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僰人的记载，最早零星散见于《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典籍中。沿着中华民族由古及今行进的足迹，在明朝万历元年(1573)后，不见了僰人的踪影。无数研究者翻开尘封的文献，考古荒野的遗存，也没能完全复原出僰人历史的本来。 中国学术界大多对古代民族族系划分为16个，即：华夏、肃慎、秽貊、东胡、匈奴、丁零、古西域诸族、氐羌、苗瑶、濮、百越、回族、朝鲜、京族、俄罗斯、台湾少数民族。对于僰人的族属源流，学术界至今无定论，民间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还带有神话色彩，至于各种媒体的宣传更是见仁见智。在国内民族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有土著人说、百濮说、百越说、氐羌说等几种观点。 一、土著人说 “土著人说”的观点：僰人为西南一带一个古老的土著人群。认为僰人的发源地就在川西南一带，其势力范围主要以宜宾(今名)为中心，东接巴郡，西邻越西，北基本挨上蜀，南至云南昭通(今名)。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僰人在宜宾(今名)一带活动，后又建立了僰侯国，说明最早开发宜宾(今名)一带的就是僰人。据多种史料记载，僰人在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盛世时期，的确在以宜宾(今名)为中心开拓疆土，繁盛一时。 1951年8月，在宜宾翠屏区吴桥村出土了原始人使用过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斧。1980年深秋，成都地质学院教授游天星在筠连县城南2千米处采集到一颗古人类臼齿化石，经鉴定，为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门牙化石，这颗牙齿化石被命名为“筠连人”，现保存于成都理工大学。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宜宾金沙江、岷江沿岸发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斧，在筠连巡司镇和高县龙洞村分别发现陶片、石斧。1985年，修筑珙县洛表镇麻塘坝“九盏灯”至“大洞”山道时，在大洞口坡地的野生柚树下(距洞口约8米)挖得1石斧，命名为“洛表大洞口石斧”。这些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由此可推定，今宜宾、珙县一带在三四万年前就有人居住了。 二、濮人说 “濮人说”的观点：僰人是从濮人演化而来。认为“濮”和“僰”在古代发音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由于音近而相互借用、混用文字的情况很多。因濮人有悬棺葬、铜鼓的习俗，僰从濮而来。 据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史学界、民族学界研究，百濮发展的早期，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鄂西北、鄂南、湘北等大江汉区域。商、西周时濮人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族群，分布在华夏族(汉族)的正南(地域范围应为今重庆、湖北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春秋时文献记述：“濮在楚之南”。战国以后，濮人很少出现在文献上，这是由于作为政治实体的濮被同居一地的楚国在对外扩张中消灭了。但在以后很长时期民间的濮人依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点。后来秦灭掉楚，濮文化便融入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另有一部分濮人进入今川、滇、黔一带，主要分布于今川南的西昌、米易、德昌、越西、喜德和滇西的弥渡、宾川、巍山等，演变为邛都的先民，即后来的僚人。南迁的濮人创造了以二次葬为主的大石墓葬，但在以上地域至今的考古发现只有大石墓葬，而没有发现悬棺葬。南迁的濮人很长时间与越杂居，属于越那部分濮人有悬棺葬习俗，其他大多为大石墓葬。 在整个百越族群和部分属于百越的濮人都有悬棺葬的习俗。濮人南迁后与百越杂居有相互融合的现象，被称为“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民族。 三、百越说 “百越说”的观点：川南僰人为百越人的后裔。从珙县发掘的悬棺来看僰人有凿齿、使用铜鼓、岩画等习俗，历史上的古越人也有悬棺葬、凿齿、使用铜鼓、岩画、断发纹身、居住干栏、擅种水稻等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大典》(任继愈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记述：“越人，秦汉前越人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南部广大地区，因部落众多，故名越。主要从事渔猎和农耕，以金属冶炼，水上航行著称。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秦汉以后在长期发展中，部分逐渐与汉(华夏)人融合，部分与壮、黎、傣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越人一开始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一个农耕族群。在商王武丁的卜辞中第一次把越写作“戉”。“越”作“戉”是依据越人有“石戉”为生产工具的缘故。越人是先有生产工具“石戉”，后有兵器“铜戉”，然后才有越人(戉人)的称呼。费孝通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民族史论文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中认为：“越是犁耙”。 据《尚书·禹贡》记载，古代的越人群体主要分布在徐州和扬州。当时的“州”是以中原的华夏族知悉的范围划分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即中华九州。当时，把分布在扬州的“越人”称“扬越”(泛称)，把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的曾建立过越国和吴国(春秋战国时)的越人称为“于越”，把分布在今江西、浙江、福建的越人称“瓯越”，把岭南一带越人称“骆越”(后演变为“僚”，从“僚”演化为“葛僚”，即今贵州一带的仡佬族)。战国后期(公元前239年前后)《吕氏春秋·恃君览》(《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似百科全书的传世巨著)针对越人群体分布广、支系繁杂的特点把越人命名为“百越”。“百越”(也有称“百粤”的)就成为对广大越人的通称。到了秦早期，比较强大的越人支系主要有南越、瓯越、闽越、骆越等。 越人农耕文化比较发达，同时他们的冶铸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考古界曾经从广西银山岭出土了一批青铜剑，与1974年发掘珙县麻塘坝悬棺取出的剑有较多相似之处。 凿齿是古越人标志性习俗。《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记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持戈……有人曰凿齿，羿杀之。”《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版)记载：“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百越人的凿齿习俗到唐末时开始消失，而代之的是饰齿或者染齿，那时民间对百越人也称“黑齿蛮、银齿蛮”等。1974年从珙县麻塘坝悬棺里取下的10具尸骸中有6具凿了牙。 断发纹身也是越人的标志之一。从文献记载来看，断发纹身有的说是为了避蛟龙之害，有的说为了避水神之害；今学术界又有观点提出断发纹身有“美观”与图腾崇拜的意义。 越人群体分布在东南一带，发明了干栏式建筑。采用干栏式建筑的不只越人，但越人及后裔都采用干栏式民居。据调查，珙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都还有少量干栏式建筑。结合珙县出土的铜鼓，遗存的悬棺，精细的稻作技术等，表明珙县一带在历史上曾有过属于百越人群的人居住过。 悬棺葬俗是百越族群(含属于百越的那部分濮人)的葬俗，至今凡发现有悬棺遗迹的地方几乎都是古越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四、氐羌人说 “氐羌人说”的观点：僰人属于氐羌族系中的一个支系，僰出自氐羌，归于白族。认为，西北氐羌(其中一支为僰人)从西北迁到青衣江流域(今雅安一带)，然后迁到宜宾(今名)一带，由于秦势力和汉大姓欺压，李冰镇压和汉武帝开僰道及设犍为(今宜宾)郡，他们大部分于西汉末年迁云南大理(今名)一带，转化为今天的白族。后居住在夜郎国的僚人与昆明部落发生战争，僚人被迫从夜郎迁入蜀中一带，与原蜀地(川南为主)没来得及迁走的僰人杂居。由于僚人很野蛮，剩下这部分僰人被迫不断接受僚人的强势文化，僚人带来的悬棺、凿齿、铜鼓、稻作等文化习俗，僰人也开始实行了，于是“僰人悬棺”由此而来。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氐羌部落居住在河湟流域。在历史上，氐羌族系是一个不断迁徙的群体。《后汉书》记载：(氐羌)“南按蜀汉徼外蛮夷”，“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方国瑜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述道：“羌住居在川康连接地带，分支向南发展，到云南的主要支派，在滇东北有僰，西北有摩，洱海有昆明，滇池地区有叟。然后各自又发展了很多支系，尤其叟族后来分支的派系更多，直到现在名称最多而最复杂的就是叟族的支派。”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这段话是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僰人的。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笮”是当时的一个部落，主要活动在今泸定一带。说明春秋时期僰人和氐羌、呼唐、野人居住挨近，他们很可能具有亲缘关系，地域就在今川西南一带。 宋朝著名史学家徐广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注时，为“僰”作注解：“僰，羌之别种也”。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蜀地多次出现“僰”，说明蜀地早已有“僰”了。 《后汉书、杜笃传》载：“捶驱氐僰。”因为氐是羌的其中一支，氐羌在古代往往并称混用，无论是氐僰还是羌僰都说明僰是羌人中的一支。 《云南通志》把“僰”归入“氐羌”。近代著述《云南志略》等认为僰来源于氐羌族系。 20世纪50年代至今，多种高校民族学教材，都把历史上西南的“僰”归入古代中国16个族称的“氐羌”。当代多种“羌族史”著作和研究氐羌方面的学术成果都一致认为僰人为氐羌的一个支系。 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认为，由于秦不断向西南拓展势力，汉族(华夏族)大姓集团兴起，僰人被迫南迁。民族学家李绍明认为，由于李冰镇压和汉武帝开僰道，秦时居住在川南的僰人已经开始南下，汉开犍为又引起大量僰人南迁。 《元史·信苴传》记载：“信苴曰僰人也，姓段化，其先世为大理国王”。 五、其他杂说 对于僰人族属，尚有其他一些说法，如巴人说与苗族说等。 “巴人说”的观点认为珙县悬棺葬的主人是巴人。但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认为，无论是查阅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掘，至今没有巴人融入僰人，或者僰人融入巴人的证据出现。 “苗族说”的观点认为珙县悬棺葬的主人是苗族。但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认为，僰、苗无论是历史源流，还是民间习俗文化都差别颇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