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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代人形玉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其形象与身份长期在学界莫衷一是，成为难解之谜。本文试从神话考古的视角，对其中的三类玉人与神话形象之间的关联进行考索，认为他们分别与御龙升天的巫师形象、阴阳合体的创世形象、人鸟合体的始祖形象有关，这些玉人形象正是商代人神圣信仰、神话观念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商代人形玉器；神话形象；神话考古 中国人形玉器的造型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6件（图1），均为正面形象片雕。玉人头上戴低冠，双臂抱肩，其中3件玉人为立姿，另3件为半蹲姿。红山文化的牛河梁玉人（图1），为正面形象片雕,头戴低冠，双臂抚胸站立。此后的石家河文化、神木石峁文化也出土过人形玉器。 图1凌家滩玉人、牛河梁玉人，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6）、（2） 在商代，玉人雕刻艺术奇峰突起，出土的玉人不仅数量较多造型各异，而且纹饰复杂工艺高妙。根据妇好墓考古发掘报告，仅殷墟妇好墓就出土了13件玉人，其中包括圆雕全身像和人头像5件，片雕全身像和人面像7件，人虎合一头像一件。有学者对妇好墓玉人进行了分类统计，从身形姿态上，玉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半蹲，有1件圆雕玉人；一类为踞姿，有4件侧身片雕人像；还有一类为跪姿，有5件圆雕人像，这一类长跪型的玉人数量最多。从头饰和发式来看，玉人有戴冠和不戴冠之分，冠有高低之分，不戴冠的有长辫和短发之分。 这些玉人姿态、服饰各不相同，究竟是实有其人的写实描摹，还是超越现实的抽象创造？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玉人的形象身份也成了难解之谜，在此，笔者尝试从神话考古的视角，对其中三类玉人与之相关的神话形象进行初步的考索。 一、御龙升天的巫师形象 严志斌对先秦时期出现的人像进行的归纳总结后得出结论：先秦时期出现的人形的形象主要有三类：一是仅表现脸部，类似于面具。这类人形应该表现是神的形象。二是作跪姿、双手后缚的人形象，表现的是被征服的异族人形象，多数学者以为其表现是罪犯一类。三是站立或跪坐，双手不作约束的人的形象，这些人的形象表现的当是某些具体的人，有的是奴仆杂役，有的是僚属。妇好墓出土的15件玉石人物雕像与人头像,大抵也在此三类之内。 然而，这个结论如果拿来判断最著名的妇好墓标本371号圆雕玉人（图2），似乎无法照猫画虎。这是妇好墓所有玉石人像中玉质最好，纹饰最多，造型最复杂，雕工最精细的一件。围绕这件玉器，从发掘之日起，就有对其身份的各种猜测与论证，至今仍争论不休。 图2妇好墓出土玉人371，引自《殷墟妇好墓》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郑振香、陈志达在《考古学报》中提到：“371玉人，衣冠都较讲究，头盘长辫，怒目视前方，还佩有‘武器’，像是奴隶主的侍从。” 2005年，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认为，“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1的圆雕玉人……衣饰华丽，神态倨傲，为一贵族妇人形象”。 2011年，何旭佳在发表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腰佩宽柄形器玉人研究》中，从跪坐玉人的器物纹饰，服饰、发饰、冠饰，整体形象等外形特点出发进行分析，提出：“该玉人相较于同墓出土的其他玉人，身体上和衣服上的纹饰复杂多样。可见该玉人应该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奴隶主贵族。玉人跪立应是一种虔诚的祭拜形象。” 2016年，朱乃诚在《甲骨文与随葬品中的商代王后妇好》中认为：圆雕跪坐玉人像塑造的是商王朝晚期盛世王后妇好本人生前的形象，才能够以技艺最好的玉工、非凡的雕琢工艺、极为认真的雕琢精神，模仿妇好的形象及携带兵器跪坐的姿势进行写实创作雕琢。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将近四十年间，同样是对371号玉人的身份推断，从侍从到贵妇人，再到奴隶主，最后是妇好本人，如此天差地别的推断，不能不令人深思。 笔者认为，跟妇好墓371号玉人可以归为一类的，除此之外，还有妇好墓372号，以及晋侯墓玉立人。这三个玉人的特点在于他们身上独特的纹饰，妇好墓371号玉人可算是后两个玉人造型的综合。 妇好墓371号玉人（图3）高为7厘米，宽为3.5厘米，整体颜色青中偏黄。其上身直立端正，呈长跪姿态，双手抚膝。脸部较长，臣字目，鼻部扁平，嘴巴小巧，耳部为C形。头发梳成一条辫子盘在头上，头戴圆箍形的发冠。玉人腰上为菱形纹，手臂上饰以目纹、鸟羽纹，腿上饰以龙纹和蝉纹，后背饰以鸟羽纹，背后插一宽柄器，器身分别饰以鸟羽纹和简化的龙纹。 图3妇好墓玉人371线描图，妇好墓玉人372线描图，引自《殷墟妇好墓》 妇好墓372号玉人（图3）呈长跪抚膝状，圆脸细眉，大眼小口，头顶梳一小辫，赤脚。双臂和腿饰以简化的龙纹，前胸饰以神兽纹，后背饰以鸟羽纹。
图4晋侯63号墓玉立人，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3） 晋侯63号墓玉立人（图4）无论从工艺还是风格，都被学界认定为商代遗玉。玉人呈半蹲作揖状，头顶锥髻。双臂双腿饰以鸟羽纹，腰部饰以菱形纹，背后插龙首一宽柄器，器身饰以鳞纹。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动物因为他们自身的某种属性而成为神圣动物。玉蝉这种动物因为其蜕壳的功能，象征着永生不死。鸟和龙同是可以飞翔的动物，成为引魂升天的象征。张光直在研究商周的青铜礼器纹饰就指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在萨满文化里，通天地的最主要助手就是动物”。同理，玉器又何尝不是如此？玉料的稀缺性和玉器的神圣性并不亚于青铜，我们应当注意到，商代动物形和人形玉器中有不少都雕琢出榫座，很可能是插在某些器具上作为祭祀的仪式用玉。这类动物纹饰出现在玉人身上，应该和青铜器动物纹饰的功用类同，都是巫师用来沟通天地的助手。无论这些玉人的头饰、姿态有何差异，比起那些没有纹饰的玉人，最核心的标识是他们身上的纹饰，这些纹饰的象征意义才是揭开玉人身份的密码。 首先，笔者认为玉人腰上所插的宽柄器并非武器，而是龙形器。很多学者都认为妇好墓372号玉人宽柄器上雕刻的是蛇纹，实际上商代王幾地区考古发掘的玉器和青铜器上极少出现蛇纹，考虑到该地区大量出土的龙形玉器（包括圆雕玉龙、龙形玉璜等），笔者认为那应该是简化的龙纹。与此对应的是，晋侯墓玉人所插的宽柄器则直接以龙角造型标识龙形，可以与之形成互证。龙纹加上鸟羽纹用以象征乘龙升天，背后所象征的是乘龙升天的故事。这个乘龙升天的神话叙事其实来自夏启乘龙升天的神话原型，《海外西经》有一段夏启操环佩璜乘龙升仙的神话：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郭注云：“《归藏·郑母经》曰：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明启亦仙也。”《<山海经>图赞》曰：“筮御飞龙，果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诲。”《山海经》描述夏启乘龙升天的方式是左手操翳（鸟羽），右手操（玉）环，身佩玉璜。分析夏启升天神话叙事的“神话元素”，不外乎就是龙、鸟羽、玉这三个关键词，这正好跟玉人纹饰所寓意的内容一致。 荆州市博物馆所藏的楚国神人操龙玉佩叙事的主题极为相似，极可能就是这一神话传说的玉器原型形象（图5）。另一块馆藏的玉佩，则讲述了御龙的故事。1973年，长沙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幅“御龙帛画”，画面正中为一有胡须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表现的中心内容为人乘龙升天。 图5战国神人操龙玉佩（笔者摄） 其次，笔者认为无法确定这些玉人是不是贵族，但他们的身份之一应是巫师。巫师具备万物通灵的能力，所以把各种神圣动物的纹饰雕刻在身上，为了借助动物的灵力沟通天地神祇。他们的姿态，半蹲的也许是效法古人的禹步，长跽的则是遵从商代的礼仪，都应当是祭祀时的庄重姿态。《史记·殷本纪》中留下了不少商代大巫师巫咸、巫贤、巫彭等的记载：“伊涉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王逸《楚辞》注：“彭，贤，殷贤大夫。”正如《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据陈梦家统计,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记载了多位巫师的名字，其中伊尹、巫咸、伊涉、巫贤、甘盘等人又是朝廷重臣。”宾组、已组、历组、子组、午组等卜辞中的贞人即为商代的大巫。据说伊尹曾放逐太甲，令其改过自新，然后又还政于太甲，可见权能之大。商人“事必贞之”的习俗，使贞人成为商王治政的重要帮手。不难想象，这些巫师的地位如此之高，玉人被雕琢得如此华丽精致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201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王后 、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该展览给妇好了三个身份定位：王后 、母亲、女将。不过，妇好还有一个身份经常被人忽略——她还是一位祭司。从甲骨文来看，妇好曾主持过各种祭祀活动。如妇好主持 二、阴阳合体的创世形象 茅盾在《神话研究》中比较了中西创世神话的结构： 中国神话：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藏漠闵，澒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相生，经天营地，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淮南子·精神篇》 北欧神话：最初，宇宙为浑沌一团，无天，无地。无海，惟有神与冰巨人，神斗败冰巨人，用他的尸身造成天地万物……。 希腊神话：最初，宇宙是浑沌状态，天地不分；陆地。水，空气，三者混在一处．有主宰者名Chaos(浑沌)，与夜之女神同为此世界的主宰……。 印度神话：此世界本仅一魂，幻形为purusha，又自裂身体为两半，一半变为男，一半变为女，二人是生一切人类及万物…… 在比较了中西创世神话之后，茅盾发现这类神话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浑沌(“无形”、“魂”等)-男女(阴阳或其他二项对应的神人)-化生万物。不过，这样的创世神话口口相传，而这一创世形象真正生动鲜活地体现在器物上，则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阴阳人。阳阴观念起源很早，阳阴合体人形图像却并不多见，经常被学界征引的青海柳湾“阴阳人”彩陶壶，但其性征却很难确定是男女性器合一的形象。相比之下，妇好墓玉阴阳人则是最明确呈现出阴阳同体这一创世神话观念的实物形象。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标本373号玉人（图6）刚发掘之初，被发掘者定名为“玉人”。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中,编者根据其一面男性，一面女性的典型特征，将这件玉器定名为玉阴阳人，也指出“也可能是儿童，是否含有巫术的意义，待研究。”
图6殷墟出土玉雕阴阳人像，引自《殷墟妇好墓》 这件玉阴阳人为淡灰色,裸体,作站立状。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男性为椭圆脸，双目微突，大耳，长宽眉。头上梳两个角状发髻。耸肩，双手放胯间,膝部内屈。女性形象与男性近似，唯眉较弯，小口，双手置腹部。玉人脚下有伸出的短榫，以作插嵌之用，这就意味着玉人并非佩戴之物，而很可能是用于祭祀仪式的。 对于373号玉人的属性和身份，李凡和盛罗生认为“可能是为了祭祀孕育万物的天地父母，也可能是一种祈求殷商之生生不息、人丁兴旺的生殖崇拜” 尤仁德认为，青玉阴阳合体产生于对近亲繁衍导致的畸形人的畏惧与崇拜，也是上古母权制和父权制并存时期两性神崇拜的余波。 杨红梅认为，妇好墓双性合体玉人以两性兼体的外在形式，代表着一种和谐、互补带来的终极的、完美的神性力量，应是当时人们崇拜的集创世神、繁衍神与保护神为一体的至高神。 对于双性同体在文化上的内涵，美国学者卡莫迪指出,“古代人通常将神圣者描绘为两性兼体的，即它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事实上，两性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以及独立自存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神圣性或神性如果要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艾利亚德则在《比较宗教学模式》“神圣的双性同体的神话”( The Myth of dvine androgyny)一节中，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论述了其神话学意义: 由于在神性之中同时存在着所有的禀赋，所以完全必要的是从神性中或明或隐地看到两种性别的合并表现。神圣的双性同体只不过是表达神的二位一体的一种原始公式；早在形而上的术语或神学的术语表达这种二合神性之前，神话和宗教思维就已首先借用生物学的双性这一术语表达了它。……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远古的本体论用生物学的语汇表现出来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信仰中看到的神圣双性同体都有其自身的神学和哲学的蕴涵。这个公式的本义在于用生物性别的语汇表达在神性核心中同时并存的两种对立的宇宙论原则(阳与阴)。”艾利亚德还进一步指出了双性同体公式与神话信仰中的生殖力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必须看到，代表宇宙生殖力之神在大多数场合或者是阴阳合体的，或者是一年男性一年女性的(例如爱沙尼亚人的“森林之神”)。大多数的植物神(如阿提斯、阿都尼斯、狄俄尼索斯)是双性化的，大母神也是如此(例如库柏勒)。从原始神话像澳洲土著神话到最高级的宗教如印度教，原初之神都是双性同体的。在印度神谱之中最为重要的对偶神湿婆一迦梨有时也表现为单一的生命(ardhanarisvara)。再有，印度所有的性神秘主义也都是按照双性同体方式加以表达的。 根据金芭塔丝的分析，从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在人类最早经历了一个女神文明时代，所以早期考古发掘中有各种女神形象的器物，人类的最早创世神话往往出现的是独立的大母神形象。后来，社会又逐渐演进为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单一的女神崇拜逐渐演化为一种男女配偶神的崇拜形态。女娲神话最初只是女娲独立造人，女娲就是独立的大母神形象。而后来，造人神话逐渐演变为女娲伏羲兄妹在洪水后结合而繁衍人类，所以汉画像中大量出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图，这也是双性同体神话观念在后世的演变形态。前文已经指出，妇好有着王后、将军、巫师的多重身份，那么，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双性合体玉人就绝非偶然，这个玉阴阳人很可能是拥有神秘力量的氏族创造神或曰祖先神,以及氏族保护神形象，更可能是妇好主持祭祀仪式的重要玉礼器。 三、 羽人原型的玉器雏形 1947年，孙作云在发表《说羽人》时，把容庚所收藏的战国青铜猎壶上的纹饰定为最早的羽人图。当时，妇好墓、新干大洋洲商墓都尚未发掘，良渚遗址也没有大规模发掘，所以孙作云没有看到更早的羽人原型形象。 羽人原型的描述在《山海经》中比比皆是，如《海外东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北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大荒北经》: “有儋耳之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大荒东经》: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名曰禺。”《大荒西经》: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名曰弇兹。”《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海外南经》: “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大荒南经》: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海内经》: “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 笔者认为，最早的羽人原型形象应为良渚神徽，神徽上是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加上良渚出土的各类玉器上频繁出现的鸟立神坛纹饰，我们不难判断，良渚是一个以神鸟为图腾的部族。叶舒宪对良渚神徽进行了较深入的考证，认为良渚神徽是《山海经》中的帝江形象，也就是凿破鸿蒙的黎明创世鸟形象。良渚文化的赵陵山遗址出土一件玉人（图7），为侧面形象的片雕,头戴平冠，冠顶有柱,柱上一鸟，踞姿,上肢似举一物，也算是人鸟合雕的早期造型。陆建芳认为玉人所举一物为鼠，鸟、鼠、人合雕象征着天地初开。距今4千年左右的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玉神面，头戴鸟羽冠，造型典雅，神态安详柔和（图7）。
图7赵陵山出土良渚文化玉人；襄汾陶寺出土玉神面（笔者摄） 创世鸟形象从五千年前延续到三千年前“玄鸟生商”的商代时，商墓大量出土的鸟类象生玉器反映了商代人对鸟的崇拜。商代出现了不少人鸟合雕造型的玉器，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玄鸟生商”的创世神话，鸟类造型不仅仅是他们崇拜的图腾，人鸟合一的形象更是他们对创世祖先信仰的认同。 最著名的一件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玉鸟人（图8），通高11.5厘米，为枣红色叶腊石浮雕，出土于项链顶端右侧,作侧身蹲坐状，两面对称。面部有粗眉，臣字形眼，半环大耳，嘴巴呈高勾而内卷成缘状，戴着高高的羽冠。鸟人抱拳屈腿，腰背至臂部阴刻鳞片纹和羽纹，肋下至腿部雕刻出羽翼。脚底有短榫，应该是可以插在某种物件上的。最为难得的是，玉鸟人顶后部用掏雕技法琢出三个相套链环，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件“活链”玉制品。赣鄱地区的“活链”玉工艺，与中原安阳殷墟的“巧色”玉工艺，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南北琢玉工艺技术上的两朵奇葩。 无独有偶，大洋洲商墓还出土了一件独特的青铜器神人面具，面具为中空扁平双面人首造型，额宽颌窄，眼球圆凸，嘴张齿露，两耳尖立，顶生双角。面容诡异，上管下銎。而面具头顶的双角，上面满是鸟羽纹，笔者认为很可能这是羽人的另一种原型。
图8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玉鸟人和青铜面具（笔者摄） 在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鸟人有两类，一类是绿松石的圆雕跪坐人鸟合雕。另一类是浮雕的人鸟合雕，一共有4件，有一件尚未完工，这类玉雕造型大致相同，侧身曲臂屈腿，头戴高冠，臣字眼，大耳大嘴，笔者认为，这类玉雕跟玉鹦鹉造型相似，应是人与鹦鹉的合雕。 河南浚县大赉店出土的人首鸟形玉佩，为青玉圆雕人首鸟身，呈站立状。双髻高隆，大鼻阔嘴，臣字眼，胸前及背后刻对称重环纹，上身两侧及翅羽刻窃曲纹，下身似鸟尾，透雕三孔，足尖翘起。
图9赉店出土的人首鸟形玉佩，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 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人鸟合雕玉器，玉鸟人两面对称，为头部侧视，长眉大眼勾鼻阔口，头戴羽冠，下颌部分有残损。与此对应的是，比金沙更早的三星堆遗址青铜人面具，高耸突出的鸟羽型插件是经过二次浇铸做成的，如此费工费力的做法绝不是为了简单的装饰功用，而是表达了当时人们的通神观念。
图10金沙玉鸟人，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3）和三星堆青铜人面具（笔者摄） 如果归纳这些人鸟合雕的玉器造型特征，比较突出的部分是头顶的鸟羽（鸟冠）以及鸟喙。突出这两个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人们对鸟类神奇能力的认知。 一方面是因为鸟羽是鸟类飞翔的依凭，借助羽毛和翅膀，鸟儿才能飞上天空，所以鸟羽就成了一个升天的形象符号，头插鸟羽或者头戴鸟冠就成了沟通上天的必备手段。这种影响到了后世，甚至出现“羽化”的说法，传说中汉武帝、王莽就曾亲自或令人身着羽衣，做飞天试验。在汉代，羽化成仙的传说此起彼伏，人们认为羽化是升仙的第一步，而头顶鸟羽身长鸟翼的造型就成了汉画像羽人图的标配。在河南出土的西汉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中就出现了人首鸟身的形象，它象征着死者灵魂的超升，在这一幅画中还出现了飞龙、飞虎等有翼神兽形象。 另一方面，鸟叫声具有报春和报晓的作用，从鸟喙里发出的声音就具有了神圣性。鸟类的叫声不仅悦耳，更具有某些神圣性的暗示。九千年前的贾湖骨笛是用鹤骨做的，六千年前红山文化鹰笛是用鹰骨做的。金芭塔丝甚至发现，鸟女神从农业时代伊始就成为了音乐的守护神，在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同样出现了用鹰骨做成玛格达林哨子。据人类学家考察，现在喜马拉雅山区和台湾布农族人的巫师，都还保留着鸟占的习俗，有经验的巫师可以通过倾听鸟叫声来预测未来判断吉凶。 如果对比分析商代和周代的人鸟合雕玉器，笔者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一，从这些商代人鸟合雕玉器出土的范围来看，不仅在地处政权中心“王幾”的殷墟和浚县，远在“四至”之地江西和四川也出现大同小异的形象，也可以看出商文化的影响范围。然而到了周代，人形玉器已经较少出现人面鸟身的合雕形象。鸟人形象的描述在神话典籍《山海经》中，多数在地处偏远的《海外经》和《大荒经》里，是否可以推断出到战国之后，鸟人形象已经属于比较罕见的边缘化形象了。 其二，商代合雕玉器中鸟的形象数量较多，人鸟合雕是商代合雕玉器的典型组合之一，鸟类的形象包括鸮、鹰、燕雀、鹦鹉等；周代的合雕玉器则是龙的形象数量较多，人龙组合、龙凤组合则是周代合雕玉器的典型组合之一，鸮的形象不复出现。 以上可见，那些刻有神圣的纹饰和造型奇特的人形玉器，正是商代人神圣信仰的生动体现。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变”，我们则可以从玉人形象的演变透物见人，窥见殷周之变。在此，笔者赞同王潇慧的分析：商代的人形玉器仍然被笼罩在浓郁的宗教巫术的氛围里，不仅有史前时期代表巫师形象的头像型玉器，甚至人的形象的表达也始终脱离不开神、鬼纹饰的加载，商人的等级制度文化、鬼神祭祀文化、生殖崇拜文化充分体现了“神人以合”的精神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周代人形玉器虽然继承了商代的制作技术,但出现了明显的时代风格。周代的人形玉器少了神秘的幻象元素，玉人融入了更多的实用服饰纹样元素，并没有体现出大量的宗教指示性功能。与商人相比，周人对自然神的崇拜观念比较淡薄，这就导致了商代人形玉器中的拟神化的艺术形象衰落无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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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铁云藏龟》45.1 ：“贞勿乎妇好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