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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泽流长 辉映乡邦 杜应国 近获张君厚林惠赠《张氏族谱》一部，厚达千余页，重6斤半，拿在手里须双手对捧。此乃厚林积三年之功编修而成。厚林之于我，有同里同村之谊，他家世居水洞，余居木当，相距仅一二里。水洞原名张家庄，村中有段、张、杜三大姓，木当杜姓即水洞杜姓的分枝，一百多年前方从水洞迁来。不意同乡闾巷，竟出此青年俊彦，年过不惑就担此重任，成此功德，足当为之浮一大白，为吾乡贺！亦为张氏家族贺！ 家谱，又称家乘，族谱，宗谱等。据“百度百科”介绍，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家谱是与国史、方志并列的三大历史文献之一。国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所涉多为朝代变更、帝王行状，以及重大历史变迁、历史事件及其相关人物的宏大叙事。方志，多按行政建制述一地之历史沿革、制度变迁，以及相关的风土风物等，大至一省，小至一县，竟至一山一水，一村一寨等等。唯家谱完全以宗亲血缘为纽带，叙一姓一族之血缘世系及其代表人物之故实。它记录的主要是某姓某族某宗某枝瓜瓞绵绵，世代繁衍又承传有序的详细名册。所以，家谱是一个家族溯源流，寻根底的依据和凭证，所谓寻根问祖，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家谱。现存修谱最早、历时最久、记载最完整的当数《孔子家谱》莫属，自春秋时期至今，历时2500余年，繁衍八十余代，堪称中华第一家谱。不过，孔子属特例，在孔子之前及之后直至两汉时期，只有记录帝王世系的谱牒，又称玉牒。家谱的真正兴起是在魏晋时期。汉代的官吏选拔，奉行察举制（及徵辟制），先由各级地方官吏在其辖区内考察、推举出所谓的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再经试用考核后任命为官。汉末天下大乱，察举制受到全面冲击而走向瓦解，故曹魏时期改行九品中正制，选拔标准为“家世”“状”（即个人的德、才状况）两个指标，将待选之人依次评选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予以任用。其中最重要而又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也即“出身”，一如我们几十年前大行其道人所共知的“家庭成份”，官吏的任命，主要以其家世尊卑、门第高低决定，由此形成了魏晋时期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制度，高官显爵全由世家大姓垄断。为了保证被选拔的官员确乎出自世传有序，“根正苗红”的士族之家，防止一般的庶族冒充士族，混入朝堂，荣登高位，记录各士族大姓世序传承的家族性谱牒就成为最重要的依据。但这样的谱牒必须是官修而不允许私纂，官修方能保证其来源的可靠性、权威性；私纂则难免会有篡改、攀附之弊，故魏晋时期的所谓谱牒之学隆兴一时，几乎所有的豪门士族都被记录在册，其功能约当于由朝廷统一掌握的各世家巨族的官方档案。隋代改行科举制，九品中正制被彻底瓦解和终结。科举制以全国性的“统考”开科举士，选拔官员，为寒门出身的人进入上层打开了口子，提供了机会，加强了底层人才的流动和攀升，其合理性勿庸置疑，以故自是而后，历朝历代皆奉行不怠，绵延了一千多年之久。唐承隋制，奉行的也是科举制，但出于扶持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需要，官修谱牒的惯例仍被继承下来，家谱或族谱仍不允许私自撰述。唐末战乱，五代十国，轮番上演，足可谓乱哄哄一片“你方唱罢我登场”，曾经兴盛一时的谱牒之学因此式微乃至衰绝。及至北宋时期，不仅许多新起的权贵，就是不少原来的世家大族，都因谱牒的亡佚而弄不清自己祖上的情况，有的竟至连自己祖父一代都不甚了了。于是寻根问祖成为各自的私事，官修的谱牒遂悄然演化为私撰的家谱，编修家谱作为一族一姓的“私事”终成惯例，到明清时代更是蔚然成风，并逐渐形成了相应的体例和规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家谱文本。其主体内容，往往以可追溯到的宗族始祖为起点，世代排列，谱系昭然。除此而外，还会将有关的家训、家（族）规或治家格言，以及家族中著名人物的传记、轶事等相关材料收录；有的则将家族祠堂、家族公产以及祖茔坐落等详载其上；并有“三代必修”或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惯例等等。 家谱虽为一族一姓之事，所记录的无非是本宗本派按字辈排行的人物世系表，不似方志以记事为主，举凡一地之地况、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等等，莫不搜罗殆尽，其内容之丰赡与家谱之单一适成反照。但家族的繁衍、迁移，又往往总是与地缘、居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致很多世家大姓都会把象征着家族起始、发达的封地或隆兴之地称为地望或郡望，作为其姓其族的标志，较著名者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等。故家谱及其所记录的家族、人物信息，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其所在地的文化构成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在地方性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安顺而论，现存较著名的一些家族老谱（民国及其以前）如《顾氏族谱》《黔南陈氏族谱》《梅氏族谱》《潘氏族谱》等，皆隐含有不少珍贵的地方史料，其中陈法家族的《黔南陈氏族谱》、梅月家族的《梅氏族谱》，以及曾任普定卫（今安顺）指挥使的潘克常家族之《潘氏族谱》等等，皆记录了其始迁祖随大军征调入黔，而后以军功封职、落籍，奉命戍守屯垦，复经后裔努力，数代之后即实现从军功世家转变为簪缨之族的家族史、奋斗史，就中亦折射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逐渐发展繁荣的历程。而此类资讯，一般地方志皆鲜有记载，非家谱难觅其踪。 以张姓为例。据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辑稿》载，安顺张姓竟有八派之多，分别为夏官屯张氏、定南张氏、十三旗张氏、马武张氏、天津张氏、白崖张氏、平庄张氏、华原张氏等。内除后四张外（原籍与入黔时间较晚或不详），前四张皆为明初入黔，是为“老姓”；又因其科名兴盛和人口众多，被列为“著姓”和“大姓”。“安郡氏族在明末以前，以潘、胡、伍、张、陈、汪、娄等七姓为最著名，李、黄、薛、梅、赵、孙、吴、王、刘、杨、朱、马等姓次之。”[1]后经明末天启（安邦彦）之乱，各族损失巨大，竟致有一蹶而不复振者。然张姓似未受到重创，至有清一代，更与黄、梅、陈三姓并列，称为“安郡四大望族”。[2]据书中所载，明清两朝，张姓共出进士3人，举人34人，共获功名37人，为各姓之冠。可知，一个家族的兴隆、繁荣，对地方人文影响甚大，贡献良多，此或人杰地灵之谓也。 说到张姓，厚林所属这一枝出自河南清河郡百忍堂的张氏，与《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所载诸张均有不合，这一点，1985年修谱时，主修张法孙先生已有察见，并特撰《续修张氏族谱考证》一文，结合族中老谱（同治谱）记录，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梳理和考辨，认为与《辑稿》所载之“定南张氏”有异有同，其分析、推测皆颇合理，姑置勿论。据同治版《张氏族谱》载，百忍堂张氏一系自明初入黔（始祖张雄），至嘉靖时即有张邦臣中举，咸丰《安顺府志·人物志》有载，邦臣中举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同科安顺仅中四人，其中有梅月之子梅惟和等。邦臣官至治中（正五品），致仕后回安顺颐养，并于团山、后坝、商家庄等地置有田产。自是张氏一族分枝散叶，繁衍愈众，成黔中大族。民国时，其新场一枝张文屏（谱名维森）先生膝下更有法乾、法孙兄弟投身戎伍，分别官至少将、中校。抗战时期，法乾先生曾先后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和桂林战役等，于民族危亡之际驰骋沙场，屡建功勋，不愧为我黔中健儿之表率。似此突出人物，不惟家族之幸，亦地方之幸也。以管窥豹，家族兴盛与地方的关系，即此可见一斑。同理，家谱记载可补方志缺失，亦为史家尤其是治地方史者所公认。检点安顺旧存不多的几本方志，如道光《安平县志》、咸丰《安顺府志》、道光《永宁州志》、光绪《镇宁州志》等，大凡入志之乡贤、乡达，其生平事迹泰半采自家谱。若家谱缺失，则人、事两亡，惟有湮灭无闻一途矣。方志惜墨如金而语焉不详，即如前述张邦臣中举事，府志仅言其科分、籍贯、官职，余皆不着一字，若无家谱记载，其先世之来源及入仕后之去向，必将湮灭于无痕。可见，编修家谱，虽为一姓一族之事，而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世代关系，却与一地之人文大有关碍。或可以说，家谱的修撰，亦是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地方，其世家大族的发展越兴盛，家谱保存得越多、越完好，其地之文化、文脉，必愈发达、昌盛，传之久远。 具体到这部由厚林主编的新版“百忍堂”安顺《张氏族谱》，翻览之余，亦觉在体例、结构上饶多新意，颇具特色，姑举数例言之： 其一、在通常的世系表中，增加“纪事”一栏，采录与之有关的个人资讯或身份信息，如生、卒年月，葬地，以及功名等等。此举不仅丰富了家谱世系记录的蕴涵，更有可能为后人修谱开创新例，使简单的世代列名，增添了更多的生命信息，不惟方便后人查询、了解，更使一个个冷生的名字，平添了几许人文的气息，甚妙。 其二、运用现代制图和摄影技术之便，绘制了“百忍堂”张氏族众聚居的村落分布图，并将各聚居村寨拍照留存，收入谱中；同时，还拍下一世至五世先祖的墓庐照片，注明所在地，亦收入谱中，使之更富时代气息和现代特点。  其三、谱中特置“老谱文存”一目，将分属几个不同年代家谱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如序言、字派、分单记等等收录在内。其中，颇具文献价值而尤值关注者有二：首先，是为同治谱作序的作者任秋元。秋元又名焕奎，字石芝，贵州普定人，乃我省著名人物任可澄祖父。可澄为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原宪政派领袖人物，又是贵州现代教育的开创人之一，北洋时代曾任教育总长，晚年主持《贵州通志》编撰，一身兼具政要、学者二重身份，对现代贵州的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皆贡献甚巨，影响尤深，以至而今尚难有望其项背者出之。秋元为咸丰十一年 ( 1861) 辛酉科拔贡，同治九年 (1870) 庚午科举人，光绪三年( 1877)丁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馆后，历任江苏金山、吴县知县。著有《孝弟录》《五服图制考》《江南凤阳府籍屯田农民不入夷家考辨》等等。惜诸稿佚亡，难概其貌，此序当为秋元罕见存世文字，十分珍贵。从序中可知，秋元为张氏族谱作序时还只是拔贡身份，要待四年以后方中式为举人，十一年后方成进士；而秋元之所以应邀为之序，则是因主修此谱的张璿（字光廷，号长卿）曾从秋元学，为秋元之及门弟子，盖出自师生之谊也。其次，是同治谱中收录的《服制图说》，亦颇具资料价值。所谓“服制”，并非一般的衣装制式，而是指适用于男性嫡亲家族在丧期内依亲疏关系而应穿戴的五种丧服（今称孝服）和服丧期限，此即所谓“五服”。《仪礼·丧服》篇将之定为五等，由重至轻分别称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每一等的服制及质料都有不同，且都对应有一定的居丧时间，最长者三年（实际为25个月），最短者三月。而参与服丧的亲属，其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延及从高祖到玄孙辈的所有直系和旁系亲属共九个世代，依次为高、曾、祖、父、己、子、孙、曾、玄，此即通常所说的“本宗九族”。常言所道的“五服之内”并非五个世代，而是指有资格入五服参与服丧的所有亲属，实际为九代。所谓《服制图说》，就是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规制的丧服式样、所用质料及服丧时间，一一付诸文字进行说明。虽然现代社会提倡丧事从简，这一套繁琐的礼仪制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对今人、尤其是民俗文化的研究者而言，作为了解旧时葬仪与习俗的必备资料，亦颇具有参考价值。 以上所言，无非笔者的一孔之见，归根结底，笔者最想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私人著述的家谱，实际上隐藏着不少珍贵的地方性史料和丰富的人文信息，是地方文化研究、发展、繁荣的重要资源之一，惟愿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参与其间，为乡邦文献的整理、完善和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家族之兴，有赖传承；人文之盛，尤须来者。 2020年5月12日断续成稿于木当绿隐山房 [1]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辑稿》（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页。 [2]同上。 · 作者简介 2020年6月 值班编辑：洪惊涛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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