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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备产生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基因？近现代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何在？当下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公民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思考，本文也试图对此进行探索。基于中国五百年来商业和文化史的分析，认为成熟于中晚明时期的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传统与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渊源。同时认为，心学也具备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中现代社会与现代公民的文化要素，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和组织中的职业人格的内涵可表述为：以善性自足为价值基石，以心外无物为存在心境，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目标，以入世实践为人生态度，以明心见性为内圣之道，以事上磨练为外王之路，以知行合一为人生准则，以内圣外王为人生境界。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心学、内圣外王、知行合一 【备注】：笔者此文曾于2013年9月28日刊登于中国建投研修院院刊《求索》2013年第3期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进程，既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也是社会领域的现代社会、现代公民的塑造过程，更是文化领域的价值体系、道德伦理的重构过程。 一种社会伦理的形成与存在，必先有其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归因于勤俭与克制的新教伦理，提出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规范发展。中国曾经历了中晚明的商业大繁荣时期，并且孕育出了自己的资本与商业文明的萌芽，它的精神代表就是晚明的“心学”。这种社会精神和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支撑，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正如西方世界中新教伦理和商业社会之间存在的血肉联系，东方文明中心学传统也与商业文明存在着互相交融的伴生关系，并孕育着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和职业精神。 一、心学传统与商业文明 （一）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思潮 南宋时期，中国长江流域曾经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商业税超越农业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后经历了元朝及前后百年战乱和商业停滞，到明朝前期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到了15-16世纪的明朝中后期，社会又发生巨变进入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上自皇帝(从正德皇帝开始)、宦官、大臣，下到军队、百姓，都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商业社会的生存准则充斥整个社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家族体系开始瓦解，大家族分解为市民小户，城市的市民散户实际上脱离了农业社会的家族约束。经济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变化，晚明城市社会的市民生存方式远离了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引发了晚明社会思潮变动。 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直接冲击了传统观念。家族的瓦解、理学的衰微、皇权和朝廷的矛盾，反对专制的政治思想在明中叶开始萌发，社会风气和思潮在明晚期走向反对封建和专制、追求独立和个性解放。 （二）思想理论变革的需求和心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社会物质生产的贫乏和经济生产力的低下是当时专制政治的基础，也构成了理学的经济与物质基础。当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人类对于自然的依附性下降，必然导致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伴之而来的则必是旧观念的冰消和新观念的生长。 中晚明商业社会的生存准则充斥整个社会，并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生存哲学---理学。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结构的松动，商业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直接反映在理学的衰微和心学的兴起上。心学从理学道德伦理体系中游离出来，一种有悖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开始潜生暗长，并最后形成一种全新的伦理观念和时代精神。 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超越，揭示了近代以来的一次社会自我解放：在精神方面，把人从“天理”的精神控制下解放出来；在社会关系方面，则将要把人从宗法家族关系中解放出来；在经济生活方面，则推进专制保守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瓦解和自由平等独立开放的商业社会的繁荣。 （三）近现代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复兴 17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明末的农民起义、满洲的入关、清政府对商业的压制和社会的控制，直接摧残了晚明的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作为精神而存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心学也至此衰微和民间化。 心学是商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心学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康有为、梁启超在掀起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的过程中，心学成为他们的理论武器。其后的陈天华、孙中山等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心学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迅速崛起，心学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获得了新生。 近五百年来社会的“良知”“良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底层社会对新思想、新主义的迎合与专制政权对新思想、新主义的反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代社会变革的整体特征。心学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构成了儒家文化现代转型后的文化基石，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堪称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对于此，我们不能忽视民族文化内部所蕴涵的文化惯性，即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良心、勤俭，她与新教伦理异曲同工，都是市场经济伦理的表达形式。心学与新教伦理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以个体独立意识和信用契约精神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与商业文明的精神。
二、基于心学的国民人格 心学文化中的人格，是圆满完整的人格，而非分裂抽离的人格。所以，无论是国民人格，还是此文中作为典型所提及的职业人格，是人格基于自身角色的一个侧影，其论述需基于完整人格来进行。 心学中的理想人格，以善性自足为价值基石，以心外无物为存在心境，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目标，以入世实践为人生态度，以明心见性为内圣之道，以事上磨练为外王之路，以知行合一为人生准则，以内圣外王为人生境界。 （一）善性自足的价值基石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复杂性。而价值观念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政策：法家信奉性恶论，衍生了法律体系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儒家主流信奉性善论，制定了重教化、轻刑罚的治国理念；基督教信奉人的原罪，决定了西方管理学中的绩效考核等思路方法；等等。 人性正是鉴于其复杂性，千百年来难有共识和定论。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有”与“无”、“变”与“不变”、“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约束”的统一体，很好地处理了社会关系中人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世俗现实生活中，理想与欲望、公利与私利、理性与非理性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意动之下自然跳动着有善有恶的动机意念。但作为一个具备积极人格的现实中人，明了是非善恶，并在良知良心的冲突考验中，能坚持内在良知、坚持人生信条、坚持职业原则和道德底线，采取为善去恶的实际行为，就是一种善的表现。王阳明把无善无恶作为心之体，在善恶矛盾对立中实现超越，选取“至善”作为价值观的支点，树立起一种健康向上、积极有为、经世济民的人生观。 心学不仅认为人有善的本性，而且认为圣人和凡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人人都可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在这一点上，东方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具有本质的差别，没有象基督教那样把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完全交给上帝。人人皆可成佛、“人皆可以为尧舜”，突出了人格的主体性、独立性、完整性，强调以自我的能力就能成圣，人在本性上具备成圣的条件、可能和内动力。正如韩乐吾的《自在吟》所云:“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原不少些子，何须向外寻。” （二）心外无物的存在心境 王阳明游南镇，一个朋友指着岩中的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心外无物是人的一种境界，或者说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境界。人的意识就像一个洋葱，剥开一层还有一层。整个洋葱就像一个小宇宙，在此层次上，人的意识是完整圆满的，体验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感觉。剥开一层后，里面则分裂成本人、他人、物体、自然等。又剥开一层后，人又分裂为身体与心理。人的心理再剥开一层后，里面又分裂为自我、情结、阴影碎片等。而我们身处世俗世界，不同情境和心境下，会体验到不同层次的不同碎片。只有整合了自我和阴影碎片，才能在心理层面上体验到积极健康的心理；只有整合了心理和身体，才能在存在层面上体验到个体的完整存在；只有整合了我与他人、万物，才能在灵性层面上体验到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 禅宗传法过程中，禅师用一些貌似自相矛盾的偈语或莫名其妙的动作开导徒弟的时候，往往让徒弟难以觉悟。根本原因在于，徒弟的意识没有和禅师处在同一个洋葱层面上，他的思想羁绊于世俗世界，自然难以领会禅师的意思。心理层面和存在层面是我们日常生活能意识到的层面，而灵性层面则需要开悟和修炼。就像王阳明所说的“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花”自身是不能“一时明白起来的”，只是王阳明体验到了人花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 心外无物是心学的灵魂，是一种身心一体、人我一体、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们的内心不再被生死、得失、人我、物我等矛盾所纠缠，精神分裂复归统一，达到了心灵的自由与解放。这也是一种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和修炼，借以提升的心态心境，有助于我们消解心理阴影，降低非理性情绪的影响，减弱成败得失的心理冲击，减少对外在事物的执迷，提升意识境界和心灵层次，从而使心灵没有挂碍，没有束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坦坦荡荡的生活和工作。 （三）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 心学是一门主张入世的学问，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哲学。她秉承儒家的一贯传统和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强调做一个现实的、社会的、道德完美的人。这与佛、道两家追求成佛和成仙的人生目标完全不同，与其出世修炼、脱离现实的行为方式迥然不同。同时，心学的人生目标，重在自我，只要自己身体力行，自我确认自身的价值，那就与圣贤无异，而并不需要追求社会或他人承认、赞誉自己为圣人。由于其实践性，其通过自身的人生实践来体悟、确认、坚信自我对内圣外王人生境界的追求和实现。这正如孔子所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心学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和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折射出四个特征：一是自信，人人皆可为圣，圣人就是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表达了实现为圣目标的强烈自信心。二是自强，讲求气节，自强不息、敢于直谏，人格独立，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强烈反映了心学的自强骨气。三是“自律”，心学把“理”作为人内心固有的本性，衡量自己的言行有内在的尺度，只要“发自内心”，“从心所欲”，于心能“安”，便符合“理”，心安理得，为圣在我。四是“自为”，心学是注重入世实践的哲学，不是“空谈心性”，心学自我实现的突出特征就是自由独立、敢做敢为，敢发振聋发聩之言，敢做非圣非神之事。
三、国民人格的心性修养和实践磨练 王阳明的心学将超越性的精神灵性和世俗性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一方面追求内圣，关注人内在的心性修养、精神灵性生活；另一方面追求外王，主张通过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练的途径将超越性的精神灵性灌注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这是一种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人生智慧。 （一）明心见性的内圣之道 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会经历焦虑、愤怒、悔恨、压抑、恐惧、委屈、烦躁、无聊等等情绪和情感，并在实际行为中经常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影响工作和生活的质量与效果。而且，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我们有时是自我意识不到的，有的即使意识到行为表现却难以明了原因的，有的即使明了原因却不知如何改变的，有的即使知道如何改变却没有动力或没有能力去实际改变的，……等等。而正是这些再普通平常不过、习以为常的事情，却往往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最大。如何消除这些被动干扰，求得心理的安宁、平和、健康、积极，心学等众多文化传承提供了很多解决思路和工具。而且，对于某些希望能在灵性生活上有更高追求的人，她们更是用得其所。 道家倡导“坐忘”、“心斋”等方法；佛教推广戒、定、慧等途径；传统儒家提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明明德的选项；佛道儒三教融合后，为圣之方更是层出不穷：静寂超悟论、诚慎研几论、正己正物论、体认实修论、发明本性论、本上立根论、自然流行论等。王阳明在其心学中则提出了融合“去心蔽、复良知”认知主义路径和“在事上磨练”行为主义路径的知行合一的大道。 对于身处现实生活的人来说，在心理阴影和情绪情感等层面更具操作性的，则是时下心理学各个学派的方法：精神分析法可用于分析心理阴影和情结，行为主义学派的各种方法可用以矫正行为习惯，人本主义学派的各种方法有助于社会交往中人之心理的健康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超个人心理学则有助于提升人的灵性境界，等等。更现实的是，我们经常受情绪等非理性困扰，而情绪管理我们往往说要控制情绪，其实这不仅不得法，而且长远来说这往往是饮鸩止渴。情绪的背后是无意识中我们过往的凝结着情感能量的生活经历，是我们的认知和现实的失调，是我们的不合情境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背后隐藏的问题有些不从根上解决，相对应的情绪便会如影随形、长远相伴。而情绪疏导消解之法，类似的心理学方法和相应著作较多，不再细说。 （二）事上磨练的外王之路 王阳明心学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传习录》中，传习两字语出《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两字很有讲究，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尽管论语各家注疏两千多，但“习”字基本不脱练习、实践的意思。心学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践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谈论于口耳之间。这与《大学》精神一脉相承，“至善”之道不仅需要“明明德”的认知体悟，还需“亲民”的现实践行。 王阳明认为“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事上磨练的思想是王阳明为处理形而上的超越之我与形而下的现实之我之间关系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主张人的灵性和现实不能对立，对至善境界的追求不能走向佛道，要在现实中寻求超越，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获得自我超越。在世俗性的事物中，人同样可以获得灵性超越，人生的超越需要“功夫”，即通过个体持之以恒的自我修养和世俗实践来获得，“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事上磨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三教融合以来的禅宗。近代以来，太虚法师主张“人间佛教”，现在又有人主张“生活禅”，将禅的智慧、禅的精神普遍的融入世俗生活和现实工作中，在生活和工作中实现禅的体证、禅的超越，体现禅的精神、禅的意境、禅的风采。这说明佛家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开始借鉴儒学入世的精神。 “事上磨练”的思想也是西方新教伦理的精髓。清教徒即主张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发现人生意义、实现自我价值。他们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财富积累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在现实实践中寻求超越和自我实现这一点上，中西方文化之间是具备相通性的。 （三）知行合一的人生准则 王阳明首次系统的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就认识论和实践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命题观点和理论体系。他认为知与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根据人的不同生活和工作情境，知行合一总体上而言可体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一是事务情境的客观知识和生活工作实践的关系。 我们绝大部分日常活动和关注点都体现在生活和工作，涉及的也主要是非道德判断的事务性情境，知与行相生合一的关系我们更是体会深刻，而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在其哲学性著作《实践论》中的论述更是精辟之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对于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或者说组织环境中文化观念与文化践行的关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有两点值得思考和践行。一是要省察自己内心的念虑，净化内心，坚持“慎独”。王阳明认为“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要将不善的念克倒了。须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二是坚持一种“表里如一”的道德人格。真正知行合一的人采取一种道德行为时，是受道德规范直接驱动的，不会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得失。这种道德人格确立了对道德规范的真正信仰，其行为是真诚无欺的，内心的道德规范对个体心理的影响类似一种本能的驱动，高度自动化，就如马斯洛的“似本能”，这也是孔子所说“敏”的意义之所在“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而当个体确立了对道德伦理的信仰，则他必定不会忽视道德规范，而是自身时刻注意去践履，对于那些不践履道德的人必定会产生不能忍受的心理情感，这也即何以信仰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往往非常激烈，有些国家和宗教推行的价值和行为何以得到他们国民和教徒的认可与拥护。同时，这也是中国建投核心价值观“忠信至诚、尽责至善、团结至坚、笃行之韧、进取至臻”中“至”的蕴含所在，唯有体悟并做到“至”的程度和境界，才能表里如一、知行合一，才能在实践中真正自觉自发的践行“忠信”、“尽责”、“团结”、“笃行”、“进取”。
参考文献 王阳明(2008).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199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肯·威尔伯(2011).意识光谱.万卷出版公司. 彭慕兰(2000).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 全汉升(1991).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9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漆侠(2009).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 杨志信(1962).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0). 谢国桢主编(1980).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春瑜(1992).明代商业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4). 樊树志(2003).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汪敬虞(1988).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 严中平(1989).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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