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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一讲到“楷书”，总觉得就是指那些像颜真卿、柳公权、诸遂良等书家的“真书正楷”，以区分于行书、草体，把它称之为“正楷”或“楷书”。其实这样的一种习惯理解并不是很妥当的，“楷书”并不是指唐代以后的这些“真书正楷”。 在某些书学论述中，已经有着不同于这认识的论述，像张绅的《书法通释》中关于“真书”，有这样的表述：“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 《玉海》中记载:“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 《偃曝谈馀》中记载：“真、草、隶、篆四字乃村学究语，六书中唯有楷隶……《通释》云：字原有秦隶、汉隶，今当以晋、唐书为晋隶、唐隶，则自然易晓也张绅此言，可谓点胸洗眼之语。” 庾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 张怀瓘的《六体书论》:“……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 根据以上所引论述可知：在唐代以前所指的“楷”，就是以后我们所谓的“隶”,“汉隶”就是汉代的“楷书”。唐代以后“隶”成为了专指魏、晋以前的书体而言，而“楷”则成为了唐代以后真书的专用名词。由于这一概念的转变，结果在书学的研究上，就引起了不少的纠纷。 “楷”，本来是一种树木的名字，即黄连木，其枝干疏而不屈，因而引伸其意义为“刚直”、“典范”、“法式”、“楷则”，据此意义则“楷书”实际上是指那些工整的书体。不论任何时代，凡是当时的工整的书体，皆可谓之楷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张怀瓘《书断》上记载：“(八分)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由此可知，楷书并不能只是指现在我们所说的唐代以后的这些真书或正书。行草书体，则是和楷书相对称的一种书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楷书，同时也有其这一时代的行草——即随手书写，较比草率些的书体。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用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诸多实物以为例证。 中国的文字究竟开始于什么时间，还不好确说十几年前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彩陶器上，有刻画的符号，约有一百多个标本，五十来个种类，虽然我们还无从辨认，但是肯定地说，它代表着一定的意义，也许它就是些最早的文字。 河南安阳殷墟文字，被公认为现知文字之始，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大量的甲骨文出土之后，为世人所知。 1976年，安阳小屯又发掘了一座完好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墓中出土很多珍贵文物，有的上面有铭文、刻辞，如青铜礼器中有两个很大的方鼎，鼎上铸有铭文“后辛”，另一铜锫上铸有铭文“妇好”；一个石牛，石牛的颈下亦刻有“后辛”二字。 另外，在过去殷墟甲骨文字中也曾发现有关妇好的贞卜刻辞。在这些文字里，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比较工整，淳卜端庄，而石牛颈下的刻文和甲骨上的刻辞则颇草率。由此看出，因为铭文是属于青铜礼器的，所以必须凝重工整，而石牛只是一件佩饰或玩物，甲骨刻辞则是贞卜的记录，其刻文就草率些，石牛颈下连“后”字的“女”边旁也省略了，刀锋也清楚流露。 西周时代的金文，是金文的灿烂时代，有的铭文长达百字以上，一些鼎、卣、尊等等铭辞，它们记载了器主勤劳或有功于王室，或朝觐王室，受到周王的褒扬、赏赐，于是就铸造这些鼎、卣、尊以纪其功，以彰其德，其铭文自然也必郑重其事，工而整之。无意中却为我们后人遗留下了到今天还能见到的周王朝的楷书。 周代甲骨刻辞现在发掘到的虽然还少，但在这少数的刻辞中，也还能使我们得以窥见周代行草书体的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形体变化也是较大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字几乎搞得不可互识，但尽管如此，其工整与草率之分，则依然如旧。比如著名的歧阳石鼓刻文，是已知的最早石刻，一些诸侯王所铸造的籮、盘、鉴、戈、剑等青铜礼器或兵器上的铭文，虽然不像西周金文的淳朴，但其字迹，仍是非常工整，特别是吴越剑器上的铭文更是盘折屈曲，美丽多姿，后人称之为“鸟篆”、“虫书”，实际上这是当时加以美化了的楷书，犹如我们现在所书写的“美术字”。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草书体，在考古工作中也有大批发现，如一些墓葬中出土的手书简册、木牍、帛书等，都是由于使用需要而随手书写，其书体较上述的铭文等书体颇为草率，是为当时的行草书体。 秦王朝历时虽短，而她仍然留下楷体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 在现代考古工作中发掘的秦代墓葬里，更得到不少的秦代手书的简册、木牍及量器和诏版上的刻辞，又得以窥见秦代的行草书体，实乃大幸之事。 尤其是在这些手书的简册、木牍文字和诏版刻辞中，我们可以发现、比较秦代的工整书体——楷书，即是我们所习知的“小篆”。 而其随手书写的行草体，则已是介乎“篆”、“隶”之间的字体了。事实在说明隶书并非如过去所说，由秦到汉始“散篆为隶”而是在小篆通行的同时，就有了隶书的“幼苗”。由此又给“书体是逐渐演变，而不是一时突变”以有力的实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以为德配宇宙，功盖千秋，所以到处立石纪功、诏版刻辞，本是宣扬自己的威德，却无意中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可能是秦始皇本人也始料未及的。秦虽强，但是二世而亡，秦后是汉，按说汉承秦制，西汉也应该给我们留下大量像秦代刻石那样的遗物，但事实恰恰相反，汉代，尤其是西汉给我们留下的文字实物却是微乎其微，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还说不清楚。但不论是什么原因，西汉前期的确是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实物。虽然这些年也发现有少量石刻，但有的剥蚀太甚，有的则又是伪作，后代在考古中发掘所得到的一些印章、瓦当、量器上的铭文等，为数虽然还不太多，但却在这些文字实物中使我们得以探知西汉楷书的情况，它是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工整书体。 有人说印章上的文字，不能算是当时书体，这是源于“秦书八体”之说，其实印文就是当时所使用的工整书体——楷书。以后来的“秦书八体”之说来对待“印文”是不妥当的，试问战国时的印钵文，又是什么书体呢？还不就是那时的书体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几座西汉初的墓葬，在一号、三号墓中出土了竹简遣册和大批帛书，总字数约十多万字，都是手写体，这对研究汉初文字书体提供了大批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其书若和以上汉初印章、量器中的文字来比较，则其是相似，其次是较为草率，这些就是汉初的行草体。 东汉时期，工整书体渐渐成熟，我们熟知的《曹全碑》、《礼器碑》、《尹宙碑》、《石经》等碑文，其书体都极为工整，形成了“蚕头雁尾”形式，即为我们后来所称道的“隶书”，也是东汉时代的楷书。 东汉时期的行草书体，在近年来也有所发现，如永寿二年瓮上的墨书文字，熹平年间瓦罐上的文字等，其书体较之汉初帛书、遣册等是有变化，然而仍还保留其笔意，如“年”字的最后一竖笔，如帛书中年字末笔，拖了一条“大尾巴”。 但曹全、尹宙、石经等碑文中就没有这样“随便”的书体。 文字本身包含两层意义： 一是使用，这是主要的； 二是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 越是早期，文字使用的目的就越多于艺术欣赏。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比较很靠后的事情了，是后人根据艺术欣赏的观点，所加给它的。为了适应于“使用”这一目的，行草体的实用价值就多，因为它在书写时比写工整的楷体要快捷得多。在木板印刷尚未发明以前，书籍的流传，只有靠传抄，大量的抄写工作是很繁重的，抄写时又不能潦草太甚，一则便于快，二则以免太潦草不易辨识产生误解，于是行草体就应时而生了。 但是对一些纪念意义较大、或是上级发布的诰令等，就必须郑重其事地来对待，于是也就书刻的工整的多，时间一久，书体就自然出现了“楷体”与“行草”之分。而且又应是“行草书体”在先，“楷书”比之则稍靠后。因为要大量的抄写，所以也就出现了专业抄写人——书人，像我们所熟知的通西域的班超，在投笔从戎之前，就是以抄书为业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如下：殷王朝的青铜器上铸造的铭文如“妇好”、“后辛”,周代的鼎、卣、尊、段上的铭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石鼓、戈、钟、剑上的刻辞、铭文；秦代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西汉时期的瓦当、印章、量器文；东汉时期的《曹全》、《尹宙》、《石经》……等碑文皆为当时的楷书。殷代的贞卜刻辞，妇好墓中石牛颈下的“后辛”刻文，周原的甲骨刻辞，春秋战国时代出土的简册、帛书，秦代的简牍文，汉初马王堆墓中出土的遣册帛书文，东汉永寿、熹平瓦罐上的书写文字，皆为当时的行草书体。 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战国纵横家言》等帛书、竹简遣册和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等简文，同《曹全》、《尹宙》《石经》等碑文对照看，隶书不正是有“楷隶”、“草隶”之分吗？《曹全》《尹宙》等碑文书体的所谓“隶意”，不正是由吊书、简册上文字书体加以整理“工整”而成的吗？《梁书》梁武帝诸子传中：“确字仲正，少烧勇，有文才，尤工楷隶。”其所工的“楷隶”，当是像《曹全》《尹宙》等碑上的隶书，即所谓“楷”。 于此可以结论“楷书是行草的对称，任一时代，就有其这一时代的楷书。后人把“楷书”只认为是唐以后的真书正楷，那是一种误解，同时也把楷书的定义看得太狭隘了。虞世南的《书旨述》说：“钟太傅(钟繇)师法德升，驰鹜曹(喜)蔡(邕)，学而致体，真楷独得精研。”这里所谓的“真楷”,就是指当时的楷体——隶书，绝不能理解为唐代的那些“真楷”。 最后得出结论： 狭义的楷书称谓是唐代以后形成的； 广义的楷书则包括各个朝代通行书体的工整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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