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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以来，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也都有自己的家谱，专门记录家族世系，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春秋时期，有人对这些家谱进行整理，编有《世本》15篇，集中记录了黄帝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相传，荀子也曾编有《春秋公子血脉谱》，此书今已佚，可“血脉”二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本质。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十分重视并大量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谱牒资料，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上古时期，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全，导致许多记载已不可靠，只能旁证于家谱之类家族文献和其他野史、传闻，而这些资料又已基本亡佚。由于这个原因，致使《史记》所记述的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系历史的权威性大大增强，《史记》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历史的最权威著作。 
春秋时期，各国王室的家族事务由政府专门设置的宗正来管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王室家世记载和家谱编纂，而民间的家谱基本处于自流状态。秦代虽设有宗正管理皇族事务和皇室家谱，但由于时间较短，因此，秦代家谱一直未见记载。
汉朝建立后，因袭秦制，设立宗正和专门机构管理皇族事务和掌修皇亲贵族谱牒。宗正之名经过几次变更，到东汉时又被恢复。宗正由皇族中人担任，掌管的皇族谱牒包括两种，一为属籍，收录以皇帝为核心上下五世直系亲属的名籍，因此，可以看做是皇帝本人的家谱；另一为诸王世谱，收录各同姓诸侯王的世系谱籍。此外，还有专门机构管理异姓功臣所封为王、侯的家族世系谱籍——侯籍。这些皇亲贵族的家族谱系现均已亡佚，有关内容只保存在当时和后世人所写史书如《汉书》、《后汉书》的某些表和列传之中。
西汉中期以后，宗族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附着于宗族藤蔓之上的家谱，尤其是私人家谱的修撰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增长，这从司马迁《史记》中就可看到。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总结和记录了传人的家族世系，同时，在《太史公自序》的开头部分，还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家族世系，可称是司马氏家谱的简本。自此之后，文人雅士纷纷仿效，较为著名的有扬雄、班固等。另外，从《后汉书·袁绍传》中也可看到，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不仅有家庙，也有家谱，族中立有嫡嗣，必须告于祖庙，载入家谱。所憾者，这些家谱资料除极少数原存于相关史书之中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均已基本亡佚，并且，绝大部分未见其他各种文献著录。
汉代家谱，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帝王诸侯世谱》20卷，以及《扬雄家牒》、《邓氏官谱》、应劭《风俗通义·氏族篇》和颍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实物，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立的《三老碑》、桓帝延熹三年（160）五月立的《孙叔敖碑》和灵帝光和三年（180）立的《三老赵宽碑》。《孙叔敖碑》的碑阴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和东汉初任渤海太守的孙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世代显贵，《三老赵宽碑》由汉初始，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此两碑均十分完备和详细，因而，可以看做是汉朝人的石刻家谱。汉代的文献家谱现均已亡佚，通过这几块碑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汉代家谱的基本情况。汉代的家谱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作用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著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由于此时家谱一般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别人代修，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家谱的一大特色。 
东汉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是“察举”，即根据社会议论来判别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任用。评论必须由社会头面人士进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目光只能停留在同阶层的圈子里，这样，门第和家世就逐渐重要起来。东汉末年，魏王曹丕在尚书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它以士人的籍贯、门第作为主要标准。这种选士方法，当时被称为门选，是整个南北朝时期取士、任官的最主要方法。根据门第来选官的最终结果是强化和保证了门第等级的尊严，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宗、联姻等方式挤入高门第，分享特权和既得利益。这种选官方法，既强化和巩固了门阀制度，也从制度上保证了士族内部按门阀上下、族望高低、势力大小来分配官职。士族内部各品级之间以及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鸿沟难越。品级高的士族排挤、鄙夷品级低的士族，品级低的士族又排挤、鄙夷士族之外的庶族。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因此，整个南北朝时期，为了选官便利和证明身份，无论是政府，还是豪门势族，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纂修。这就形成了中国谱牒史上公私修谱的第一个高潮。
造成南北朝时期国家和民间均重视家谱，形成我国家谱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原因，除政治上的选官之外，还有社会生活中的婚姻门第观。门阀制度形成后，世家大族不仅要保持政治特权，还要求保持婚姻特权，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讲究阀阅相当，以保持贵族血统的纯粹。于是，士族与士族，庶族与庶族，上层士族与上层士族，下层士族与下层士族，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中原士族与中原士族，少数民族汉化士族与少数民族汉化士族……都形成了各自的婚姻集团。不同等级家族之间的通婚行为是要受到社会责难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朝萧齐时士族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而遭到沈约的弹劾。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祖与父均官居清显之位，按沈约的话是，王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富阳满璋之，家境殷实，欲为儿子满鸾娶妻。当时王源正值丧妻，且家贫，于是，动了将女儿嫁给满氏，得聘礼钱五万给自己纳妾的心思。为此，他还特地查过满氏家谱，认定富阳满氏是高平满氏满宠、满奋的后裔。满宠在曹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西晋时为司隶校尉，满璋之和满鸾也有官职。可就是这样，还是不行。沈约认为，富阳满姓，没有确凿的士族根据，满奋死于西晋，其后代在东晋没有显赫声迹，满璋之自述家世应该是伪造的，王源与之联姻，是唯利是图，蔑祖辱亲，玷辱士流之举，应该罢免王源的官，并禁锢终身。由此可看出，当时的士庶界限是何等分明。在北朝也有类似之事，北魏崔巨伦的姐姐“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叙胤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逝，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为了不使瞎了一只眼睛的侄女下嫁庶族，保住家族门第，不惜牺牲亲生儿子的幸福，纳为儿媳。这种行为，在当时竟被视为义举。为了婚姻的门当户对，士族不仅重视自己的家谱撰写，同时也注意对通婚对方家谱的考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的家谱繁荣。
门阀制度下的士族特权还表现在不服国家徭役上。为了摆脱繁重的国家徭役，不断地有人投献到士族家中充当私户，高明者则伪造家谱，冒充士族。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服国家徭役的人口越来越少。为了稳定政权基础，增加国家徭役来源，南北朝时期，政府不断地清厘户口，即厘改谱籍，清除冒充的士族。这也是南北朝时期政府重视谱牒，不断重修总谱的经济因素之所在。 
形成士族自觉修谱的另一个原因，是士族间的高自标赏。晋室南迁后，北方士族随之而迁到南方的有百家之多，虽然他们与南方土著士族混居杂处，然并不合流，互相轻视，于是，就各自修谱自重，高标郡望，以区别于他支别派。留在中原的士族，也不愿与那些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士族相混淆，为保持和炫耀自身血统的纯净，亦竞相纂修家谱，以区别那些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的世家大族。这种南北之别，华夷之辨，可以说分别促进了南朝和北朝谱学的发展。此外，东汉末年以来，一些大家族为躲避战乱之害，聚族而居，据险而守，出现了许多坞壁，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为提高家族内的凝聚力，编修家谱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
由于家谱在政治、婚姻等方面作用的剧增，南北朝时期家谱得到了极大发展，政府设置“谱局”，专门编修谱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设“谱库”一类机构，收藏谱牒，以备不时查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更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且还形成了几代传承的谱学世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贾家，从东晋时贾弼，到其子贾匪之，孙贾渊，曾孙贾执，贾执之孙贾冠，一门六代，代有传人。另外一个著名的谱学世家是琅琊王氏，虽不是父子嫡传，但也是同一家族中，连续几代，代有名人。除此之外，著名的谱学专家还有曹魏时的管宁，西晋时的虞挚，刘宋时的刘湛，萧梁时的徐勉、傅昭，陈朝的孔奂、姚察，北魏的高谅、李神，北齐的宋绘等。对于谱牒，上流社会人人都须了解和研究，不然，不仅影响入仕、婚嫁，即使一般的社会交往也难以进行。南朝时士人尤重家讳，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尔提到他父、祖的名讳，那他当场会嚎啕大哭，让你下不了台。史书记载，刘宋时一位名叫王弘的人，也就是王氏谱学的创始者，“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传为一时佳话。萧梁时吏部尚书徐勉也是如此，不仅选官时“彝伦有序”，就连日常待客，也是应对如流，皆为避讳。这是南北朝时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一种境界，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虽然北朝人相对而言不如南朝人那样讲究谱牒之学，但对于避讳也同样留意，不敢轻率造次。如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所与游处，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大臣们则更不用说了。
为了能使家族等级区别清楚，南北朝时人们除了编有本家族的谱牒之外，也编有如《百家谱》之类的郡姓、州姓谱，将本州、本郡的大小家族，三六九等地区别记录各自的世系。据萧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记载，当时的谱牒著作就达一千余卷。那时的寒门素族，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与士族攀婚之外，只有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了。他们通常买通谱学专家篡改谱牒，但此事如被揭露，在当时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南齐时著名的谱学家贾渊就因帮助一个叫王泰宝的人篡改谱牒，冒充当时的士族琅琊王家而被人告发，差点儿丢了脑袋。
南北朝时，家谱如此重要，因而，一切能证明家族身份、氏族等级的文件、资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内容，流传至今的一些墓志铭和史书都不例外。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位列封建时代二十四部正史之一的《魏书》，更是一部家谱式的正史，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余人。《宋书》、《南史》、《北史》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情况，而为后人所讥。南北朝时期的家谱现在已基本亡佚，这些史书为我们保留了一批相当完整的谱系资料。此外，南北朝时的一些注书也曾大量引用当时的家谱资料，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19种，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达52种，由此亦可见当时谱书之盛。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谱牒发展的第二个高潮。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均出身于豪门士族，因而，对于谱牒维护统治者利益、巩固政权的作用非常清楚。隋唐时期，门阀制度也很盛行，但与南北朝有所不同，一是隋唐取士大多通过科举制度，不唯门第，与门第关系不大。另外，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南北朝时的一些士族衰落了，消亡了，另一批军功贵族崛起，产生了一批新的豪门，构成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和主体。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基础，唐王朝的谱牒修撰权基本为官府所垄断，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编写了数部大型的谱牒著作。唐代政府修撰的谱牒，均为政治作用明显的姓氏谱和衣冠谱，比较著名的有《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唐皇玉牒》等，都是皇皇巨制。官修谱牒，成为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以谱牒形式将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高宗显庆四年（659）修成的《姓氏录》更是如此，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谱，然后根据职位高低确定姓氏高低。这个谱牒的颁行，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武则天的声望和地位，为武则天顺利获得政权奠定了基础。当然，大批五品以下的原士族不能入谱，自然口吐怨言，攻击这部新谱牒是“勋格”，也就是“职官表”，不足为贵。
谱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当作用，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因而，不仅官府修谱，评定姓氏高下，私人自修家谱的情况也很普及。据《新唐书·艺文志》的不完全记载，经过唐末及五代战乱所余的各类家谱仍达一千余卷。著名人物如刘知几、颜真卿等也都纂修了自家家谱。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谱学家，初唐、盛唐时期，比较著名的有路敬淳、柳冲、韦述、李守素、李公庵、萧颖士、殷寅、孔至；中唐以后，有高士廉、柳璟、林宝等。还有一些虽不以谱学家知名于世，但他们的谱学著作仍有很大影响，如魏元忠、张钧、刘知几、李衢、李匡文等，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只可惜唐代的各类家谱除了敦煌石室中还保留有若干残页外，早已荡然无存。从后人的记载来看，隋唐时期的新修家谱，主要记载家族世系和婚姻，对妻室家谱较为注意。到了唐代后期，家传的内容增加。在体例上，也有一些提倡“小宗之法”，这对后代欧阳修、苏洵变革家谱体例应该说起到了一些启迪作用。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是靠战功而升迁，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赫家世值得夸耀，再加上贵贱变化无常，更替很快，权贵者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摆家世，排门第，所以，魏晋以来的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
宋代是中国谱牒史上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使得历代所存各类谱牒大多荡然无存，并且，在那种社会环境之下，人口迁徙不定，生存时时受到威胁，各家族自然没有可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编修家谱。再加上统治者的不提倡，使得宋代谱学基本上是在一片荒芜中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也是后代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家谱起源于宋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朝建立后，取士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婚姻很少注重门阀，唐朝以前谱牒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巩固统治用不着这个政治工具，于是，政府除了编修皇室家谱玉牒之外，已没有必要再设谱局来编修或收藏其他各种家谱，尤其是州、郡谱和私人家谱。这样，家谱的纂修一时衰落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方才得到改变，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欧阳修、苏洵不约而同地编写了各自的家谱，并提出了新的编修原则和具体的方法、体例，使得家谱以另一种面目逐步走向繁荣。
欧阳修在主持编修《新唐书》时就十分重视谱牒，专门在《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有唐一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世系族人们都不太清楚，为了使族人和子孙能够了解祖先遗德，他采用了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五世祖安福府君欧阳万以来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享年、墓葬及其行事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几乎与此同时，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都是使用“小宗之法”，都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是由于五代以来，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迹，往往会碰到几世贫贱，族人脸上无光。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十百代，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欧、苏二人又将自己对家谱编纂的有关见解写于家谱的叙、例、记、后录之中。他们的修谱理论和实践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尊以为法，不敢稍逾。
宋代以后的家谱纂修，已由过去的以维护门第为前提，以选举和婚姻为目的，即带有强烈的政治功能，转移到尊祖、敬宗、收族[4]方面，家谱的教化功能增强。因而，家谱的记载也由过去以姓氏、世系、仕宦、婚姻为主，扩展到整个宗族制度。由于尊祖、敬宗、收族能够提高家族凝聚力，而家族凝聚力的提高又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为了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出于对维护封建政治和统治制度的考虑，宋代统治者积极提倡各家族自行纂修家谱。在政府的提倡和欧、苏谱例的指导与规范下，整个宋代民间新修家谱之风极盛，很多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曾肇、许元、黄庭坚、文天祥等，对家族修谱之事热情很高，并亲自主持自己家族家谱的纂修或替别的家族修谱，创制、完善谱例，且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宋代，有关谱学的理论著述中，除了欧、苏之外，最著名的当属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这些理论和实践，指引着两宋私人修谱事业蓬勃发展。惜时代久远，宋代所修之谱如今存世极微，我们只能从宋人文集的相关论述中大致了解和掌握宋代谱学的基本成就。
辽、金、元三代的家谱，如今已基本失传，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之少。尤其是辽、金两代的家谱，见于其他文字记载的更是非常少。而元代家谱虽流传甚少，可见于各种文字记载的却是不少。元代修谱之风极盛，这与在异族统治下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无关系。元代的家谱体例大致按照欧、苏体例，但内容上有所变动与增加，比如有些家谱增加了僧道不准入谱的规定等。由于元代家谱编制的目的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加强收族，而这种收族所导致的民族意识和宗族意识都会比较强烈，表现在家谱的纂修上，在世系追溯方面就较欧、苏“小宗之法”的仅记五世有所突破。据有关资料记载，元代家谱中，世代追溯最多的达七十多代，其准确性如何，可以讨论，但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上的意义，却也值得探讨。
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各家族对编修家谱均非常重视，许多家谱一修再修，多次续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明清两代家谱编纂的目的与宋代一样，主要是为了记录家系、和睦家族、教育族人、提高本家族内部凝聚力和在社会中的声望与地位。因而，明清两代的家谱内容比宋代增加了许多，体例也更加完善。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家谱采用了“大宗之法”，动辄上溯几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为先祖。由于明清两代封建宗法制度得到空前加强，因而，明清两代家谱中除将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增加了传记、著述之外，又大量增加了有关反映宗族制度的内容，如宗规、家训、祠堂、祠产、祭田等，人物的记述也增加了子女、婚嫁、岳家等方面的情况。为了隐恶扬善和保持血统纯净，还规定了何种人物不准入谱。家谱的行文重视文采。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续得以永远记录下去，还规定了续修家谱的年限。此外，家谱的政治化倾向得到加强，其表现最突出的是有些家谱将历代皇帝的上谕收入谱中。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加系统，价值更高。明清两代的家谱体例与内容，基本上奠定了民国和当代家谱修撰的基础。
明清两代所修家谱中，还出现了许多统贯分布于各地的各宗支于一谱的统宗谱或会通谱，这是随着全社会修谱的普及和家族人口迅速繁衍，于明代中叶开始流行起来的。统宗谱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如明嘉靖年间张宪、张辉阳主修的《张氏统宗世谱》的内纪部分，记载了张氏遍布全国15省、一千四百七十多个点的117个支派，实为洋洋大观。在篇幅和收录范围上能与之相媲美的，大约只有民国年间孔府所修的《孔子世家谱》了。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还涌现出一批谱学专家和大量的谱学专论，其中最杰出的当属清人章学诚，在他的有关著作中不仅阐述了家谱的起源、作用，还具体分析了以往家谱理论和家谱实践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章学诚的家谱纂修理论，对清代以至民国的家谱纂修影响很大。
清代家谱中，满人家谱也很有特色。旗人袭爵、入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纂修家谱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清代皇族的家谱——玉牒，可以说是家谱发展史上最系统、续修次数最多的一种，二百多年间，一共修了28次，平均不到十年就续修一次，可算做家谱续修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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