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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选择要过哲学化人生，就应该时刻要求自己按自己所理解的哲学观对现实世界进行力所能及的抽象思考，并按抽象思考后的心得展开具体实践，是为言行一致的真诚，是为知行合一的严谨。 我认为，不管结果怎样，只要能始终在哲学史的框架内持续思考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这样的人生就是对的，因为哲学化的人生重视的是过程，结果在其次。更因为过程若是对了，结果自然不会差。 能把人生抽象地认识到这种程度，我有种已经不顾及自己有关哲学的表述是否有专业错误的狂妄了，因为我只是个哲学白丁，只不过我这个白丁敢于知行合一地走在哲学的路上，而其他许多人根本上在逃避这个自我救赎的正路。 我之所以敢把狂妄说得这样肯定和理直气壮，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持续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是很难做到的，但只要做到了，只要没走火入魔，个人的哲学化就是必然的，推进哲学进步也成为可能； 二是因为持续思考哲学问题需要以主动放弃对名利的现实追求为前提，而结果上所谓的享受孤独，在客观上，对其他亲友的合理功利追求也有实际的否定与不配合之意。只是考虑到，一旦我真找到平民也能通过自学实现哲学化的途径，也能给他们带来名为幸福的精神财富，这是无价的，说明我比他们更会算账，也不算真的无情。 三是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亲友们虚伪人生中那太多的不真诚，既然我发现了哲学有常识化和普及化的可能，为什么不积极想办法促进这种可能尽快变成现实呢？！我虽然有“凡不接受我思想者，于我就相当于存在着的无”的处事原则，也很会享受孤独，但我毕竟更期待哲学普及后的整体和谐之福，那是可能实现的更高级人生，我岂能轻言放弃？！ 四是因为我用哲学帮助自己获得自圆其说的解脱过程很辛苦，这让我通过哲学常识化和普及化的可能性看到了哲学专业人士的不作为之处，这是他们全行业的失职与缺位，这让我感到自己有资格藐视一切哲学专业人士或者哲学家，这种变态的快感或许算是哲学赋予我们这些白丁的思想自由，我当然可以在哲学的框架内更加肆无忌惮地说和写了。 如此看来，哲学家们其实是挺不自由的存在，正因为专业哲学的不作为，我们作为白丁的民间哲学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空间，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公平呢？或许是一种天赋的哲学自由权吧！ 哲学家当然是自在不了的，因为度化别人是哲学化的人对其他不得哲学化的人应尽的义务，这一点与宗教教徒对教义的推广类似。只不过一般意义上的教徒称不上真正的哲学化，因为只迷信教义，必然导致他们不能掌握教义的全部精髓，因为教义的核心亦是哲学的，这是处于迷信层面的信徒所不可能学会的。 一般的宗教信徒不能参透教义之精髓，其本质与哲学普及化难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少数人能通过克服迷信而参透教义，但参透的人同样不能给其他信徒直接讲明白，因为他们不能讲明白为什么不再需要迷信。 宗教既然不能让所有信徒都清晰地掌握教义的全部精髓，为什么还能让信徒们死心塌地地追随宗教呢？那是因为宗教自有一套能让自学能力不足的人迷信之的逻辑，因为人本来就是盲从和迷信的。 宗教只是给了这些逻辑能力不足的人一个看似更圆满的逻辑，迎合了他们原来的盲从与迷信，实则其中的逻辑断裂与跳跃处很多，只是一般人发现不了而已。 信徒需要宗教提供的神的无所不能与天堂的终极之美，宗教需要信徒的钱，二者是互补的。在互补中，他们彼此间实现了双赢的伪哲学化，社会也在他们的伪哲学化中获得安宁之源，于是宗教又与政治有了相互妥协的资本，成了社会上通吃的赢家。 反之，人的真正哲学化需要修行者时刻保持抽象逻辑思维的一丝不苟，人需要随时保持不得出现逻辑跳跃的自查的敏锐，不允许自己的思维体系有丝毫的断裂，这样的修行在本质上具有革命性。这种严谨的革命性是迷信于宗教的普通人所不屑的，因为那些想控制他们的政治与宗教早给他们提供了他们愿意信服的“捷径”。 因为害怕哲学的革命性对自己利益造成损害，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会拒绝普及具有普惠性的哲学。这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终将走向反动的宿命，当然资本主义哲学也必因向政治做了过多妥协而必然走向没落。 人类文明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是这样曲折而又艰难地获得进步的。我认为，只有以能否主动推动哲学普及化为标准，才真正检验一个人、一个组织和政党的文明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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