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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系统不相匹配——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具备了认清一切本质的能力，只是在发挥到把一切知识都整理成完整的知识系统前，人需要像列宁说的这样，用坚定的决心持之以恒地展开理论探索。 由于理论探索要向整个未知索取答案的完整性，过程的漫长是个体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理想化的状态是全体人一起齐心合力探索效率才最高，可惜人性善恶兼具的两面性决定了只能暂时由人类当中的少数有闲并能够主动专注于此的人才能就此展开专门研究，直到今天才出现哲学普及的真正转机。 一贯只能由少数人专门研究的哲学当然只能以小众面目出现，当自以为极尽高明的哲学不能普及宣传的时候，这种不尽高明的自圆其说的不能便意味着哲学一贯的开放性与待成熟性，这说明在列宁所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的理想彻底实现之前，需要率先实现哲学的整体成熟，成熟的标准就是哲学的可普及性。 考虑到宗教学与神学是哲学的重要来源和分支学科，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早期的信神时代，反而是不成熟的哲学普及率最高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哲学普及不过是用一种不信神的成熟新哲学对曾经全体信神的旧哲学的彻底取代而已。 如此一来，哲学的产生时期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前到人之初，这样按照哲学的历史沿革关系，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的一切智识了，因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服务于对神是否真正存在的正确解读——正确解读是哲学，错误解读亦是哲学——在这样一个新的概念世界里，西方哲学一贯无法定义自身概念的千古难题自然也就容易解决了。 如果承认人类一切智识皆为哲学，那么囊括一切智识的概念在人类文明中其实早就有了许多，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我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圆其说能力上升为哲学的整体性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回望过去，哲学界不仅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无法自圆其说，包括中华文明有没有哲学和有什么样的哲学问题至今仍莫衷一是，这代表着哲学家群体和他们所研究的作为真理集成的哲学一样的不成熟，所以只要无法做到哲学常识化，哲学家当然没有信心用自己的新哲学去主动说服普通民众一贯秉持的不成熟的旧哲学——迷信和神学。 所以，现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切冲突看似不可调和，其实不过是对人们普遍不真信神的一个报应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在绝对信神时代，人类的族群关系在内部是和谐一致的。“遗憾”的是，当人类能够通过技术革新吃饱饭之后，就逐渐开始对神的信仰不够坚定了——首先是领导者发现借神之名愚民很有效，这为脱离宗教的政治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便是被领导者因不堪愚弄而开始用强烈地反抗神的代言人来潜意识地否定神的绝对权威性——所以文明越发展，技术越进步，人们对神的信仰程度越不牢靠，这种趋势的尽头当然是彻底的无神论时代的必然到来。 人类一旦实现彻底无神论，同时意味着政治的必然消失，因为信仰又重新达成一致了，服务于剥削的愚民化政治便彻底没了根基，与原始共产主义一样的族群内部和谐自然得以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帮助人类实现整体和谐，而今正是这一时代到来的关键前夜。 之所以说现在是无神论时代到来的关键前夜，是因为我这样一个哲学白丁都能发现并用中国道文化主动调和西方哲学自己调和不了的唯物与唯心冲突。 我是怎么发现这种可行性的呢？因为总体上哲学与道一样，在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在、处处在。区别在于，没人的地方，哲学不在了，但道却依然在，所以道可以无限包容哲学。 用道包容哲学后，道与哲学便获得了双赢发展——首先是哲学能够自圆其说了，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大道至简可以因哲学的自圆其说而迅速展开常识化落实。 以我的个人经验，在道与哲学的互译过程中，道家学说曾经表述得玄而又玄的圆融的天人合一思想境界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实现。 反观一贯不能自圆其说于当下的这些哲学家或者哲学爱好者，都只能在自以为是的思想洁癖中孤芳自赏地自恋而不能自拔，既悲哀了自己，又不得不进行的交流中干扰了别人的清静。 面对这样的哲学现状，我有信心用一贯擅长自圆其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帮助他们化解一贯内在的思想分裂，因为道文化正是以此帮助中华文明的智者实现了西方人永远实现不了的天人合一境界。 因为在天人合一境界中一贯包含有中国人的天下一家情怀，考虑到这种情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度趋同，所以我的设想一旦实现，则直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是西方哲学的最高峰了，因为实现语言转向的那部分西方哲学已经无奈地喊出“哲学已死”的口号，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向却正因中华传统文化的补强而如日中天，这就是哲学发展走向所代表的人类文明整体融合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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