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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荣耀

 昵称531237mm 2021-02-09
殷商
20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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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记泰国归侨、历经考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伯坚
        很遗憾,我对父亲并不了解,他生前的很多经历,我也是片片断断知道一些,知道一点,我就记录一点,以此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记忆中,父亲个头不高,始终面带笑容,是个和蔼慈祥的人,他平时不善言辞,说起话来节奏比较慢,明眼人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南方人。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坎坷二字来概括,而对于我们这些子女来说,父亲是荣耀。
富家少爷投身革命
        父亲1921年6月出生于泰国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业殷实家庭,是10位兄弟、6位姊妹中的长子,俗话说的“大少爷”,从5岁起,就遵照父命回国求学读书,学习中文。
        父亲在广东潮汕读书的学生时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939年7月,刚满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便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队伍,决心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
        我家里有一张拍摄于1938年6月15日的“兴文抗战戏剧第一届干训班毕业留影”照片,留下了普宁兴文中学读书时,一群抗目热血青年珍贵的真实写照。当时,潮汕的共产党组织还很弱小。1940年秋末,父亲尚读高中一年级,受命任平行支部书记。
        普宁县委书记杜修田与父亲直接联系并做指示,父亲遵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家争取掌握家庭经济管理大权,并动用家庭资金,拿出3000大洋作潮梅特委的经费,又献出大量资金,开办书店、粮店,作为党的地下情报联络交通站。父亲只好向祖父谎称解释资金的情况:“因当时日寇突然袭击珍珠港,造成物资紧张,资金汇往香港采购潮汕急需的煤油、火柴、布匹等,不幸海运途中受日军炸沉货轮,货物全部损失……”
        1942年的“南委事件”发生后,潮汕党组织停止活动,转移到泰国四虬县,在曼谷与南侨校友中共党员詹东取得联系,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
  兴文抗战戏剧第一届干训班毕业留影,摄于1938年6月,普宁兴文中学
驻泰开展地下工作
        1943年,潮汕地下党组织暂停活动之后,父亲从中国转移往泰国时,由林川同志出具介绍信,到泰国后,面交徐扬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侨汇局是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机构,主要是为党组织筹措资金和经费。作为党组织派出的于部,除了正常的公开业务之外,还有其它职责,就是在有需要时,完成组织交办的各种任务。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领导三个局,一是侨汇局(对外公开的业务是受理侨胞的电传汇款业务),二是贸易局(对外业务是商务活动,做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局。曾在侨汇局工作过的同志有:李秀畅,父亲和母亲李映红,林克清,张达平(又名:少波,籍贯普宁),黄锐之(籍贯澄海)等。侨汇局的负责人也就是侨汇局工作组组长,前期是李秀畅,后期是父亲。
        父亲接手后,我的母亲李映红负责电台掩护工作,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在侨汇局,为了安全,父亲让我对前期的报务员称为“大舅”,对新来的报务员称为“细舅”。
        后来,侨共拿出5万泰铢给父亲,投资“永合发公司”,作为入股资金,从而使父亲能够进入该公司工作。“永合发公司”是贸易局领导的进步单位之一,从事进出口业务,进口汕头及香港的货物,例如潮汕的蕉柑等。
        父亲的工作方式是:以业务员的公开身份,每天白天正常上班,然后,利用早晨或晚上,约会党组织派来的联络人员。早晨往往要很早就出动,与来人互相传送电文稿,将收到的电报件交给来人,同时取来需要发送的文稿。唔面时,递香烟、划火柴点燃、抽烟,一副闲聊、叙谈的样子。临别时,顺便约定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1949年,侨汇局的业务逐渐收缩,电台曾迁至一个泰国人房东的住所,业务停顿了相当一段时间,直至后来撤销。1949年5月,侨汇局撤销,上级通知父亲和母亲转往中共侨党工作,随后组织关系转到侨党,电台设备也一并带过去。于是,父亲携同我们一家四口带着电台,到新的地点报到。
  投入革命事业的张伯坚,摄于1940年,泰国曼谷
        1949年5月,父亲携带我母亲李映红、姐姐张英群和我到曼谷嵩越路“永合发进口公司”地下机关,负责掩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侨汇局电台,兼任侨汇局密码票务和电讯工作。父亲在泰经济小组公司的任职是月薪制,母亲在党的地下机关作电台掩护工作属供给制。
  然而当时,中共华南分局驻泰国总支部局的负责人回中国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就没再去泰国。侨汇局的上级领导人是朱南和。后来,朱南和曾被南方局派去香港工作,那个时期被南方局派去香港的,还有张仲均。朱南和是受极“左”思想影响较严重的领导同志,他认为父亲已经去做生意了,是商人,不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
  在父亲奉调回国办理手续时,朱南和将父亲按群众的身份处理,没有按党员办理。
  1953年11月,父亲遵照党组织安排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回国前,祖父卖掉一处碾米厂,将20多万泰铢(相当于一亿多元旧人民币)交给父亲,作为回国发展的资本。
  张伯坚和妻子李映红以及孩子们,摄于1953年,泰国曼谷
奉命回国到安阳
        因为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只能按照一名普通难侨身份被分配,安置在河南安阳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不能接受家庭的巨额资金,将祖父给的资金投资广州南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5千万旧币,投资汕头华侨果子厂,剩余买了一笔建设公债,离开汕头,北上河南安阳前,悉数交给了普宁家乡的祖母陈貌。
        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情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随一批泰国当局排华的难侨登上轮船,遇上台风,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抱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等待盼望的时间里,父亲还不清楚得不到组织安排的具体原因,此时显得多么茫然与孤立无援呀。舍弃富裕家庭的舒适环境,没有靠富裕家庭的资金,两手空空的全靠自己,一位南方人携带妻儿,千里迢迢到寒冷的陌生北方,租房,一点点添置家具、生活用品、添置棉衣、学做棉被褥,一切都是多么的艰难。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父母亲当年到北方生活和工作的不易,才知道当年为什么要变卖物品来渡过难关,是为无产阶级事业献身的理想,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无畏。
        回国后,一切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父亲与其他被安置的归国华侨一样,工资待遇为34.50元。
  张伯坚拜访昔日老战友,摄于1983年,北京
一生坎坷心不悔
        父亲在工作的同时,不放弃不气馁,不断联系中共中央侨委党组,历经8年时间,到国内外调査取证,1961年才得以确认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父亲心中在意的不是待遇,而是身为党员的荣誉。他并没有过多抱怨,也没有为22年党龄提出工资、级别待遇的要求。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在基层单位日常工作中,父亲做到了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仍取得诸多工作成绩与荣誉,实践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党事业的忠诚。然而,恢复党籍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批斗为“叛徒”,被下放到南关仓库。
        那时候我在上学,我还记得,每到星期天,我都去父亲那里,他给我包饺子吃,我享受到难得的父爱。父亲很勤快,在仓库外面的空地上,种满了红薯、青菜、玉米、棉花。
  1986年,张伯坚被全国侨联评为侨联工作积极分子
  父亲在河南省工作三十六年,曾当选安阳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安阳市政协六届委员,安阳市侨联一、二、四届副主席,河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兼任河南省侨联一、二、三届副主席、四届顾问。因在公私合营工商改造中成绩突出,1957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1963年洪水灾害时,从洪水激流中抢救了三个人的生命及不少财产,被评为市抗洪抢险模范。
        父亲广泛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1958年被评为中华全国第一次归侨先进代表,1968年10月4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的侨联工作积极分子荣誉证书,1991年1月10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侨联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1985年9月应邀参加汕头市召开的庆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大会。
        父亲先后荣获党和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南粵七一纪念奖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被确认为党的老地下工作者,抗日革命老战士,一名社会主义建设模范工作者,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的积极分子。父亲的这些荣誉,我也是后来从当地党史、地方志的文字中得以了解。
  张伯坚晚年照,摄于2015年,汕头‎
  1986年,组织对父亲历史错误处理的问题进行调查,1988年12月给予平反,提高工资级别待遇,办理离休,1990年异地安置于广东汕头。        
        2015年12月父亲因病逝世,享年95岁。
        在整理父亲遗留下的资料中,我才完全清楚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父亲忠诚为党,一生清廉,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自己的一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子女的心中。
母亲和父亲一样伟大
        回国后,我的母亲李映红在河南省安阳市百货公司上班,单位也没承认她在泰国时期的地下电台掩护工作负责人身份。为此,母亲通过安阳市侨办向各级单位反映,要求落实确认。后来,安阳市百货公司一位负责人事、组织工作的唐科长协助调査受理此事,确认了母亲1949年5月在侨汇局工作的历史事实。
        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归侨,一样的伟大。她回国后,也是从最基层开始,干过会计、记账员、零售员,最后到商店的副经理,靠自己的双手打拼。虽然母亲不是党员,但她很上进,帮助父亲作掩护工作期间,学裁缝,为地下党员们做衣服,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默默支持着地下党,支持着父亲,无怨无悔。
        有一天,在家中箱里无意中翻阅,我发现一本暗红色有黑色花纹封皮、略有些泛黄的软薄,是母亲生前留下的。打开扉页,是母亲在32岁时写的自传,如实写了一位懦弱的农村妇女,如何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段成长历程,真实描述了她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到回国的过程,惊心动魄,而又感人至深。
文字如下:
        李巧慈自传,别名李映红,性別女,年龄三十二岁,籍贯普宁泥沟乡,侨居地暹罗曼谷,阶级出身贫农。
        一九二一年元月十六日,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日里的一个种植园为生的家庭中。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家无寸土,因不堪生活困迫,便带着母亲和胞哥一同到日里,在一个荒僻的园林村庄,租一块果园垦植番薯和养猪,过着辛勤的劳动生活。我六岁便跟着胞哥(比我大四岁)帮助父母采摘猪草喂猪,参加劳动。
        父亲在这块果园通过八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蓄了三百元龙银。父亲有着乡土观念和非常浓厚的旧礼教思想,我七岁时,父亲便带着一家五人回归祖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劳动。
        父亲把积蓄的银元买了一亩田地,之外又买了二三亩当田,剩下的一部分钱贷给外乡的一个远亲,希望能收一些利息补帮家用,过安适的生活。可是没有想到,连本带利全部被债主乌吞了。父亲是一个安分守己、怕事的老实人,八年的血汗被恶意乌吞,精神上已甚颓丧。但为了生活,父亲又把下的一部分钱用做碾米活计,维持了几年的小康生活。
        虽然父亲对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但在家教上却是专制严厉的,对待母亲偶有不满便拳脚相加,向母亲泄愤,打骂母亲生了许多女子不生男,我对母亲的苦衷很觉伤怜。我在当时严厉家教的管制下,失去了治泼天性,仅因剪了一条辫子,便受到了父亲几天痛骂,造成了思想上保守畏缩的作风,已成为一个服服帖帖的在家从父的懦弱女子。
        一九三三年、我才十三岁、母亲因难产去世,从此我便失去了母爱,终日伤心痛哭。母亲死后,弟妹幼小,全部家务便落在我与嫂嫂身上、伤愁加上操劳、内心是很痛苦的。一九三四年父亲续娶第二个妻子,不过一年继母又难产死去,又再遭了一次创伤。一九三五年父亲又再续娶第三个妻子,经过这二死二娶,同时当田被续回,家境遭此灾难与变化,已开始逐步走向没落破产。幼小的心灵受此波折,不但没有体会到家庭的灾难是和整个旧社会中国人民的灾难一致的,反而完全相信了反动阶级的麻醉欺骗,把一切的痛苦灾难都埋怨于命运,因而更加深了我意志的软弱和悲观的宿命思想。
        一九三五年,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下订婚,当时我对婚烟的认识,只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姻缘配对皆有定注,而且认为将得到隶属,至此我已把希望寄托在夫家,依赖性的思想是深刻的。
        一九三八年结婚(对象即现在爱人),我开始过着另一种不同的资产阶级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当然比母家优裕,当时我充满了愉快的希望,怀着美满幸福的享乐思想。但张家派系复杂,夫妻没有感情,美丽的理想变成悲观失望。婚后二十余天,丈夫因不满此次强迫婚事,除了留下鼓励我读书的一点印象之外,便离开家庭去暹罗了。婚后,爱人鼓励我读书,当时我对文化方面毫不重视,认为社会上女子没有地位,认字了也不会赚大钱,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觉得不识字不能和爱人通信,又不能获得丈夫情爱,是一件最痛苦的事,终于战胜了犹豫不决的思想,勇敢地进入泥沟群众学校小学二年级。
        一九三九年,我往母家赵厝寮读三年级,当时校长张柯健、教员郭常昌、陈鸿明、张声凯等都是进步教师,对救国工作是很热情的。我也参加过募捐慰劳工作,因为年龄关系以及本身存在着保守思想,对课外活动及小组生活缺乏进取,虽然如此,我已在此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懂得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在埋头力学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九四零年,爱人曾拿巴金著的家、春两部书给我看。我看到几个活泼的年青人,生命惨遭残害而牺牲,使我非常痛恨这个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家庭,很美慕觉慧反抗旧封建家庭的勇敢行为,影响到我的思想,进一步的体会了张家的环境,从而同情丈夫的苦衷,同时在爱人教育培养下,初步也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
        一九四二年高小毕业后,侨批中断经济困难以至失学,心里很觉痛苦。从此就负担家务工作,这个三十人左右、依靠侨批的张家家庭,时常发生纠纷以致崩溃分家。一九四三年爱人往暹罗,我和长子仍住家里,可是爱人的庶母封建和束缚,使我流了不少的眼泪,使我很痛恨这个旧礼教的张家。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长子脱离这个束缚的家庭,希望投到新的环境運罗,过着愉快自由的生活。可是在封建残余的旧社会,到什么地方去,都是受到束缚的痛苦,绝望地继续流着我那流不完的眼泪。
  李映红学习裁缝的证件照,摄于1948年,泰国四虬
  一九四八年,爱人鼓励我学习栽缝,当时我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惶恐爸妈生气,惹来更多的麻烦,另一方面第三个孩子刚满九个月,肚里又怀孕几个月,要怎么去学习呢?可是为了要跳出狭隘与受束缚的家庭,没有生活技能是不能实现自由独立幸福生活,经过爱人再三鼓励与自己考虑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为了不愿再受旧礼教的拘束和依赖家庭,而争取自由独立的生活动机,还是单纯为了个人出路,但在爱人方面,却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离开家庭。
        一九四九年,我们便完成了离开家庭工作,在爱人离开家庭时,受到家庭经济断绝及其他方面威胁,要我们回店继续为家庭服务。在这期间,经济困难,生活与精神上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们已认清了自由独立的生活和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前途,终于,在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坚决断绝了与产阶坂的经济联系,过着清苦的而有意义的崭新生活,走向革命的道路。      
  张伯坚获得南粤七一纪念奖章
  一九四九年,党通过爱人要求我参加地下革命的掩护工作,当时我的思想存在看很大的顾虑,原因是自踏进张家所接触的都是互相加害,自私自利的妯娌争执,所以我不满意热闹的大家庭,特别是女人。当爱人和我说机关内工作的同志有五人(2男3女),使我踌躇不决,一时不敢答应,加上我在张家所体会到的一切痛苦经验,都误解到革命家庭中去,担心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这说明了当时我对革命还没有明确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错误思想。经过爱人说服与鼓励和我自己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革命机关的掩护工作。当时参加这一革命工作并不是自动自觉的,而是存在着很多顾虑。
        自踏进机关后,得到同志们种种关心和爱护,有条理的分工合作,看到良好和气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我消除了顾虑,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比张家差,但是在精神上是百倍愉快,生活的很有意义。每星期开会一次,报告家务工作和掩护情况,和批评自我批评的家庭会议。每晚,同志们指导我学习,逐步把我脑海里的神鬼都赶得干干净净,而且初步明确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倾向革命的信念。
         有一次,我损坏了公家一些重要的东西,使我一时仓惶失色,恐怕负责同志对我进行惩罚。出我意料之外,不但没有受到该负责同志严责,还向我指教解释,我得到了同志的帮助和党的教育,使我感动的流下泪来。在我流产与生病期间,得到了党组织和工作同志的种种关怀慰问,使我在与革命同志的共同生活中,体会到了革命的爱是很温暖的。
         在反动的恶劣环境下,由于我对革命的认识已逐步提高,加倍提高警惕保护党机关的安全。虽然在整个革命工作中,没有多大贡献,然而在我的思想上,已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同时对革命的认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李映红证件照,摄于1949年,泰国曼谷
  这个机关比任何机关都重要,当时党组织为了要严守秘密和保护机关的安全,所以决定我那十一岁的孩子不要去,暂时寄在友人或者寄宿在学校,为了革命工作的秘密和安全,我已服从这个决定。在暑假期问題发生了,学校里学生全部都已经回家了,只有我的孩子无家可归,仍留在学校。
  这样的处理我认为不恰当,如果亲朋及家人有问:“放假了,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让他回家?”要怎样回答?同时给他们起了种种怀疑,而且对掩护工作更加不利。当时我要求让孩子来一个星期以作掩护,在这一个星期内暂时停止学习与会议。经过组织考虑之后,终于答应了。可是我为了这个问题要求,情绪上很激动而满面眼泪,此是母子情感上的关系,是从小养成的软弱习惯,同时也是我个人主义思想的波动不定。
  我在机关内除掩护工作和家务工作认真负责外,在思想上缺乏发挥无产阶级的优良精神,对同志不够关心,计较小事,学习不紧张,没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机关被破获问题发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思想矛盾。当时党组织已决定这个机关如果不幸被敌人破获时,我需要负全部责任,其余的同志是亲威,有的说是朋友,皆没有责任,当时使我起了怀疑与不满。不满的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革命工作者,被破获时应该共同来负责。后来爱人向我解释说,如果大家来负责,那么党就损失了更多的人才,这是太不值得的,我们既然参加革命工作,应该牺牲自己保护党组织与同志们的安全。经过爱人的解释和党的教育,使我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以上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旧社会出身,所沾染的各种落后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
  张伯坚接受张泰生采访,摄于2011年,汕头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们离开机关等船准备回国。我们回国原因是服从组织决定的,当时我们华侨处在暹罗反动阶级统治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下,过着种种压迫与摧残的日子,还有许多蒋朝末日的特务们,用他那无耻与穷凶极恶的方法对进步侨胞加紧破坏与诬害,同时还用他那最卑的手段造谣和破坏我们的新中国的阴谋行为,使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更加痛恨,而感到祖国是无限温暖。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们便乘大伟建轮回归祖国,投到新生祖国的怀抱。到汕头时,受到政府热烈的欢迎与亲切的慰问,使我们感到万分愉快与温暖。同时看到祖国的政治文化及各方面都获得了惊人成就,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非常伟大,看到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更加强了我为人民服务的信心。
        关于我俩的夫妻感情方面,自1938年结婚至1949年初入机关,爱人虽然给我多次的鼓励与帮助,可是他对我还是存在着一些男尊女卑,与不够关心的态度,我俩的感情是停滞在庸俗的夫妻关系上。自入机关以后,得到党的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平淡的夫妻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建立在政治基础上,互相关心、互相鼓励的革命同志。
  《弥高乡志》对张伯坚的记载
  我们回国时,组织指示爱人在汕头等待组织联系,可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爱人曾写信三封给侨委会,也没有得到答复,他在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没有动摇他的政治決心和革命意志。三月八日,爱人离汕头到广州,希望能得到组织的联系,并获得学习机会。但是侨委会向爱人说,你的组织关系一时又找不到,目前暂时去台山华侨学习班学习。
        那么我呢?他的二弟一向坚持他的意见,叫我回城等爱人党籍和职业解决后,才要求解决我的学习和求职的问题。我焦急的要求到台山华侨学习班,提高思想政治的水平,但因为爱人党籍问题未能够得到解决,我不得不在汕头等待,直到侨委会决定爱人到台山学习。我迫切要求与久盼的学习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把孩子安置在汕头,雇一个亲威看管。我决心埋头学习,提高阶级觉悟与思想政治能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张伯坚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在华侨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政府分配我们到河南省开封市等待工作。当我们到达车站时,受到首长们握手迎接和关怀,当我们要离开开封时,首长们乘坐汽车亲自来握手送别。到安阳市以后,市政府人事科长抽出宝贵的时间召开几次华侨座谈会。来公司以后,领导对我们关怀照顾,使我深深体会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到处都充满着阶级友爱的热情,呼吸着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给我们华侨无限的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由不安定逐步走向愉快,由不懂初步了解了一些新知识,这是与伟大的共产党领导分不开的。
        来公司以后,因气候与生活习惯不同,思想波动很大,尤其是向领导要求请假回家带孩子来此一起生活,当领导尚未批准期间,埋怨领导处理问题不及时,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市公司成立以后,我到会计科工作,但因本身能力低不懂算盘,所以在工作中没有做出成绩,领导照顾我的工作能力,一天只给我二个至三个钟头的工作。可是能力低工作少,要多做办不到,更増加了思想苦恼,加上气候严寒,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资产阶级家庭的羡慕,丧失了革命的信心,经过爱人的解释与帮助,才及时扭转了这种错误的思想。
        对待个别同志态度不好和轻视,而产生了灰心失意,甚至有意要求领导调动工作,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正确的态度是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与一切不符合革命利益的现象作斗争,与同志站在同一条革命的战线上,巩固和发展我们的革命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团结,为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前进。
        谨以上述文字,作为对我那已逝去的父母双亲的怀念!
张益群(张伯坚儿子)口述
  张伯坚青年时代,左一张伯坚,摄于泰国四虬
后记:
        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016年11月份编撰出版,“把青春献给祖国”—参加中国建设在豫归侨口述的专题文编,谨以此书献给河南建设回国六十周年的老归侨。书中收录了父亲和母亲坎坷一生的革命历史,河南人民没有忘记曾经在安阳生活三十六年,参加祖国建设的两位归侨老人。非常感谢该书责任编辑李丹丹,以及编委朱文娟的热忱关心,“父辈的荣耀”文章,足以告慰九泉之下为革命一生无怨无悔的父母亲。父辈的荣耀,永远激励着后代们,为祖国富强中华振兴继续前行。

        怀着对父母亲敬仰爱戴的心情,考虑将该篇文章转换成电子文档永久保存。先期将文章用手机一一拍摄下来,图片后期处理,裁剪纯文字部分22张。在电脑上下载“捷速OCR文字识别软件”, 鼓捣到当日下半夜2点,转换文字的效果不好,只好放弃。第二天改变思路,将图片发送至手机上,在手机上找到小程序下的“传图识字”软件,一张张转换成文字,再发送到电脑上排序整理,对照原文章逐一段落逐行进行勘误,收集有关照片,断断续续花费了四天的时间,倾注了全部心血,得以最后完美的完成。

        在此,再次感谢李丹丹、朱文娟和那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作家!
张益群 2020-12-22 写于汕头
致泰生兄:
        前些年,因老父亲有关问题求助过河南省侨联,与河南侨联权益保障部李丹丹网络QQ上有过多次联系。因为同在一个办公楼工作的缘故,她分别介绍中新社河南分社记者王秋兰和致公党河南省委朱文娟与我联系,我有将父亲的有关历史资料提供给她们。
        2016年7月回河南安阳,先期郑州短暂几天日子里,前往河南省侨联拜访李丹丹。同时致公党河南省委朱文娟邀约安排一位女作家一同来采访录音,简述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片段回忆。因此,匆匆忙忙赶上了该书2016年11月出版的末班车,2018年11月2日收到寄来的2本书。
        细读这篇文章感触很深,这位女作家很有文笔功底,很细腻地将父亲一生革命轨迹连贯完整表现了出来,加了恰当醒目的小标题,图文并茂,一段段来讲述父辈的历史坎坷经历。文章的最后部分,同时介绍了母亲参加革命工作的历史。大篇幅完整插上了母亲参加工作时,一位高小毕业水平的母亲,如实向组织写的个人履历,即感人至深的自传全部内容。细读后深深感悟,父辈的荣耀,就是把青春献给祖国,而一生无怨无悔。
        2020-11-16上午,张泰生夫妇、汕头侨联侨史研究中心两位研究员楷钟博士一行5人,来到家里进行采访。采访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新加坡籍人钟逸明。正撰写有关1946年至1966年期间,国共两党在东南亚地区国家(新马泰及印尼)的对峙,两党对华侨华人的争取等专题论文。
        钟博士除了从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之外,还需要采访华侨华人、归侨及相关人士,得到一手历史资料。通过侨务系统向汕头市侨联寻求支持、协助,汕头市侨联也乐于帮助,因为在交流及安排采访的过程中,汕头侨联的侨史研究中心也可以积累资料,有利于本单位的侨史研究工作。
        张泰生,男,1947年9月出生于泰国,1955年4月回国。汕头市侨联顾问、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会员、汕头市侨联泰国归侨联谊会名誉会长,一直热心致力于华侨及归侨的历史研究。张泰生与秦梓高辑写“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一文,与郑建生、张益群辑写“赤子丹心 人民公仆—怀念泰国归侨干部张伯恭同志”一文。钟博士看过文章后特别感兴趣,要求来张伯恭的儿子张益群家进行采访,以期能得到更多信息。
        2020-12-20,翻阅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016年11月份编撰出版,“把青春献给祖国”—参加中国建设在豫归侨口述一书,除重温笔者口述“父辈的荣耀” —记泰国归侨、历经考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伯坚文章外,第一次阅读了其他几篇文章,发现里面的内容有几处可参考的地方。如何将这本书部分章节内容转发给钟博士,还要靠泰生兄辛苦费神了。
张益群 20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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