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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而辽阔的土地 ——走进俄罗斯 文/杜显怡 2018年9月3日清晨，重庆江北机场。 一大群浓妆艳抹、穿红着绿的老人聚集在一起。有人举起了手机、相机，有人挥舞起色彩斑斓的纱巾，有人唱起了忧伤的《山楂树》，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仿佛是迎来盛大的节日。 在这丹桂飘香的季节，我们重庆一中老三届60余名年逾花甲的同学，将踏上俄罗斯之旅。 年轻的导游小姐好奇地问：“杜阿姨，为什么你们一个学校可以联络起这么多人参团？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显得这么兴奋、这么年轻？” 我不加思索地告诉她：几十年里，我们都有一个俄罗斯的梦，俄罗斯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又说，我们都是老三届，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命运，一起当红卫兵、一起下乡。一起返城，有的还一起下岗。患难与共，情同手足。不少人就是冲着老同学的组合，才参加这次旅行的。 天津GS7941航班徐徐升空，飞越蒙古高原，飞向遥远而亲近的那片土地。有同学倾情高喊：俄罗斯，我们来了！ 在冬宫前倾情高喊：俄罗斯，我们来了！ 一、阿尔巴特街与涅瓦河 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我们来到阿尔巴特街。 这是一条充满艺术格调的街道，街头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绘画作品。美术爱好者支起画架，悠然作画，也许他正是某位蜚声画坛的大师。小狗蹲地上静静守着主人。 有音乐声入耳，街的一角摆放着吉他、贝斯、架子鼓，年轻人忘情地在唱，不在乎是否有人观赏，是否有游客抛钱。 在普希金像前激情朗诵：“致大海……” 街道一侧塑立着普希金和他美丽夫人的塑像，对面是普希金的故居。看到普希金的塑像，按捺不住激动的思绪，那些与俄罗斯文化艺术、与普希金的诗歌相遇的日子，都奔来眼前。 难忘50年前，经历了文革动乱的我们，下放农村当农民。茅屋油灯，上坡下地，前途无望，心情郁闷。有一天同学拿来了手抄的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刚读了第一句，一股热流就流遍了全身： 仿佛黑夜里的一道光亮，照亮了知青晦暗的生活。有了情感的慰藉，有了对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的旅程中，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又瞻仰了普希金的另一座塑像，站在这不朽的诗神面前，我和几个同学放声朗诵： 漫步在阿尔巴特街上，各种艺术风格的美术作品让人感到分外亲切。 爱好美术的同学永远记得，最初学习绘画，临摹的作品就是列宾、苏里柯夫、希施金、列维坦等的画作。那时就知道了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伊凡雷帝杀子》，苏里柯夫的《近卫兵行刑的早晨》，希施金的《松树林》《麦田》，列维坦的《伏尔加河组画》和伊万·尼古拉·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那是我们心中的安娜·卡列宁娜高贵美丽的形象。 是啊，奔走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流连在冬宫、夏宫、莫斯科地铁站等艺术殿堂，我们再次与这些心仪已久的画作重逢——以巡回画派为代表的19世纪写实绘画，20世纪初期的先锋绘画和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 阿尔巴特街以它的艺术格调揭开了俄罗斯之旅的序幕；而泛舟涅瓦河上，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俄罗斯民族的浪漫，让我们回到了青春岁月。 上午10时许，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俄罗斯姑娘和小伙子，来到了游船上。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这些我们唱了几十年的歌，今天终于听到了原滋原味儿。 在涅瓦河游轮上，中国大叔邀舞俄罗斯“喀秋莎” 记忆的碎片在涅瓦河上飘荡： 在我们插队的开县、巫山，在不知名的穷乡僻壤，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宣传队员，台上高唱革命歌曲后，深夜里行走在万籁俱寂的群山间，男生们扯开嗓子唱起来： 还有那首感伤中有着几分英气的《灯光》： 女生不好意思唱，却尖起耳朵听着，在心里附和着。俄罗斯歌曲唱出了我们青春的渴望和感伤。 1978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参加合唱比赛，所在班级一位当过十年知青的同学吴柏淳，指导我们唱俄罗斯的《伏尔加河船夫曲》： 这首雄浑苍凉悲壮的歌，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魂魄，也使我们对伏尔加河、对辽阔而忧伤的俄罗斯充满了向往。40年后，重返校园，同学们又唱起了这首歌。 我的思绪还在历史中盘桓，涅瓦河上的浪漫却热度高涨。浪漫幽默的俄罗斯青年安排了各种互动性很强的歌舞游戏，大家参与其中，白发与青春媲美，历史与现实交错，恍惚间，青春的芳华回来了…… 俄罗斯之梦一路前行。在圣彼得堡的夏宫，大家又忘情地跳开了《山楂树》《红莓花儿开》，平时走路靠着拐杖的大姐，竟然扔了拐杖，加入了群舞的行列。 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是我们精神的母亲，犹如涅瓦河，犹如长江黄河，以她源远流长的丰沛乳汁灌溉着滋 润着我们的心灵。 二、阿芙乐尔号前的国际歌声 车行驶在涅瓦河畔，导游小孙奖励我们第二分团观看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一句话点燃了久违的激情，下车，急急地奔向那艘静静地泊在涅瓦河上的灰色的巡洋舰。这就是1917年一声炮响，引发了攻克冬宫、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月革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尽管这些年有学者认为，那未必都是历史真实，但最初的记忆却深深烙在了我们这代人心里。虽然巡洋舰已经老了，苏联已经改旗易帜了，但富于传奇色彩的“阿芙乐尔”一旦出现在眼前，还是沸腾了我们的热血。 没有事前的约定，20几人聚集在巡洋舰前，激情满怀，放开嗓门，高唱起《国际歌》： 有同学还兴奋地挥舞着双手打节拍。 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前高唱《国际歌》 是啊，从记事起，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我们的国体、国旗、国徽、色彩、甚至爱恨的模式，无一不打上鲜红的苏联印记，苏联、俄罗斯已经深深浸入了我们的血液。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母亲》等革命文学作品，是怎样点燃了我们的战斗激情，使极左的革命思想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思想底色和行动指南。我们几乎人人都还能背诵那段经典名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当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以阿芙乐尔号为主题的电影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那些年我们都看过好几遍，记住了瓦西里的名言“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记住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朗诵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从苏联革命文学到陆续解冻后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屠格列夫的散文，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红轮》……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中的精神伴侣。多么熟悉那些名字啊：保尔、冬妮娅、萨沙、安娜、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娜塔莎、日瓦戈、拉娜……他们仿佛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正从涅瓦河上、从莫斯科的原野里走来…… 阿芙乐尔巡洋舰大概久违了这么激情澎湃的歌声吧？我们的即兴歌唱引来无数行人驻足观看，不少外国友人拿手机录下了这感人的场面。 事后想来，阿芙乐尔号前的国际歌声，或许是我们为曾经的苏联、为自己的青春岁月，唱的一曲悲情的挽歌。 第二天，我们齐聚在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前合影。克里姆林宫一度成为世界的希望，成为半个人类的祖国，不是没有缘由的。 三、走进东正教，走进新圣女公墓 行走在俄罗斯，看见最多的是教堂。历数下来，我们先后瞻仰了圣瓦西里大教堂、圣三一教堂、滴血教堂等著名教堂。 恢弘壮丽、金碧辉煌的教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把人带入了敬畏庄严圣洁的气氛中。东正教是俄罗斯的主要宗教信仰，而教堂又成为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向世人述说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信仰和精神诉求。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群魔》中，曾对俄罗斯民族的魂魄作了一个精到的总结，他说：“俄罗斯之所以伟大和奇妙，是因为它的信仰，是因为它有东正教。东正教的一切也就是俄罗斯的一切。” 印象最深的是谢尔盖圣三一教堂，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谢尔盖神父的传说。 圣三一大教堂座落在莫斯科东北71公里的谢尔盖耶夫市，创建人是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他是一位杰出的宗教活动家，1337年在荒郊丛林中建立了一座圣三一小教堂和小道房，此后，凡来此修身的人都自造道房、自辟膳食用地，后来发展成富有的大修道院。教堂里，俄罗斯大人小孩都穿着白色基调的整洁衣裙，静静地排着长队，默默走向圣坛感受圣灵。人人目光纯净，一脸虔诚。 身穿黑袍的修士和修女在教堂内行走。我特别注意到，修士们都是身材高大、长得十分帅气的青年男子。我感觉他们的脸庞和眼睛都在发亮，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不光是在东正教教堂，就是在我国的无数佛堂里，每当看到那些穿着袈裟虔诚礼佛的和尚尼姑，想到他们能超脱尘世、潜心修炼，我都心生敬意。 无数次反躬自问：我有信仰么？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民族需要信仰么？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民族的信仰是什么？我是茫然的。 在圣彼得堡参观冬宫博物馆 瞻仰新圣女公墓。 这里安息着作家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播音员尤利·鲍里索维奇·列维坦，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瓦维洛夫，政治家叶利钦等等。 这里陈列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每个墓碑仿佛都是历史的一页。 来到苏联女英雄卓娅墓前，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多年前的电影镜头：不到18岁的卓娅，赤着脚、衣不蔽体，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行走，在纳粹的绞刑架上慷慨就义。她的墓碑上，深灰色大理石雕塑的卓娅，昂首挺胸，短发和被撕裂的衣襟在寒风中飘起。《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曾经感染和鼓舞了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 在新圣女公墓，我们还意外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王明的墓地和墓碑。赭色的大理石墓碑上有王明的雕像，身着中山装，面向祖国的方向。他是这座公墓中仅有的三位中国人之一，另外两位是他的妻子孟庆树与女儿。墓地前摆着祖国人民拜祭的花篮。可惜我们没有带来鲜花，不然真想给他献上。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墓地似乎都是阴森恐怖的，死亡也是最可怕的。可是在俄罗斯，在这个有着宗教情怀和艺术气质的民族这里，墓地被建设成一座艺术的圣殿，墓碑被赋予了灵魂，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人间的过往。 从教堂到墓地，俄罗斯深深地感动着我。 我想，也许俄罗斯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帝国梦，都想像彼得大帝那样，跃马扬鞭，横扫东西方；也许俄罗斯民众的心里都有一个贵族梦，都想过贵族生活。但是，这两个梦想之上，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信仰，是弥赛亚精神。在俄罗斯人心中，神权高于政治甚至高于人权，神权是至高无上的，弥赛亚精神是永恒的。 一个有着浓郁宗教情怀和艺术气质的民族，怎么可能满足于单纯的过日子？怎么可能放弃信仰而长久地臣服于专制和极权统治？正如俄罗斯民族的忠诚儿子索尔仁尼琴所説： “俄国必须摆脱帝国的狂妄和专制的深渊，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才能复活。指引俄罗斯灵魂的星星还在闪耀，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四、莫斯科大学主楼前的热泪 此行有一个地方，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梦想，那就是麻雀山，就是莫斯科大学。 这天，在缥缈的薄雾中，我们走近了恢弘巍峨的莫斯科大学主楼，激动的心顿时狂跳起来。大学、麻雀山、莫斯科大学，那不就是我们一生的梦想吗？50多年前，我们跨进重庆一中的校门，学习俄语，通过书信和苏联的同年级学生交朋友，莫斯科大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心仪的学府。每当收到苏联同学的来信，就憧憬着什么时候能够到这里来读大学，就想什么时候能见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帕莎、卡佳……但动乱的年代，蹉跎的岁月，彻底击碎了我们的大学梦，直到鬓发斑白的今天，我们才走近了你——莫斯科大学，却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命运仿佛和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陈伦芬同学在莫斯科大学前 我的思绪久久地徘徊在历史中。在主楼对面忧伤的白桦林里，一张张沧桑的脸，仰望着主楼直插云端的塔尖，心潮起伏。有同学热泪盈眶，有同学激情难抑，唱起了那首深情的歌： 五、品读俄罗斯的忧伤 为什么俄罗斯的文学、绘画、音乐能够如此打动人心，成为我们一生的挚爱？它的魅力何在？我们到底喜欢它的什么？ 这次俄罗斯之旅，似乎使我明白了。 要认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性，懂得他们的忧伤是关键。辽阔的地域，漫长寒冷的冬季，苦难深重的历史，开疆拓土抵御外敌的经历，既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尚武精神，又造就了他们忧郁、热情、开放、富于幻想、艺术化的民族性格，培育了一种审美的乌托邦精神。忧郁与悲凉，是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底色。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说“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徜徉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黑森林、白雪皑皑的高加索、日夜呜咽的伏尔加河、茫茫的大草原、忧郁的白桦林、上万个钟声沉郁的教堂、历史沧桑的古堡、走遍天涯的三套车……无一不深沉而厚重，壮阔而忧伤。 音乐尤其如此。从格林卡开始，俄罗斯作曲家挥霍着广阔大自然、丰富民间曲调与东正教传统给予他们的素材和启发，表现了深沉的宿命的忧伤。我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更是把这种忧伤演绎到了极致。有人认为，贝多芬代表日耳曼人的昂扬，而柴可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人的忧伤。 就民歌而言，无论是英武豪放的《神圣的战争》《共青团员之歌》《哥萨克骑兵》，还是优美抒情的《纺织姑娘》《黑眼珠的少女》《田野静悄悄》……其中都飘逸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近年来，我国大众喜欢的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朴树的《白桦林》、王琪的《可可托海》等歌曲，就有着俄罗斯式的忧伤。还是普希金天才地揭示了这个民族的品质：“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郁，上帝也一直注视着俄罗斯。” 告别莫斯科那天，经过了克林姆林宫旁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图书馆门前，塑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塑像。俄罗斯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他们民族文学上的两座高峰。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作品惊世骇俗，读之令人痛苦，是对人的灵魂的拷问。我想，是否懂得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我们就能比较多地懂得俄罗斯呢？ 我们三个分团60余人欢聚在卡洛明斯庄园 对于俄罗斯，我心中始终有一份挥之不去的忧伤，这份忧伤留给了同是一中老三届的王康同学。他是俄罗斯的景仰者，是俄罗斯的东方情人。他曾多次受邀在凤凰台讲述俄罗斯的伟大和忧伤；他写了一本专著《俄罗斯的启示》，还专门编撰了《纪念碑——俄罗斯十九世紀·黃金時代，白银时代詩文巡覽》（上下篇）。他想来俄罗斯拜谒托尔斯泰的无名墓地，想来拜望索尔仁尼琴。可惜，2020年夏天，他病逝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永远不能踏上这块忧伤而辽阔的土地了。 在《我的精神麦家》一文中，王康抒发了他对俄罗斯无尽的倾慕和眷念，本文引用他的这段话作结，或许这也是俄罗斯的倾慕者们共有的心情： “……勿需安魂诗、“白痴”般的圣者、高加索的积雪、西伯利亚的原野，几首俄罗斯民歌，几句阿赫玛托娃的诗行，几本《往事与回忆》，就足以教我心向往之了。俄罗斯，就在窗外歌乐山那边，同样的秋光下，不一样的月色中。” 2021年1月底 作者在彼得大帝塑像旁 【作者简介：杜显怡，重庆人。重庆一中初67级学生。当过知青，当过工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重庆通用机械工业公司工作。2006年在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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