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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为了吃肉，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喂猪。 每家院子里一个猪圈，窗根沿儿底下一年四季堆着喂猪菜。有从野地里拔回来的灰菜，也有从菜地里拾掇回来的各种各样的菜帮子菜叶子。喂猪也很有讲究，要想让猪吃了上膘，就得用一口大锅，把喂猪菜给煮熟了。到了秋天，煮的东西就丰富多了。有人不吃的小土豆、小萝卜，有队里分回来的糖菜皮，还有自家磨完山药粉子剩下的废渣。喂的时候，得在这些副食品里拌上诸如麸皮、玉茭面之类的“打干”，给猪增加营养，以便年下能杀出叫人咂舌的分量来。 后来时兴添喂酒厂做酒后剩下的酒糊糊。因为这是经过发酵的纯粮制品，所以被公认是比任何“打干”都长肉的好东西。但这个东西也很不容易得到。一般是每天中午吃过饭，队里拉酒糊糊的毛驴车才在人们眺望的目光中，从村西头不紧不慢地往饲养院这边走来。那时，我也在等待的队伍当中，手里捏着一张花钱从会计那里买来的酒糊糊票，脚边是一个膝盖高的铁桶。 干啥都是越干越有经验，打酒糊糊也是。开始的几天，人们都很自觉，按先来后到，规规矩矩用脚踢着铁桶往前挪动。但没几天大家就发现，驴车上那一罐酒糊糊不仅有点供不应求，而且经过在路上几个小时的慢慢沉淀，稠的都落了底儿，而那个铁皮罐的出口，又毫无疑问地在最下面。所以，前头把稠的咕嘟嘟冒完，后面的铁桶接到的，就只剩冒着酒腥气的稀汤寡水了。这样，就有人心里不平衡，排在后面的我，心里也一样很不平衡。凭啥呀，花一样的钱，东西却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为了抢到一桶酒糊糊，并且还是稠的，无序的拥挤便出现了。管你排不排队，车来了，还没等赶车的人把绑着的黑胶皮管子解开，人就领导着各自手里的铁桶蜂拥而上了。那个场面很火爆，推推嚷嚷，叮叮咣咣，不像抢猪食，像抢金条，像群殴。我当年也跟个小圣斗士似得，拎着桶夹在一群婶子大叔当中，一番勇往直前的瞎挤硬撞，竟然也闹到一桶稠的。在大人们羡慕的眼光里，带着浑身酸腐气，我和妹妹用棍子抬着战利品往家走。回去也忘不了来一通自我吹嘘，感觉自己为年猪做出了无可估量的伟大贡献。 冬天猪的主食，是糖菜渣子。拉糖菜渣子也很麻烦，有时我爸在糖厂要顶风冒雪排两天队，才能拉回来。后来我从书本上得知，那玩意儿是哄肚皮的东西，没什么营养。三年自然灾害时供人吃，吃的人越来越瘦。如果硬要说胖了，那就是浮肿。所以这个东西喂猪，同样是需要加很多“打干”的。我现在一想起那时冬天喂猪，鼻孔里马上就会灌满用火炉煮糖菜渣子和刷锅水那种熟悉而又亲切、但又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热烘烘的杂和味。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家喂猪就省事多了。那时我爸已调入刚刚建成不久的乳品厂。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冷罐车，所以到了夏天，牛奶从乡下的奶站收回城里，很容易整车坏掉。看着一车车被顺着地沟倒掉的好东西，我爸回家一说，我妈就有了主意。她边收拾大大小小的各种铁桶，边吩咐我去借排子车。到了厂里，我们只舀奶罐上头漂浮着的油脂和干物质，回来喂给圈里的两口猪，香的它们只顾腾腾的吃，连哼哼一声都顾不上。到了秋后，先赶出一口卖给供销社换钱；另一口，每天给它喂一铜瓢奶粉车间扫回来的废渣，等数九天的时候杀了啃骨头吃肉。那不仅是过年的支柱，更是我们一家人多半年的油水。 腊月里，闲了一年的杀猪匠忽然成了村子里头的重要的人物，东家请，西家叫，必要时还得分时段预约，简直忙的不亦乐乎。杀猪这一天，猪还在圈里发愣的时候，心急的主人早已把凉房里的煺猪水烧得翻起了热浪。可怜的猪被来帮忙的几个大汉摁倒在地，本想多哼哼几声，结果是匠人的手艺太过了得，不偏不倚，不深不浅，一刀扎下去，立马就送它上了西天。接着，众人一起使劲，把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扔到了煺猪案上。 杀猪匠先在挨他的那条猪后腿的小腿上划开一道口子，然后把一根细钢精棍儿从那个口子慢慢捅进去，并顺着猪的表皮来来回回地捅上几下；接着，他一只手握着猪腿，另一只手拽着划开的皮，把嘴捂到口子上。只见杀猪匠鼓腮瞪眼，双腿微叉，屁股稍稍撅起，一口接一口地往里吹气。在孩子们的一片惊讶声中，那猪眼见得就膀大腰圆偧[zhā]起了四条腿。 好了，开水煺毛，檐下吊梯，浮石打磨，斩去头蹄，开膛破肚，清除内脏，最后一项，是分扇剔骨。至此，一口年猪已被成功的大卸了八块儿。这个时候，香飘四溢的槽头肉烩酸菜正好上桌，这是杀猪菜，烩好了，派孩子们去给四邻好友都烫嘴烫嘴的送上一大碗，以图共同分享杀猪的快乐。炕上，满满一桌子人嚼着一寸来长的大肉片子，推杯换盏，庆祝杀年猪圆满结束。当然，师傅酒足饭饱后，还会笑纳东家奉上的一块几斤重的新鲜猪肉，那是他忙碌半天应得的酬劳。 年猪杀好，最先被消灭掉的是头蹄下水和猪血灌肠。肉呢，要冻在凉房里等过年的时侯才能放开肚子吃。记得住在我们家房后的五哥，一杀完年猪，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抹出一个光溜溜的椭圆形小泥堡来，里面藏着的，当然是怕被贼偷去的两扇猪肉。那会儿村子里很少有人家安大门，几乎都是敞门入场，来回窜门子特方便。这一点被贼发现后，腊月里丢肉就成了家常便饭。有的是夜里凉房被盗，有的则是为了冻得快，好早点放到缸里，就先摆在条盘上放到院子里去速冻，结果没等冻好，早被毛贼端走去过年了。 后来贼们还来端过粉条、馍馍、菜蛋蛋、肉蛋蛋。我们家的肉也是这样丢的。我妈说，那天把肉冻到院子里后，因为她和我爸要忙别的营生，就和我爷爷说，您记得看着外头，别让猫把肉拉走。可我爷爷的警惕性一点儿也不高，他老人家看着看着，不由得就打起了瞌睡。等他被自己的一个长呼噜叫醒，我们家的肉，早被那挨千刀的施了挪移大法，连根猪毛都没给剩下。 但也有运气不好的，辛辛苦苦喂了一年，杀倒一看，坏了，是米芯（囊虫病）猪，也就是豆猪。米芯肉是不能吃的，吃了人就会得寄生虫病，危害健康乃至生命。我们家喂出来的猪都很够意思，从不得病，所以我们年年有肉吃。但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奶奶就很不走运，我八九岁的时候，她就杀出一口米芯猪来。那个时候人们生活不好，所以本该挖坑埋掉的肉，却都被村子里没能力养猪的老年人便宜买走解馋去了。他们说，反正我们离死也不远了，没等病发作，我们早被装了棺材。杀猪那天大奶奶也照例做了槽头肉烩酸菜，但我妈瞪着眼警告我们说，再馋，也不许吃！ 腊月后半月，做年货的高峰期就到了。这可是孩子们犒劳肚皮的好时候。炼油、煮骨头、烧肉、炸丸子，那下角料吃的，一个个红光满面，机灵的满院子撒欢儿。到了正月里，亲朋好友来拜年，蒸锅一揭，扒肉条、炖猪肉、红烧排骨，还有浇了芡汁儿的核桃丸子，这四大盘硬菜往桌子上一摆拉，那真叫一个排场。 一年又一年，杀口肥猪来过年，那是多美的事儿啊。 关于作者： 高雁萍，专栏作家，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百万字作品见《中国诗歌》《散文诗》《草原》《散文选刊》《西部散文家》《中国文学》《人民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 · 海外版》《工人日报》《羊城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旅游报》等。 ▼ 关注鄂尔多斯新闻网 ©鄂尔多斯新闻网 来源：高雁萍公众号，作者：高雁萍 编辑：杨阳、王淑琪 校对：李荣、白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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