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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扉旧事（43） 第一本诗集的诞生 张国领 但凡创作的人，都忘不了自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和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名字叫《复活》，发在地区小报《蚌埠报》上。但这不是我写的第一首诗，我写的第一首诗不是发表在报纸上，而是“发表”在我的老家神后镇上白峪村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那首诗的内容我已记不全了，但在村子里引起的轩然大波我却没有忘记。当时县里、镇里还组成联合调查组，专门到村上调查了几天，因为有人举报说白峪村头发现了“反诗”。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出现反诗必然有反革命，各级都如临大敌，必须要查出个子丑寅卯。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年龄尚小，面对调查组的几次“审问”，我并没感到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写那首诗是有所指的，指的人和事儿大家都清楚，所以说写那首诗的动机和政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去年我和老父亲说起那次“反诗事件儿”，他也记忆犹新，没想到他老人家还把那首“诗”给我背了一遍，可见我当时给他的精神上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他记忆深刻是因为“反诗”是他儿子写的，调查组的人也把他作为重点调查对象。不过父亲说，他能看出那诗不反动。调查到最后，由于没有发现大的背景问题，对那首用煤核写在大石头上的顺口溜，也就不了了之。 与第一首诗的诞生相比，我的第一本诗集《绿色的诱惑》的问世，要费劲得多。 那是1989年初的一天，我到《安徽青年报》副刊部主任周根苗老师办公室送稿子，因为他给我上过文学创作课，他编的副刊发过写我的专访，我对他就有着一种亲近感，闲聊中我就说到想把发表的诗歌结集出版，他听了当即就表示支持，还写信推荐我去找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刘祖慈老师。刘老师是全国有名的大诗人，负责文学方面的图书出版工作。我见到他之后，递上周老师的信，说明了来意。刘老师非常热情，说让我把诗歌整理完毕后，直接送给他处理。 与刘老师见面是意想不到的顺利，他可是我仰慕的大诗人啊，这让我心中异常兴奋，回到家里找出见报剪贴本，把发表的诗一首首往方格稿纸上誊写。那时候没有打印机，也没有电脑，平时给报刊投稿，都是用钢笔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装进信封内，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和收件人姓名，贴上八分钱的邮票（有时写的稿纸太厚，要贴上一毛六分钱的邮票），投进邮局门口的信箱内。情况类似与现在的电子邮箱，不同的是，没有复制、没有粘贴、没有邮箱名、没有@和com后辍…… 我至今仍觉得用手写出来的文字，与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文字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温度、有情感、有联关、有想象空间，还有无限期待。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字写得怎么样，一目了然，无遮无拦。这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我写的那一手烂字，谁看了都皱眉头。那些年投出去的很多稿件都泥牛入海，可能就是我的字写得太丑，编辑们拿到稿子后赖得看一眼就直接扔进了废纸篓。我用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把我发表过的那些诗都誊写了一遍。当然誊写是有选择的，不符合当下形势的，不适合军旅主题的，不够昂扬向上的，都被我放到了一边，用现在的话说，只选那些正能量的。 看着两本方格稿纸被我填上曾熬灯费蜡写出的文字，曾因被印成铅字而激动不已的文字，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因为不久的将来这些文字将被印在书上。我甚至想象着谁谁的书柜里，那一排排文学著作中间，也会有我写的一本小书出现，心里是何等美妙的感觉啊。我把誊写的每首诗都至少看了三遍，第三遍读的时候还发现有写错字的，有写漏字的，也有写白字的，我对我的粗心大意非常忿懑，心想“你都要出书的人了还这么不操心、不用心、不上心”。至到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把书稿送到了出版社。刘老师果然是大家，看到书稿没有挑任何毛病，还把我表扬了一番，说我勤奋，年纪轻轻就发表了这么多诗歌；还说我很认真，把书稿誊写得清清楚楚。他夸得我极不自然，因为我知道我不勤奋也不认真，充其量是态度还算端正。 半个月之后，刘老师打电话让我到出版社看封面样稿。样稿共有三种方案，一种是一名战士，身背钢枪站在哨位上，战士面朝前方，背朝读者；一种是一棵绿色大树为背景，一个年轻人黑色的剪影；第三种是绿色渐变的背景里，有一双若隐若现的银色线条画出的、抽象的手，做托举状。刘老师把美编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为我讲解三种设计的设想。说实话，我对美术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对美编的想象力大加赞扬，但我还是说出了我对三种设计的偏爱。虽然我是一名军人，但若在诗集上设计一名肩枪的战士，太过直白。而绿树为背景叠加一幅黑色剪影，虽然比较贴近书名《绿色的诱惑》，可没有给人想象的空间，即除了图画看不出任何寓意。这一幅绿色背景中的抽象的双手，却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我把诗集定名为《绿色的诱惑》，是有几种意思的，一是部队对我的吸引，二是我对哨位的歌唱，三是我的一身军装对诗的诱惑，四是我对绿色希望的热爱……刘老师看我对第三种方案颇感兴趣，就问我是不是定下来？我问他说：“老师的意思哪种方案更好些？”刘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笑着对我说：“你是诗人，这第一本诗集，就如你的孩子，以什么面目与读者见面，非常关键，甚至能影响到你以后的创作之路，这个决定最好是自己做，这样不留遗憾。”听了刘老师的话，我就不再犹豫，拿起桌子上的第三种样稿，递到了刘老师手里。 在中国，作家出一本集子，都会找人作序，这好像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我当然也不能脱俗。请谁作序是颇有讲究的，想以序托书的，一般都请名人，这样显得你的书有分量，有的读者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看名人的序言去买你的书；有的人请领导作序，领导虽不是文学或专业上的权威，但领导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权威，让领导作序首先是领导知道你出了书，知道你还很能写，知道你写的东西还有地方愿意给你出书，他会高看你一眼。毕竟作序也让领导出了一把名，以后遇到提升、岗位调整、学习进修等机会，说不定领导会想着你。也有人会请与书与己都无啥关联的人写序，看似毫无联的人，说不定是在某个领域很有能量。个别的作者会自己作序，这种作者有的本身就是名人，不需要托举，有的作者并不认识名人，请不到名人作序，要么就是自己有话想在序言中表达，只有自己亲手操刀才能尽情尽意。在确定诗集的封面之前，我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请人给诗集作序。 我第一个想到的作序人是我的老师牛广进，可当我给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哈哈哈一阵爽朗的大笑后说：“小张让我作序是对我的信任，我很高兴，但我不是不想作，是我的名气不够，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是公刘，一个是严阵。我想这两个人你都知道，他们若能为你作序，那你以后在安徽的诗坛上会顺水顺风。”这两个名字我当然知道，都是誉满全国的大诗人，但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对老师说：“我还是想请您作序，您对我的人和诗都了解，他们不了解我，恐怕写出的东西与我无关。” “你放心，我给你写封信，不管找到谁，都会给你写序的。”说着，牛老师就从桌子上拈起一支毛笔，在墨盒里蘸了蘸，在一张竖格稿纸上写起了推荐信。牛老师的书法有名，随意一写两封书信即已告成，一封是写给公刘老师的，一封是写给严阵老师的。信都不长，但分量很重，由此可见牛老师和他们的关系都不一般。 我拿着牛老师的推荐信最先敲开的是公刘老师的家门，遗憾的是公刘老师出国了，半个月之后才能回国。我转身又奔严阵老师家，开门的正是严老师，我自报家门后递上了牛老师的信。严老师是个大个子，长头发，留着大背头，说话语气沉稳，儒雅而慈祥，和我说话时始终保持着微笑。当他听说我的书稿已列入出版社出版计划时，当即把写序的事儿就答应了下来，这让我受宠若惊。接下来他问了一些我个人创作和部队生活的情况，然后让我一周后去他家取稿子。 一周后我如约而至，不巧的是严老师因事外出了，当我说明来意后，他的家人把桌子上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递给了我，说是严老师出门前交待的。我打开信封一看，正是给我的诗集写的序言《战士——诗人（序张国领诗集《绿色的诱惑》）》。序言是手写体，字迹工整、书面干净，笔划竟然没有一笔超出方格之外，仅此就让我极度汗颜又佩服之极，大诗人严谨的为文态度，就字迹这一项我至今都没有学到。 牛老师看了严老师给我写的序，连连点头说：“写得实在，这也正是你以后写诗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本诗集正式付锌时，我正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直到放寒假返回合肥，我才第一次与自己的“孩子”见面。手捧诗集，我是左看看右看看，虽然内容都是我熟悉的，封面都是我看过的，序言是我从严老师家取出送到出版社的，可我还是想看，因为我的祖祖辈辈是种田人，今天我种了土地之外的另一种田。因为我是一名扛枪站哨保卫祖国的士兵，今天用手中的另一种枪，打出了一片新领地。因为书中这一字一句从我灵魂深处流出的诗行，就要去接受各种各样的读者品评了，忐忑不安、兴奋紧张、骄傲胆怯的心情，兼而有之。 那天回家，我把五十本样书放在柴扉老屋的正中央，打开包拿出一本，对着妻子和女儿，用我标准的河南话朗诵了书中的两首诗。两位听众好像都听得莫名其妙，因为她们从不关心诗，她们关心的只是书上的那个名字，看到是我的名字被印在书的封面上，她们好像突然明白了，那一刻，我的朗诵为啥把河南口音读得那样真切……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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