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宝积山抗蒙摩崖碑于宋景定元年（1260年）由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撰写并刊刻，碑文主要记载南宋末年广西两次抗蒙保卫战的战役经过和结果，以及相关官吏题名，彰显了广西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精神。  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蒙古大军有要从云南假道广西攻宋的倾向，此即“斡腹之谋”。所谓“斡腹”，是南宋时人对蒙古军作战中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战术的称谓，指暂时避开敌人的正面防线，绕道至敌国或敌军背后的腹部地区展开攻击，其实质上是一种假道借路的行动。蒙古在消灭西夏、金以及三次西征中就多用此战术。宋人认为蒙古的“斡腹之谋”有两层意义：一是自秦、巩假道吐蕃或云南“斡腹入蜀”，二是自云南或安南“斡腹攻广（西）”，其内涵在于避开南宋坚固设防的淮河、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安南，迂回包抄南宋薄弱的后方，如广西、四川南部、湖南西部等地区，开辟战争的突破点 。  宝祐六年（1258年）秋八月十日，蒙古大军兀良合台部自大理（云南）发兵，取道特磨道（今云南广宁、富宁一带），于九月十三日进入邕州（今广西南宁）境；同日，宋军在田州（今广西田东西）霸黎村遇见蒙军营寨，趁夜袭营获捷。此后，蒙军一直屯驻在田州、横山（今广西田东）一带，达一个多月，两军遂成对峙局面。十一月初，蒙军大部入横山；五日，攻老鼠隘；六日，破关隘，守关宋军逃回邕州城。十一月十二日，蒙军攻打武缘那马寨（今广西武鸣东南），驻防宋军方文贵部逃散；十三日蒙军哨马到达邕州城东门，两军交战，亦有大队向宾州（今广西宾阳）昆仑关进犯，但十八日突然自武缘撤退。至十二月中旬，蒙军分兵两路，自归仁隘、峨州隘撤离宋境，再经特磨道返回云南。此役宋蒙两军交战不多，而宋军一旦接战，多溃败，驻扎武缘的统将方文贵更是“违犯纪律”“畏缩退遁”。而在获知蒙军进入武缘的军报后，宾州知州吕振龙竟然“望风而惧”，逃入山中躲避三日；象州知州奚必胜亦“泛舟越境出逃，空城去之”，离境更达十八日。守臣纷纷逃跑，无人指挥备敌，若蒙军继续侵入，宾、象两州沦陷的可能性非常大。  兀良合台为此次率军进攻广西的蒙军将领，在《元史·兀良合台传》中有关于此次战役的简单记载。广西气候炎热，军士及统帅兀良合台纷纷患病，导致了蒙军第一次进入宋境后有时驻扎月余不前进，到达邕州城下之后又撤退回了大理。蒙军主动撤退主要是因为气候炎热导致非战斗减员，并非宋军之“遏”。此外，此役亦是蒙军试探性的军事行动，为下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制定行军路线、收集宋军布防的情报。  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下旬，从诸多渠道传来蒙军将进攻广西的情报，如蒙军办粮、开路、聚兵等。自杞蛮王报称蒙军拟于七月九日在特磨道境渡乌泥江（都泥江）。八月八日，蒙军攻入横山寨，千余守军退守老鼠隘。后关隘破，统将张世雄战死。蒙军攻破老鼠隘后，未像上年一样进犯邕州城，而是直接经武缘向宾州行进。八月下旬，宾州知州陈杰遣一千宋军驻守昆仑关，蒙军则从小路攻入，统将沈彦雄、陈喜战死。八月二十八日，蒙军“浸透象境（象州境内）”，与宋军“于来宾江岸相距”，数日后从下游“踏浅过渡”，千余宋军溃败，统将陈之贵战死。至九月上旬，蒙军出没于象、柳一带，柳州知州王该则以李孝信、郑俊、秦安等部共一千五百人扼守横塘（今广西柳州东北），结果“亦为冲散，士卒战殁于阵，存者则溃”，三统将亦皆战死。九月二十二日，蒙军哨马“突至静江（桂林）城下，径犯南门”。 宋营遣军出城还击，小获战果，“射死贼兵、贼马，毙其头目”，蒙军则焚烧城外房屋后离开。次日，蒙军哨马再至，宋军亦出城还击。此后，蒙军驻扎在静江城外数十里处，两军展开对峙。期间，宋营多次遣兵出城袭营，获“大小十余捷”，虽屡获战果，“亦未能大挫其锋”。相持约二十日后，蒙军“取义宁小路透入湖湘”。十月八日，已入湖南全州（今广西全州）境内，十月十五日过全州清湘。   结合整个战役过程看，兀良合台所率蒙军未对广西的州郡城池进攻，只是长驱前进，粉碎道路上的阻碍。其战略目的不在攻占广西，只是以广西为通道，渗透至南宋内陆，配合鄂州的正面战场，形成夹击之势，并起着分散南宋注意力、牵制兵力的作用。李曾伯所奏“广西所部如邕、钦、宜、融（邕州、钦州、宜州、融州），贼皆不曾侵犯，城壁无虞。只是自武缘径越宾、柳，出静江而去”即是明证。若蒙古军队的目标真的在于攻占广西，必定先攻取广西的门户邕州，但却绕城而过，哨马都未前来。宋蒙两军在静江对峙中，蒙军也未围攻静江城，仅有两次哨马至城下，其驻扎静江城外二十余日，则应是进军两个月以来的整军休息，且静江的社会经济较发达，亦有在附近掠夺粮草、补充物资之意。  十月七日，李曾伯得到宋理宗的宣谕，对蒙军入侵广西做出了相应的战略指示，内容为“出兵遏其锋，若闭城自守，则恐透出内陆”。获宣谕后，静江府宋营急调王胜等部两千人前往湖南追击。王胜部和湖南的宋军会合后，遭遇蒙军一部于全州以北四十里处的黄沙（今全州东北），交战获捷，并获“鞑生口一百七十余人，鞑马一百余匹”。十月下旬，蒙古军队的一支后队自柳州进入静江永福境，亦是北上入湖南。而王胜部自湖南回师至灵川时，遇上此支蒙军，后经交战，亦取得胜利。黄沙、灵川两战，宋军虽均取得胜利，但兀良合台所率蒙军主力早已深入湖南。闰十一月中旬，李曾伯接得湖南提点刑狱胡颖公文，称兀良合台于十一月十七日率军“犯潭州（长沙）城下”，胡颖并以“备坐朝廷指挥”，令静江府宋营以镇抚使、知邕州刘雄飞提兵至湖南会合夹击。后经商议，静江府宋营幕僚认为邕州系军事重地，守臣不宜离开，于是调静江周旺等四部共二千人，前往湖南追剿。十八日，静江府宋营又令宜州知州彭宋杰自宜州（今广西河池宜州区）提兵一千，加上静江驻军一千人，共领二千精锐淮兵前往潭州，听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提点刑狱胡颖调遣。  自十一月初及闰月以来，静江府宋营接连得到邕州、象州守臣的报告，称又有一支蒙军后队出没于邕州境内。对此，多设伏拦截，镇抚使刘雄飞先是于闰十一月九日在龚村获捷，后又于十二月初在强山取胜。但蒙军已于十二月十四日从来宾白沙渡滨江，十七日逼近柳州。静江境内，调路钤辖周成部于永福设伏，但蒙军从小路绕至义宁，转入灵川。而路钤辖周胜等三部已在灵川埋伏，十二月三十日，此支蒙军一部至塘下墟（今广西灵川潭下镇附近），宋军出其不意，攻入寨中，“杀死人马不计其数，获到鞑酋生口十余辈，马百余匹”。此役宋军战果丰硕，但仍有大部蒙军继续向北往湖南行进。再调王胜等部领兵追袭，并与从湖南回师的周旺部在兴安会合。两军虽在兴安会师，但因当时“连值大雨如注”，且蒙军皆骑兵，宋军无法追赶上。蒙军此支后队尽皆精锐，虽经三败，仍“残党余数千人”。十二月二十一日，枢密院要求李曾伯及镇抚使刘雄飞“分遣兵将，火急追袭”。至景定元年正月十一日，刘雄飞以“被旨击敌”为名，亲率邕州戍兵至静江，“请兵追袭”。李曾伯调静江戍兵一千余，并刘雄飞所带七百余，以及截调驻扎潭州的彭宋杰部二千人，共四千精锐淮兵由刘雄飞收管。正月十八日，刘雄飞自静江出发，进入湖南后，又会合彭宋杰部及湖南方面的鄮进、阎忠进等部共四千人。二月九日，刘雄飞率六千宋军在衡山（今湖南衡山）歼灭了最后一支自广西进入湖南的残余蒙军，并“获战马千余匹，救回老幼甚众”。  二月二十三日，宋廷以衡山之捷，诏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向士璧加兵部侍郎，镇抚使刘雄飞进官二等、升保康军承宣使，彭宋杰、阎忠进等各进官，并赐银绢不等。三月六日，宋廷以“横山之战将士效节，多死行阵”，诏在广西保卫战中阵亡的张世雄、沈彦雄、陈喜、秦安、李孝信、郑俊、李安国等统将各赠十官，并“赐缗钱万恤其家”。  结合整个战役过程，可知广南西路宋军在此役中确有数捷，为抵御蒙古军入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有七名统兵将领战死。从第二次广西抗蒙保卫战的结果看，蒙古军队除了攻陷横山寨，并未占领任何广西的州县城池。但李曾伯领导下的宋军未能在广西阻挡住蒙军，致使蒙军自广西透入内陆，进而攻破湖南、江西两路诸多州县。李曾伯作为前线统帅，无疑要对此负责。景定元年（1260年）五月五日，宋廷以李曾伯“坐岭南闭城自守，不能备御”，诏“落职解官”，罢其广南制置大使；八月二十七日，又诏李曾伯削二秩。兀良合台率军自云南“斡腹”攻宋之役，广西保卫战仅是其中一部分。广西军民虽未能消灭入境蒙军，但是亦展现了英勇气概，涌现了许多英雄将领，尤其是“横山寨一役”，军民死战无一投降。在广西境内有效迟缓了蒙军“斡腹”战术的战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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