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用官看家风

skysun000001 2021-02-15

展开全文

在《国语辞典》中，“家风”一词意为“家族世传的习惯行为”；“家规”指“家庭中的规矩、法度”；“家训”指“治家立身，用以垂训子孙之言”；“家教”指“家庭中的礼法或指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家风虽然同家规、家训、家教词义相近，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可以替代使用，但亦有区别，相比家风相对抽象的含义，家规、家训、家教的词义更为具体，也更加贴近家庭教化的过程。家风离不开家规、家训、家教的塑造，而家规、家训、家教又是具象化的家风。良好的家风，更容易塑造品格优秀的家族成员。

古人在评价官员时也多将家风作为重要指标，如武则天曾对唐朝官员韦岳说道：“卿是韦机之孙，勤干固有家风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韦家良好的家风影响到武则天对韦岳的评价。到清代时亦是如此，在清朝皇帝眼中，官员家风好坏不仅关涉个人品性，亦关系到国家治理，因此，在选拔任用官员和整顿吏治时，十分看重家风。

重用或提拔家风良好的官员

清朝皇帝在品评官员时，经常将官员的良好品行归因于官员较好的家族家风。如乾隆巡幸直隶滦阳期间，“有随侍太监某，滋扰民间”，后被热河巡检张若瀛所缚并杖责，张若瀛因此事被人参劾。乾隆命人了解了实情，同时得知了张若瀛的家庭情况，然后他评断说，“非太监恣行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风，诚可嘉也”，并擢升张若瀛为同知。乾隆肯定张若瀛之所为，一方面是因为太监确有不法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张家的家风较好，给了他一个好印象。

张廷玉为康、雍、乾三朝重臣，曾担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子张若霭于雍正朝中试之后受到了清廷的重视，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十一年，时年仅33岁的张若霭病逝。乾隆下谕提到张若霭生前的表现：在内廷行走十余年，小心勤慎，能恪遵伊父大学士张廷玉家训。乾隆认为张廷玉家族家风甚好，而张若霭能够遵循家训，故一度“深望其将来尚可有成”。

又如嘉庆初年，清廷派往西北的通事官员在西宁周边遭遇劫掠，嘉庆为加强西宁地方的治理，决定调整地方官员。嘉庆认为西宁地处西北，同青藏地区接壤，战略地位重要，“员缺最为紧要”，而西宁道道员荣德“才具中平，恐难胜任”，决定将陕西汉中府知府鄂云布调任西宁道道员，原因是“鄂云布系喀勒吉善之孙，定长之侄，家风具在，人亦明白”。可知，嘉庆帝认为鄂云布的家族家风好，人才辈出，故决定提拔用之。

道光朝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时，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率领维吾尔部众，协助叶尔羌办事大臣防守城池，并击败了叛军，立下了功勋。道光认为阿布都尔满之所以奋勇抗敌并得以击杀众多叛军，此由家教素娴，颇知大义，世代为国效力，即其家族对其进行忠君爱国的教育，才使得他知大义、明是非。因此，道光决定再次表彰和重用他。

慎用或贬斥家风不良的官员

官员若是家族家风不好，会影响到清朝皇帝对官员的观感，也会影响到该官员的仕途。乾隆朝中叶，原任四川总督阿尔泰进贡楠木的弊案事发，阿尔泰此前声称自己用养廉银为乾隆采买和运送楠木，为圣上分忧，未“骚扰民间”，但之后有人举报阿尔泰暗地将楠木费用分摊到地方。乾隆命人调查后得知四川布政司刘益具体为阿尔泰处理此事，欺骗朝廷。彼时，乾隆提到：刘益不过小有才具，其家风本属平常，前因阿尔泰在朕前极口保荐，是以擢用藩司。乾隆认为刘益的家族家风并不优异，本不打算予以重用，只是在阿尔泰的强烈举荐下才顺水推舟给予任用。也因此，该案东窗事发之后，乾隆除了处分阿尔泰，还命人查抄刘益的家资。

乾隆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也提防他们同官员有密切交往。乾隆四十一年，有匿名揭帖揭露礼部汉司员秦雄褒同皇长孙绵德互赠礼物，后经查实。乾隆十分不满，下谕提到：秦雄褒系秦道然一家，从前秦道然在康熙年间即有交通塞思黑之事，其家风本不醇谨，今秦雄褒复敢如此。可知，乾隆认为官员家族家风若是不正，那么官员子孙易受到负面影响。

乾隆四十五年，安徽凤阳关所缴税银较上年短少六万五千多两，乾隆命凤阳关监督基厚赔补两万两，但基厚请求分四年赔补，为乾隆所拒。乾隆认为基厚及其父亲西宁“俱任盐政关差，且又年久，计其所得养廉甚为优厚，力量并非不能完交”，觉得基厚之所以请求宽限时间，是源于“西宁平日鄙吝性成，基厚守其家教，以至如此”，即该官员家族家风不良，导致家族成员世积劣习，因此命基厚必须按期赔补。

乾隆后期，乾隆帝下谕提到原任陕甘总督明山之子海广和海昇的拙劣表现，其中河南粮道海广“不思在京当差出力，惟贪图外任”，而其弟海昇“复有殴妻致毙，装点自缢之案”。兄弟二人同时给乾隆留下了坏印象，乾隆认为这是家风使然，即“究系明山素无家教，子弟皆习于恶”，因此，决定将海广调回京内，终止外任。

从以上论述可知，清朝皇帝在选拔任用官员时十分看重家风，家风好坏对官员仕途影响甚大。

此外，清朝皇帝还以好的家风来勉励官员自励自警，将官员克绍家风和忠君爱国联系起来，如雍正帝曾勉励开国功臣的子孙“谨守家风，努力奋志，砥砺廉隅，世世为国家有用之材”。然而，家风对家族成员的浸染和影响并非是轻易形成的。雍正七年，雍正帝提到诸多开国功臣曾立功立德，但部分勋臣后裔未能谨守家风，“有不肖子孙，自甘败类”，以致辱没家门，甚至“陷身刑辟”。这些人出身于家风颇好的名门，最终却让祖先蒙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家族内部的家规、家训和家教欠缺失位。离开具体严格的家规、家训和家教，再好的家风也无法浸润和感化后代，甚至家风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而由好转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