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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我年轻教学时就与同事议论过，以后也关心这个问题，但没有发现令人满意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我国哲学家李泽厚的《已卯五说》中有一篇“说巫史传统”，是比较中肯的，令人信服的。
这篇文中认为:分殊的时间是在大约我国周代的周公时期，当时从巫术礼仪文化正在走出的时刻，周公通过著书立说，初步完成了对巫术文化的“理性化构建”，将当时流行信仰“天”或“鬼神”的巫术文化，置换为“德”与“礼”，也就是从“神事”转换为“人事”。这一步是思想文化的“革命性”转化，基本上固定了华夏3000年来的文化“大传统”。直到当今我们还在解读，诠释着儒家的“仁义道德”或“天地君臣师”。这条思想文化的主线绵延不绝的延伸着，好像具有永恒的魅力。
如果说， 华夏从巫术文化脱魅而来的“德”与“礼”奠基了华夏文化的主脉；那么，同样是从当时巫术文化脱魅的西方，也选择了科学与宗教。比起当时周公稍晚的古希腊泰勒斯，试图从哲学上探讨世界的起源开始，西方文化走上一条科学思辨之途。随着毕达哥拉斯数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诞生，科学之途越来越宽广，这个时期很少看到他们对“仁义道德”的诠释与强调。与此同时，柏拉图哲学的“理式”与“分有”也隐含着以后宗教的萌芽。
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间产生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这方面的观点过或答案数不胜数。如果以“历史…实证”作为分析工具，主要还是当时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所致。当时的古希腊社会生产主要是牧游和航海，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提供了相对丰盈的生活财富，用不着忙忙碌碌的为糊口而奔波。如此，对思想文化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呢？生活资料的相对宽裕，不但使部分文人从对物质谋生的繁忙中解脱出来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由于相对闲暇从容，做学问就不像我们追求“学以致用”，而是通过“学而致知”对文化财富大量积累，从而产生了深刻的哲学成果。“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但是充盈或者得到解决的问题，也就不去强烈关注了，所以，由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人与人之间就很少有为了糊口而紧张竞争，其道德伦理关系也就比较和谐，所以，当时西方就不像从周公开始对德与礼的反复宣传与强调。于是，他们转动着科学与宗教两个车轮，构成了他们思想文化的“大传统”。
与当时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是我们华夏文化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中，当时，与古希腊哲学理性精神和几何学严密逻辑不同，华夏的主流文化是对“生存的严肃关注”。当时就出现了“农书”“医书”，“兵书”等等非常实用的策划生存的“救命”之书，李泽厚认为，这些成熟极早的“实用”书籍，就是当时对生存急需的“应答”，因为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当时的文人也没有时间悠闲的探索世界本体，逻辑证明和抽象思辨，而是为上级应付复杂伤脑筋的紧张“人事关系”出谋划策。
祖国没有发展出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后来康德黑格尔那样庞大、严密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发展出像基督教那样的“灵魂救赎”精神，而是专注人事关系，直到现在我们也看到这种道德…伦理思想文化德余波，对德治还是加以强调…
不同地域对思想文化的选择与强调，被历史渊源所规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正视自己的传统，而不能一味模仿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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