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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 今天，还在坚持修家谱的家族不多了，但历史上留下来的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独特文化遗产。史学家把家谱当做是我国历史资料宝库中一个未开发的“金矿”，不仅是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内外炎黄子孙更把它视作寻根问祖、辨别血缘归属的依据。  壹 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唐代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当时的家谱都是官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编修家谱的机构。 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初，由于实行科举制，本来享有政治特权的士族逐渐失去势力，但他们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而唐朝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编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氏族志》修成，但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得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曾作过木材商，无资格跻身于《贞观氏族志》高门之列。武则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义府的家族也未被录入《氏族志》中。武氏集团的社会声望并不高。而武则天掌握朝政本不合封建礼教，关陇集团出于对李唐王朝正统的维护，当然不支持她当政，更不会拥戴她取李唐而代之。 根据武则天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建议，唐高宗在显庆初命令礼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元道、太常卿吕才等12人重修谱牒汇编。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新谱修成，名为《姓氏录》，共收235姓、2287家（从《新唐书》）。高宗亲自撰写书序，说明类例。《姓氏录》仍以现任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不仅当时五品以上职事官得以录入，就是兵卒中以军功获五品以上勋官者也谱中有名，而旧士族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弃于外。因此，它收录的姓氏大大少于《氏族志》。 为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李义府又奏请将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 贰 唐朝灭亡以后，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 宋代的家谱可以说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因为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 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叁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 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入家谱。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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