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与达的哲学底蕴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此句是说人生就像一场大梦，何必过于操心劳苦、奔波忙碌呢？应当及时行乐，怡度人生，“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人生观、价值观。而“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是告诫人们不要浪费光阴，应当勤奋踔厉、力求上进……体现的则是另一种人生态度。两者在人生理念、处世态度、哲学意蕴诸方面似乎大异其趣，前者是否可用“达”，后者是否可用“勤”字来概括其主旨与特征呢？ 其实，若不首先解决自身以及家庭的基本生存、生活保障问题，讨论这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长短优劣则毫无意义。劳动、勤劳、勤奋……几千年来之所以被人们、被社会所倡导，是因为它首先是人类生存、生活、乃至发展所支承所依赖的一种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必需的，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是伟大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劳而获，好逸恶劳、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是可耻的，是遭人们侧目和鄙夷的。在这个意义上，随之产生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机制似乎是公平公正的，天经地义的。 然而，社会情形是复杂的，人的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各行各业的收益是不同的……所以就出现了贫富，出现了阶层、阶级，出现了家庭背景、身份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有些人一年四季终日劳作尚难顾温饱……有些人虽无衣食之虞，但须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没有多少闲暇……有些人或靠祖荫、或赖亲权、或凭自己的头脑和机会……具有了相当可观的财富，无须劳动工作就可享受优越地生活，甚至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后者大抵被新社会的我们称之为“剥削”阶级，而现在怎么说呢？ 但无论如何，劳动不应该是人生活、奋斗的终极目标。梁实秋先生认为：“人辛勤困苦的工作，所为何来？夙兴夜寐，胼手胝足，如果纯是为了温饱像蚂蚁蜜蜂一样，那又何贵乎做人？”“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取代以往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 我国古代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描述的也是一个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但那只仅仅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家庭家族关系为中心的完备的社会伦理秩序——天地尊亲师、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并由此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教化体系和“中庸”“王道”的社会实践体系。尽管这一价值系统经常受到质疑、挑战与冲击，但它又不断得以重构而成为维系社会稳定运行的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世界强烈冲击下，开始了从农耕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乃至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价值系统已不能继续整合中国社会，而西方的价值系统也不能获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价值系统的破碎、分化、乃至某种缺失。所以，目前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确定自己的价值核心或终极奋斗目标，构建合乎时代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价值系统，以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继续前进的伟大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还说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取决于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而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又有待于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然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呢？首先，它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不可能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与社会和群体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有待于社会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前进，首要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够使人们有条件接受较高水准的教育，使其能力和潜能得到有效的培育；才能够使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人们有条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从而突破劳动及社会角色地位的单一化、固定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片面化；才有可能逐步消除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和分裂，有条件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不再成为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而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必须伴以发达的市场经济，方才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互相全面依赖的关系。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时，必须通过活跃的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包含世界市场上的全面联系，使人们从传统的不开化利己性控制下解放出来，让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再在此基础上，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前进。今天的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每一个重大的战略步骤，实际上都同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紧密联系着，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又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并决定着改革与开放的正确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共产主义时说过：“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没有在世界联系基础上形成的人的和谐关系及全面能力的提升，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能是幻影和怪想。其次，人的素质、能力得到普遍提高的本质特征，应该包括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得到全面满足。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中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是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样，人生不再是自然及半自然状态下以生存斗争或种的繁衍为其本质，以范围非常有限的家庭、等级、阶级利益为其本质，而真正以人与整个人类直接相联系的社会性为其本质，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为其本质。三、须重构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取向。物质生产活动将不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自己的终极目的，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物质生产过程。在这一基础上，生产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将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和沉重的负担，生产过程、生产成果将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劳动将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的需求，是人们发挥自己能力、潜能，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全面性社会本质的必要行动。劳动将使人们得以实现自我价值，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都将成为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而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享受自己的和他人的劳动成果。四、须重构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从事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生产，是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一。人们认知的才能，抒情的才能，审美的才能，不再受到压抑，或者只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于是，能够创造出空前繁荣的高水准的精神生产的成果。五、须重构政治价值取向。国家的政治职能转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高效的服务。全体社会成员都有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公众参与政治的范围和力度都将逐步加大。政治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应当保护和提供有力的措施以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历史首创精神能够充分发挥。只有当新的价值系统转化为人们的普遍思维、日常行为方式、对各种事物习惯性的及时反应时，它方才成为真正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不是虚拟的而是真正的实践体系。因此，新的价值系统的构建和新的制度建设、新的行为方式实践方式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否则，价值重构便会流于清谈和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的目的最实际的运动。” 殊途同归，无论是秉持“勤”的观点，还是奉行“达”宗旨；无论其是溯源于道，还是归宗于儒，或是信仰于马……都是为了追求及早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及早成为“有闲阶级”，及早达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所以，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既要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儒家修身齐家济世的情怀、自强不息，脚踏实地，立足本职，勤勤恳恳地劳动工作，也要有道家远见卓识开朗通达的睿智、佛家超尘拔俗随遇而安的心态，抱朴怀素，顺其自然，立足当下，轻轻松松地生活，过好每一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