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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张一弓 郭进拴 2016年1月10日下午，我的好朋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平顶山市石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俊杰打来电话，告诉我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月9日，著名作家张一弓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4:59分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1岁。顿时，如五雷轰顶，我悲伤，我惊骇，彻夜难眠..... 2016年1月15日上午9时，张一弓遗体告别仪式在郑州市殡仪馆举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原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与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胸带素洁的小白花，含泪为著名作家张一弓做最后的送行。 得知张一弓逝世，铁凝、李敬泽、李佩甫、鲁枢元、邵丽、何弘等国内文学界著名作家、学者、文艺评论家纷纷表示哀思，缅怀这位文学大师。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用一段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她写道:“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为世人创造几个鲜明、难忘的文学形象实属不易。张一弓做到了。就此而言，他是幸福的。一弓已远行，他的率真、诚朴、对人生胸无块垒的微笑，将伴随他的那些人物，长久地活在读者心中！”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题词：“一弓老师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的足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永载史册。” 作为张一弓的南阳老乡，中国作协副主席廖奔以“一张强劲文学之弓射出的闪亮鸣镝飞到了尽头，灿烂的文学豫军之星陨落了，他的轨迹深深锲刻为一个时代的年轮”表示哀悼。 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李佩甫以“张一弓的去世是河南文学界、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文学事业”表达对他的敬重；省作协主席邵丽认为张一弓“正是通过一部部作品，润物细无声地影响鼓舞着文坛后辈”；河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弘说，先生生前不喜铺张浪费，生活简朴，按照他“丧事从简，不要铺张”的遗愿，告别仪式一切从简，并用“社会意义人性意识文学意蕴熔铸铜钟警世界，乡村情感英雄情结浪漫情怀充盈驿站栖精魂”的挽联将张一弓的著作与文学品格概括其中；著名文艺评论家鲁枢元则提笔写下“八十年风雨兼程，铁弓铮铮，肝胆照人秦时月;四百万锦绣文章，碧血斑斑，柔情润物陌上云”的挽联，表达心中悲痛。 张一弓是我的恩师，对我有知遇之恩。当年我在临汝县工作时，曾多次陪同张一弓老师在临汝城乡深入生活，他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与了很多指点。我曾在我主编的《乡音》报1985年总第3期发表了《作家笔下的新时期临汝农民形象》一文中这样写道:"临汝是块古老神奇的土地，特别是这几年，她以崭新的面貌吸引了许多作家的目光，临汝人民中的一些典型代表，已作为文学形象活跃在他们的作品中。张一弓以寄料农民郭明为模特创作了中篇小说《火神》，现已改为电影，在我县开拍；他还以寄料农民苏东海为模特，创作了中篇小说《山村理发店纪事》；以寄料女司机雷俊情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他还以我县的生活为背景创作了小说《挂匾》，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以临汝人为原型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厚的历史感，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农民生活和精神面貌之一斑。" 我和张一弓老师结缘于她的中篇力作《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从发现线索，到深入采访，我自始至终陪同他在我的故乡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寄料山区深入生活10余天。至今春妞儿的原型之一雷俊情还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还出资赞助过我创办并主编的河南省第一家乡级小报《乡音》。 那是1984年的春天，我在临汝县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轮转机套红印刷的乡级报纸《乡音》报。适逢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在洛阳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家张一弓。 张一弓仪态儒雅，风度翩翩，如果接古装戏的角色分类，他应列入小生这一行当。但是，如果与他深入交谈，你就可以发现他坚强刚毅的另一个侧面。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会议邀请临汝县委书记吉昌荣在会上作报告，他因陪同《当代》编辑、著名女作家刘茵看少林寺，没有到现场听。晚上回来吃饭时，作家何南丁告诉他这个讲话很好。当晚，我和张一弓、刘茵在会议室听吉昌荣讲话录音，当他听到六个山乡女司机，冲破传统观念，积极投身商品大潮时，激动得手舞足蹈，连声叫道:“好!好!就写这个!”在座的刘茵老师也受了感染，鼓励他说:“一弓，这个题材肯定能叫响，快写吧!”他当即借了点粮票，决定第二天就进山采访。于是，我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当向导！地区文联正要找人陪他，一听说我是当地人，就交待我一定要服务好，要上通下达，做好联络工作。第二天派了一辆吉普车中午就把我们送到临汝县寄料乡采访。 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住在仅有五、六平方米，少桌没椅、紧挨厕所、破门烂窗、跑风漏气、每天8毛钱人民币的房子里，当天下午就开始了采访。乡里要派小车，一弓老师坚决不要，让办公室的接待人员给我们借了一辆自行车。他带着我(我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先到太山庙采访一位女司机，人家出车未归，他又带着我来到观上村采访另一位女司机。 我们刚刚打听到那一家的住处，村上几个中年妇女就比比划划、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我趁张一弓和女主人谈话的机会，装着到街上找厕所，想听听她们都在说些什么?只听她们小声说道:“咦!又来了两个，一老一少，还推着车子呢!”“可能晚上又住下不走了!…真是的，老少都勾引，那三间大房、那汽车就是靠……”她们可能是发现了我，调转头都走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乡里一个接待人员在谈到她们的为人、经历和家庭生活时，立刻像回避什么似的，变得非常谨慎而吞吞吐吐，特别是提到其中的一位女司机时，那神情就更不一般了。这种闪烁言词的介绍，反而加深了我们的疑惑，而且，当一听说我们特别想和那位女司机见面谈谈时，他们那欲言又止，难以出唇的眼色，那望望我又望望张一弓而面面相觑的神情，更如要劝阻一个行为正派的男人千万别去沾花惹草，千万别到那不是去处的地方沾一身腥膻一样，表露得明白无遗。 当我们说明来意，女主人鼻一把泪一把地哭诉了她们的冤屈，她说她们母女连明彻夜到矿上拣铜核，白天换上干净衣服上趟街也有人说是为了勾引男人，立着不是坐着歪，女主人还盛情留我们吃了晚饭，我们一直采访到深夜10点多钟，笔记本记了密密麻麻厚厚的一大本。返回住地时，我由于上车太猛，再加上天黑路滑，我和张一弓老师一下子双双栽倒在了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只好忍着疼痛，待我们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走到住地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当我把我偷听来的情况告诉张一弓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小郭呀!咱们搞写作的可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啊!越是这样的人物，咱们越要采访，她们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她们身上才有戏，她们才有东西可写啊!”那些天，他和我谈文学、谈人生、鼓励我掌握“百科知识”，琴、棋、书、画都要懂，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第二天，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里最先起步的第一个女司机雷俊情，她被我们的诚意所感动，一下子谈了4个小时，连她的学生时代、婚姻、恋爱、家庭问题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们，还把她的几本日记交给张一弓让他写作时参考，还带着她爱人来找我们，并介绍我们认识，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她每次出车回来，都拐到招待所来看我们。张一弓还计划陪她到湖北出趟长途，进一步深入了解她，正要出发，女作家叶文玲也慕名而来，他只好带着叶文玲拜会了他《火神》中的主人公原型郭明、《山村理发店纪事》里主人公原型苏东海，后来这几部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我们还和他笔下的“英雄们”一块在小照相馆合影留念。他的“主人公”们都很热情，他们的感情很深很厚，一见面就握住手，问:“老张，啥时候回来了?” 期间路过一座小桥时，我无意说了句“这里曾轧死过一个山里的小姑娘。那是县里组织为特等劳模郭明牵马夸富、挂匾大游行时，她拿着红薯跑了几十里山路来看热闹被汽车轧死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我在1984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张一弓老师写的《挂匾》。 这次寄料之行，我光笔记就记了厚厚4大本，可连一个字的作品也没发表，但却看到了张一弓深入群众，不摆架子，艰苦朴素，不讲条件的高贵品格和工作作风。他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有时下去采访，他有意把本子放起来，让采访对象无忧无虑地讲，回到住地再补记笔记到凌晨三、四点。采访结束分手时，他在我的采访本上题了“飞翔”两个大字。 我们到达临汝县城那天，他接到《文艺报》的一份加急电报，约他火速赶写一篇《怎样表现变改中的农村生活》的创作谈，他从晚上6点钟一直坐到第二天上午8点钟，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我半夜醒来，提出替他抄稿子，他却说他习惯边抄边改，感动得我热泪直流。我当时曾提出把他在临汝深入生活的事儿写篇报道登上报，他坚决不让写。 1984年7月，我因筹办了《乡音》报，到郑州找他，一是聘请他当顾问，二是约他写篇稿子。经打听，他在省委家属院居住。问到他住的楼层，几次敲门没动静，我已不报任何希望下了楼梯，同行的老乡冯团彬临走又朝门上使劲擂了几拳，谁知几拳下去，里边竟有了回音:“谁?”门开了。张一弓穿着睡衣，耳朵里塞着棉花球说:“我为了赶写《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接连七天七夜没眨一眼了，这不，凌晨六点稿子刚写完躺下，下边是建筑工地，咋着也睡不着，我只好用棉花球塞住耳朵，要不是你们敲门声音太大，把我这床都震得动了一下，我还真不知道有人来呢!” 边说边拿过一大摞稿子让我看，还一个劲地让我们喝冷饮。我一看是《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正是我在临汝县陪他采访的那个题材。我们望着那厚厚的一摞稿子，望着眼红脸肿、疲劳不堪的张老师，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那些天他简直是在拚命，前后几易其稿，天太热他就用湿毛巾披在肩上，外边盖大楼的机器声震天动地，他就用棉花球堵住耳朵、关上窗子，排除干扰。 当我们说明来意，让他为我主编的《乡音》报写几句话，他拿出一本1984年第6期的《文艺报》说:“就把这上边有关临汝采访的那段摘登了算了，真对不起，没时间再写了!” 我双手接过一看是《听命于生活的权威--写自农村的报告》，这正是他在临汝县招待所拉通夜写的那篇，文章列举了他写的在推行联产承包制文件颁发之前的《赵镢头的遗嘱》，写在提倡发展大规模商品生产文件之前的《火神》，又写了自己“打起精神，稳住阵脚，我行我素”的决心。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当我断续写着这篇‘来自农村的报告’的时候，正与叶文玲同志在河南省临汝县农村采访。我们已经结识了十多个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聪明和勤劳的专业户，其中有六个从事汽车运输的专业户。这六个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六个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的农家姑娘，驾驶着天蓝色的南京嘎斯，风驰电掣地参加到商品流通领域中去--这样叙述似乎大煞风景，但她们确实是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才能从山沟里飞向广阔天地的‘ 金凤凰’。她们在各种‘关系网’中，为购买平价柴油，为争取充足的货源，为通过各种关卡，为在六十个小时里连续行驶一千五百公里，为在旅途中找到收留女客的旅店，为在陡峭的山硌上处理刹车失灵事故，而巧妙地计算着、紧张地奔波着、被劳累袭击着、被矛盾纠缠着、被灾祸惊吓着。较为年长的，正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为山沟里不断传播着她们似有若无的‘风流韵事’，为有人乘了她们的汽车，却在下车时骂她们‘不像正经闺女’而苦恼、而愤怒、而哭鼻子。古老的田园牧歌，正受到汽车喇叭和收录两用机的挑战和破坏。村姑们不是坐在清澈的、叮咚作响的泉水旁浣纱洗衣，而是一下子钻进了汽车驾驶室呼啸而去。她们正在破坏着古朴的诗意，却又在创造着新时代的诗意，当然也产生了新的懊恼。还有一位使用经济手段，也偶尔令人瞠目地使用拳头把一个村民小组治理得十分繁荣的‘铁女人’;一位还完了父亲输掉的数千元的赌博账，盖起了六间大瓦房，也使父亲改掉了赌博的恶习，服服贴贴地听从她指挥的磨豆腐姑娘…… 伟大的变革召唤着伟大的文学。 我坚信，只要投身于生活的潮头中去，那么，除了责备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低能之外，不必担心生活会亏待我。” 1984年第5期的《钟山》，以重要位置、众多篇幅推出了《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还配了张一弓的《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创作谈，编发了《张一弓作品目录》，分《作品集》和《未入集的单篇作品》两大部分，同期还刊登了周键平写的《哲理性·幽默感·乡土味--试谈张一弓小说的语言艺术》的长篇评论文章。《中篇小说选刊》也抢先在《钟山》出版的一个月内，选发了《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并特约张一弓写了《我和我的争吵》，同期刊出。 张一弓写道:“《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是正在处于伟大变革中的农村生活对于一个笨拙的作者的赐予”。“当我把这篇文学作业交给读者朋友的时候，时值盛暑，大汗淋漓，腮帮肿胀，牙疼不止。”从中看出，作家是怎样以顽强拚搏的精神来完成这部作品力作的?! 从此，中国文坛又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新的艺术形象--“春妞儿”。 1987年我因主办《乡音》报组织工作做得好，又有几十篇散文、诗歌发表，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并给张一弓老师写了信，他给我写信说:“根据你的表现，我认为入会是没有问题的，待主席团研究时我会如实介绍你的情况的。”1987年7月23日，我正式被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批准为该会会员，成为临汝县第一位省级作协会员。 1992年，我获评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时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就是张一弓。我在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毕业论文《张一弓和他的春妞儿》，被老师评为优，后来我把这篇稿子投到了《河南作家通讯》，张一弓老师不让发，他不让《河南作家通讯》宣传他个人。这篇评论后来被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评为优秀文学评论一等奖。 1994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到郑州找他，张一弓交代省作协秘书长王秀芳大姐提笔在省作协意见一栏写道: 郭进拴同志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纪实文学集七部，有的作品在省内多次获奖，在文学组织工作方面也有突出成绩，获我会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同意推荐。 河南省作家协会 1994·3·4 1995年2月23日，我收到了中国作协正式通知，说我已于1994年12月27日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研究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中国作协为我颁发了编号为4481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 这也是我此生最为开心的一件大事。 1998年春节前夕，我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习归来，巧遇张一弓又一次来汝州采访雷俊情等他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师生久别重逢，在汝州宾馆又是一次两天两夜的长谈。他告诉我，他下一步准备写一个《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续篇，题目是《春妞儿和她的红旗车》。因为当时雷俊情开的就是红旗小轿车。张老师告诉我，他在美国亲自看到了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也看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是爱国的，他是1991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缺席被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在美国有关方面的再三挽留下，毅然选择了回国，并于1992年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也谈到了他1991年当省作协主席以来，在没一分钱经费，没有一个编制的情况下，四处化缘创办《热风》杂志。一次下去拉赞助，喝酒喝醉了一星期，差点把命搭进去。他写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开了个头没时间写下去。我问:听说你和铁凝到《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领奖，人家坐卧铺能报销，你报不了，只好说有事下了车。可有这事？张一弓说，他们不给报，我自费也能坐得起卧铺。张一弓老师还为我任执行主编的《沧桑》杂志挥笔写了"作家摇篮"的题词，我把这幅饱含老师一片深情的题词刊登在了《沧桑》1998年第一期的封二上，并聘请张一弓老师为《沧桑》顾问，对全市作家鼓舞很大。 2002年我申报二级作家时，又是张老师极力推荐，令我终生难忘。 2003年春节前夕，汝州市寄料镇卫生院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汝州市寄料镇卫生院新址落成典礼暨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卫生支农医院挂牌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张一弓专程前来祝贺，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为开业剪彩。 这个卫生院的院长雷俊情就是张一弓小说中“春妞儿”的人物原型。她开过车、办过焦化厂、洗煤厂、打过煤窑、承包绿化过荒山，曾被省妇联授予“河南省三八红旗手”，并被评为“河南省非公有制优秀女厂长”。她先后拿出数十万元救助困难户、失学儿童等，2002年7月又被评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人民文学》优秀报告文学奖金杯主人公奖。 雷俊情是2000年10月16日被汝州市卫生局任命为寄料镇卫生院院长的，寄料镇党委任命她为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雷俊情上任后，决定投资200万元，占地16亩，建设新院址。她把自己多年的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还把住宅作抵押贷款建医院。靠着胆略、才干和品格，创造出了“拚搏奉献，科学实干，分秒必争，不畏艰难”的“寄料卫生院精神”，塑造了他们的“医魂”! 张一弓在新院址落成典礼大会上动情地说:“当年我在这里采访了七位女司机，雷俊情干得最好，给我的创作灵感也最多!我今天特意从早上五点就出发专程赶来祝贺……”张一弓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推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安排的系列活动。 随着与张一弓老师交往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几次彻夜长谈，我对他的过往和风格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张一弓，祖籍河南新野，1934年12月生于开封，一级作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父亲张长弓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他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看《聊斋》、《呐喊》等经典著作。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跟着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父亲到处流亡，10岁那年，他们全家逃亡到陕西宝鸡的一个农村，有一段时间没学上，他就把童年生活写成了一篇篇的纪事体散文。他照着父亲书架上的书，自己设计了封面，写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并在封底注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处女作”就笑了。1950年于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后历任《河南大众报》记者、编辑，《河南日报》记者、文艺组负责编辑、理论处处长、革委会副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届河南省政协委员。 张一弓的大女儿张婷婷曾听他说，1950年，他在开封读高二时，还不满16岁就被推荐到《河南大众报》当编辑。大家都叫他“编辑娃”，后来又成了《河南日报》的青年记者，成了“记者娃”。报社排字房的老工人曾告诉张婷婷，她父亲第一次到排字房改稿，被他们当成了顽童，揪着耳朵逐出了车间。记忆里，父亲球场上矫健的身影是张婷婷在孩子堆里的骄傲。上世纪70年代，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孩子多了，小家庭陷入经济窘境，日夜赶稿的父亲，把爱不释手的“黄金叶”，换成了一毛多钱一包的“勤俭”烟，还被报社叔叔们拿来开玩笑。一天中午，张一弓搬来一个马扎坐在张婷婷对面，用商量的口吻说:“爸爸想把烟戒了，你看怎么样?”从小习惯了父亲抽烟的张婷婷，以为抽烟就是父亲工作的一部分，随口答道:“不抽烟就写不出文章了，爸爸不能不抽烟，倒是家里肉馅儿可以不吃。”父亲被这不经意的回答感动，一声不吭进了屋，多天以后，张婷婷收到了用父亲剩下的烟钱买的一双丝袜。 从事新闻工作以后，被称为“记者娃娃”的张一弓没有忘记文学。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宝和银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又有几篇小说发表在湖北的《长江文艺》、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后因短篇小说《母亲》，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招来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张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革”结束后，他又因“文革”后期担任了报社的领导职务受到审查批判，调离新闻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县。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张一弓又暗自写起了小说，从1980年开始重新发表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黑娃照相》等一批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他于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作家。1981年《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1983年《张铁匠的罗曼史》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3年秋天，当张一弓作为农村的业余作者，已经获得3次全国性文学奖项之后，才从登封调回郑州，到河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不惑之年”的他，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以中篇小说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1985年，《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获全国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还被评为“河南省首届政府奖”。这时，他成为河南文坛唯一一位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三连冠”作家，被称为文学豫军的一面旗帜。 虽然有着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张一弓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属于他个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说:“写作必须具有对人间苦难的悲悯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让个人恩怨进入文学，不要用‘小我’亵渎文学，不要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伤疼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样我就会不公正，就会使作家应有的悲悯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损害。作家如果没有悲悯之心就不要写东西。不同的作家最后所要竞争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这样勉励自己。” 张一弓是幸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雨露照耀和滋润了他的心田，人民给了他创作的勇气和力量。长时间的记者和编辑生涯，不仅给张一弓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的头脑，清醒的文思敏捷的职业习惯，而且给他接触生活和接近群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奔跳于城乡、村镇之间，活跃于百姓、干部之中，在农村生活的大海洋里观察、思考、体验、摄取，掌握第一手资料，累积丰厚的生活素材。他个人和家庭的富有戏剧色彩的变幻与动荡，更使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深化、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一切，构成了张一弓作为一位作家的重要的主观素质。正因为如此，张一弓才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中挣脱出来，深切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写了30多篇、150多万字的关注农民的命运、具有浓郁的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的中、短篇小说，有8部小说被搬上影视屏幕。 当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1期《收获》大型文学期刊隆重推出，《小说月报》又在1980年第1期以头题位置选载的时候，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对此，张一弓说，“如果没有巴金的关爱，1980年就没有我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也许我至今还会在文学以外的某一个地方徘徊”。当时这部作品创作完，他寄给了由巴金担任主编的《收获》。《收获》发表前，按惯例了解作者情况，作品曾遇到反对意见，是巴金拍板发表了它。读者在赞美那位普罗米修斯式的共产党人李铜钟的伟大壮举的同时，也为小说作者的胆量和勇气而叹服。张一弓这个陌生的名字，也因“李铜钟”的问世，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位多少带点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了。接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第一名，张一弓也第一次登上了全国的领奖台。 据阎纲在《悼犯人李铜钟》一文中介绍:1981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主办单位就是《文艺报》。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是当时的气氛太不合适。一月份中宣部长王任重指明批评《文艺报》是“右派骨干掌权”，应该进行人员调整。紧接着，中宣部召开“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会上，林默涵就《文艺报》发表沙叶新的旨在针对“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扯‘淡’》等错误倾向，亮明了他与周扬、陈荒煤和冯牧的四点分岐。所以，《文艺报》的领导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对于“人性”、“人道主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生怕被人抓住上纲上线，当然，对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评奖一事举棋不定。正在这个时候，作者张一弓所在的河南省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意见以加盖公章的单位证明信的方式转送到上级有关单位。反对这部小说入选的意见主要是“暴露黑暗面”，其次是有着30年新闻记者生涯的作者本人在文革中曾经进入《河南日报》革委会，是“三种人”，故不宜得奖云云。但是初评小组全体中青年评论家坚持给奖不动摇。《文艺报》为此专门派人前往郑州、登封等地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其事，事实比作品所写更其严重;二、张一弓文革中进入河南日报社领导班子是事实，但属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是“三种人”，可以发表作品，是不是给奖，其说不一。事已至此，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一等奖共设5名)。后来由于各种考虑，将谌容的《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的第一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在第四位。 后来，我当着张一弓的面向他表达我近年益见强烈的心愿:“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李铜钟式的人物，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今天文学的历史价值、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再后来，我又应邀为他主办的《热风》一周年题辞:“张天翼说现代文学在续写阿Q，事实证明新时期文学又在续写阿Q，可能还要写--李铜钟。” 此后喜讯接连传来:《张铁匠的罗曼史》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分别荣获《中篇小说选刊》和《莽原》1985年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寻找》荣获《北京文学》1981年优秀短篇小说奖、《考验》荣获《北京文学》1982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死吻》荣获《奔流》1985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又被评为“河南省首届政府奖”。《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短篇小说集)、《流泪的红蜡烛》(中篇小说集)、《火神》、《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死吻(张一弓获奖小说集)》、《死恋》等多部个人专著，也相继和读者见面。作家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独特的艺术风格，活泼新鲜的语言，浓郁的乡土气息，忠实而又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变革中的色彩斑斓的农村画卷。作家也以自己崇高的威望，于1991年12月全票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与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不同的是，虽然他所写人物的语言特色和行为方式，都属于地道的河南农村，但他的作品的叙述语言和结构方式却是属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甚至有欧化的成分，同时也从这种“不同”中看到一个属于城市知识阶层的作者，对农民怀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苦难的挣扎送去沉重的呐喊或含泪的祝福。张一弓也承认，他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不担心这会妨碍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视而且非常喜欢河南这块土地上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远去的驿站》中，他写了父亲、大舅和姨父三个知识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们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关帝庙上的星星》，都打着真正的“河南”的烙印。还采用了很多爱恨情仇的传说，也都尽可能地保持了传说地域的原始状态。张一弓认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丰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 张一弓也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是追随时代步伐，听从时代召唤，忠实的记录着深刻变革中的我们时代的“秘书”。 他不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潜心写作，却总能令人刮目相看。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但他又不是图解政策，而是让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来说话。他的作品即使时隔多年，依然能被人们常常提起，甚至流传海外。2007年，《远去的驿站》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 ”，而加拿大汉学家、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翻译为英文发表。这时，距离这篇小说的首次发表已经有27年。也许是机缘巧合，他的《赵镢头的遗嘱》发表后，中央才正式下发了联产承包的红头文件;他的《火神》发表后，中央才有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他的《挂匾》发表后，中央又有了搞好扶贫工作，走大家共同富裕道路的文件。有说张一弓为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起了参谋作用，说他有超前意识，是诸葛亮。我对此颇感兴趣，就问他: “大家都说你像诸葛亮那样会预测未来，您这种神机妙算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张一弓哈哈大笑:“我不是诸葛亮，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的本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有点超前意识。所谓超前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在正确分析客观现实、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判断……” 别林斯基提出过“当代性”这个概念，当代性其实也就是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张一弓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准则。 记得我们采访山乡女司机时，张一弓的情绪非常激动。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那位极力阻挡我们接触一位女司机的乡干部，因想占女司机的便宜而遭到严厉拒绝，从此怀恨在心，才编排并散布了许多那位女司机的所谓“风流韵事”。 张一弓张一弓坐不住了，他克制不住“最初的冲动”，“春妞儿”的影子时时在他眼前浮动，创作的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再不写，就感到无法平静地生活。于是，他开始酝酿、构思、伏案写作。他没有把他的人物具体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排斥于艺术视野之外，而是以直率的笔触，敞开了春妞儿那既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又被金钱的鞭子所抽打的矛盾的也是奋进的心境。“春妞儿”这个有着现实欲念、呼吸着人间烟火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对于文学中积习已久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反动。 张一弓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后记》中写道:“毋庸讳言，我是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们提倡远‘距离’的时候，硬着头皮对当前社会生活作出‘近距离’反映的。”‘谁叫我干了将近三十年的新闻记者而又冒里冒失地涉足文坛呢?一个记者的天性就是对当前社会生活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捕捉最新的生活信息。”“谁叫我的悲欢、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呢?谁又叫我偏爱巴尔扎克所说的‘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而又以此自命呢?作为‘同时代人的秘书’，就必须让我的读者朋友看一看‘同时代人’不断改变着的形象和这个时代的印记，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反过来说，也从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梦、所怨所怒、所衰所乐中，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我这样作了，我把打着一场变革的时代印记的张铁近和王腊月、李麦收和白雪花、苏小海和李秀秀(取材于河南汝州寄料街的《山村理发店纪事》里的主人公)、郭亮(取材汝州的《火神》主人公)和春妞儿、宋疤拉和他的伙伴交给读者，而没有等岁月在他们脸上增添新的皱纹。” 张一弓是个多面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能歌善舞，他的歌儿韵律谐美，字字传神，情真意切，清香悠远，拂人心扉。我们在寄料镇采访时，一次前往郭明家途中，路过一个代销店，里边有个青年正在弹琴，他上前仅用几句话就和那小青年“喷”熟了，人家让他也弹一曲，他接过琴，技法娴熟，激情四溢，其声似春风习习，细柳丝丝，白云悠悠，小溪潺潺，令人心神飘荡，如身在云雾之中。可喜的是，他把这些都融人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使人读之余韵无穷。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的大部分语言，特别是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例如:“伏牛山那牛，抵人狠着哩，小心着!”“俺的命不主贵，你们不走的路才轮上俺走哩……”逮“爬叉”、“戴帽高中”、“粗瓷大碗”、“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他爹又给他‘说下’了矿上一个营业员”、“俺多亏没跟你……”、“洋柿子”、“闷声不吭地‘巴嗒’着旱烟”、“哼，烧的!”“人家挣那赶脚钱老不容易!”，“‘调教好各自的驴”，“徒弟，徒弟，拱到师傅怀里”，“我和你厮跟上”，“又被老子推搡着，挤出了人群。”“酸汤面叶儿”、“油清(音qing)住了”、“人不亲行(念hang)亲”、“小母鸡也想学打鸣儿，‘咯儿咯儿--呃!”这样的语言纯粹是我们家乡豫西农民的语言，我们读着它，既形象、生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亲切、实在、自然，乡音绕耳，乡情难忘啊! 张一弓的“春妞儿”却占用了大量“采访”来的细节，写得更直观，有厚度，有深度，思想性强。这很可能是张一弓采访的时间长、深入，女司机动了真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是他一下乡就主张不惊动县、乡领导，不坐小车骑自行车，不吃酒席而吃自己排队从大食堂买来的家常饭，没有名人架子，住一天8角人民币的便宜房子换来的。而叶文玲到场时，可能是出于“同性相排斥”的缘故，女司机们反而“闭口不谈”了，使她没有挖出“更深层次”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第二天临汝县委又派来了专车和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小分队，前呼后拥，他们也失去了“自由”，“春妞儿”们也只好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客套话，打几句“官腔”了事。 张一弓后来又担任了《热风》主编，上级不给一个编制，不拨一分钱的经费，组稿、编稿、审稿、发行，忙得不亦乐乎，还要为作协筹集活动经费，更没时间搞创作了。他还组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著名作家西峡笔会，创建了全国一流的河南省文学院。他的电脑打字机也只有等有朝一日，再敲打纯文学那优美的音符和旋律了。 张一弓老师退休后，得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兴趣点儿上，换发了文学创作的第二春。年满65岁以后，创作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阅读姨夫》、第一部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特别是《远去的驿站》出版后，以其内容的厚重、扎实而深受文学界好评，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时入围茅盾文学奖，差点儿提前实现河南本土作家茅盾文学奖零的突破。2004年年底，张一弓获得河南省文学奖终身荣誉奖。 张一弓老师晚年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呼吸量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离世前一年只好切开气管，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尽管如此，他仍不忘创作，时常用巴金《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张一弓，我的恩师，待我恩重如山的老领导、老前辈走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当代杰出作家，一位真正懂文学的人，一位人格魅力超群的人，一个著名的作家，走了！悲声难挽流云住，哭声相随野鹤飞。当我写着这篇怀念您的文章的时候，您的音容笑貌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三十年教诲，三十载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 哭你，我的恩人、恩师，我的挚友——张一弓先生! 2019年4月 （本文作者郭进拴，原名郭进娃，笔名智泉、郭笑，河南省汝州市人，1958年3月生。1993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1998年又毕业于鲁迅文学院。1980年参加工作，历任临汝县临汝镇文化站站长、《豫西报》副刊主编、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平顶山市文联创研室主任，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汝州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等五十六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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