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刘妻到商会哭讼，商会会长朱湘琴乃与滇军交涉，允筹军饷5万元，滇军应允不再在市场使用滇钞并立即将刘释放。但刘惊吓过度，精神失常，达年余之久。（安顺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7）军用代金券 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抗美部队在越南使用，面额有1分、5分、1角、5角、1元、5元六种。由于安顺地区紧邻云南，为援越部队必经通道，所以社会上有少量的军用代金券留存。 （8）人民币 1949年11月，安顺县人民政府通告禁止金、银和银元券流通，统一使用人民币(即1948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同时，为减少银元券持有者的损失，人民币与银元券以1比80的比值由中国人民银行安顺办事处收兑。很快提高了人民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并成为本地区唯一合法流通的纸币。 · 作者简介 2020年1月 值班编辑：李择红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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