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文明，1932年出生在湖南一个家学深厚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给他起名时查《尧典》，书中有“浚哲文明”，于是就让排行“文”字辈的他叫文明，号浚哲。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系主任、国学院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探讨中国史前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诸多领域发表了有引领意义的论述。他于1986年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和早期中国的结构，被广泛接受。 主要代表性著作有：《仰韶文化研究》《史前考古论集》《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长江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的始原》《丹霞集》《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等。
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公元前6500年的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北红花套出土的公元前4200年的石斧，河南洛阳王湾出土的约公元前2200年的镂空陶器座……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古代中国》第一单元“远古中国”中徜徉，即使对考古知之甚少，你也可以感受到考古人百年来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 这三个遗址都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当年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的地方。 严文明先生从研究仰韶文化开始，扩大至整个新石器时代，为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北京蓝旗营一间普通的住宅，不大的书房，上午微暗的光线，88岁的严文明先生从他用力最深的仰韶文化开始，讲述自己宽广的学术道路。  01 中国考古从开始就在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国考古即将走过百年。这百年来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正处在世界公认的考古黄金时代。“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感谢安特生。他当时是世界地质学会的主席。丁文江能够聘请他来中国工作，很有世界眼光，他发现了我们的新石器时代。”严文明先生是最早替安特生正名的学者。 这段历史在严先生那里眉目清晰——安特生原本是为当时的政府探查矿产的，同时喜欢进行古生物调查。他在北京西郊附近发现了著名的“马兰黄土”，那时中国人对黄土还没有认识，“马兰黄土是第四纪时期高空的西北风把西北沙漠的尘土带到北京的，属于风成黄土，黄土是有垂直节理的，而且黄土对于我们中国北方旱地农业影响深远。要知道现代考古学是在地质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在中国的金石学基础上是发展不出现代考古学的。”严文明先生说。 安特生还派自己的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调查，发现了人工打制痕迹明显的石斧等石器数百件，断定那里肯定有石器时代遗址，于是有了第二年仰韶村的考古。“惟仰韶遗址所得诸器中，显著者最为陶器。破碎块片数既众多，散布复广，完全者极希。”安特生自己说。 “仰韶遗址有彩陶，安特生并不认识，那时已经有安诺的考古报告出版，他觉得‘有同出一源之感’。但两个地方隔得那么远，是不是有影响，谁影响谁，都说不清楚。他话说得很有分寸，并没有做出结论。而且安特生很有科学精神，觉得无论怎样传播和影响都得有一个通道，于是1923年至1924年他又去甘肃和青海做进一步的考古。”严先生从摆满考古报告的书架上取出新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给我们看，“1923年安特生的报告发表时题目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的考古报告，就是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就探讨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就把中国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虑，起点相当高。” 正是在这样的高起点上，我们有了夏县西阴村的考古，有了殷墟的考古，有了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黑陶的发现。“梁思永先生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最底层是仰韶的红陶彩陶，中间层是龙山的黑陶，最上面一层是晚商殷墟的灰陶，清晰的层位基本讲清楚了几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主要还是在1950年以后展开的。1958年严文明先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当老师就要求你把问题讲清楚，要有全局观。那时已经有了半坡遗址和庙底沟遗址的重要发现，半坡遗址是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个聚落遗址，当时在陈毅副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拨款三十万元建立了半坡遗址博物馆。但由于基础性研究不够，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争论很多：仰韶文化有哪些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哪个早哪个晚，还是基本同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的？仰韶文化与周围文化是什么关系？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  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先生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1964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严先生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过目，“看过这个本子后，翦老非常高兴，告诉我说，我们学历史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还建议我作为一个刚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教师要选择一个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之所以选择仰韶文化，是因为这个文化发现得最早，考古工作做得最多，又处在中原地区，学术界的关注度最高。而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不少，争论也最热烈。如果能够把如此重要又很复杂的问题理出一个头绪，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我的很多研究方法都是从生物学里学来的”，严先生最推崇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由大到小十分科学，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仰韶文化可以先分期，再看每一期的各个地方的区别，每一个类型里的变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类型？内部的机制和外部的因素是什么？如此梳理了，思考了，才有信心，才敢写。”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严先生决定从遗址地理分布入手，将山西的汾河流域、河南伊洛河流域、陕西渭河流域等中原地区的遗址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它们分别是怎么发展的，再综合起来研究仰韶文化的发展脉络。 严先生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注重类型学和地层学结合，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四期，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苏秉琦先生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 1989年严先生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我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可以进一步对整个中国新石器文化有一个观察。考古就是研究问题的，研究仰韶文化不能光从仰韶村论证仰韶村，胡适有一句话我很赞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得有想法，思路要开阔，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要有接力棒思维。一开始就不想犯错误不太可能，吃一堑长一智嘛。”
严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也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的宏观体系相融，影响至今。 02 通过稻作起源研究将长江文明展示给世界 严文明先生对于仰韶文化的研究，都集中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 1974年终于有机会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做考古，从此长江史前文明进入到他的研究范围。经过多年探索，长江史前文明的面貌逐渐清晰，严先生正是那个拨开迷雾的人之一。 严文明出生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边，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有深切的体会与难以割舍的情缘。“家里种了三十亩地，从稻谷的发芽到育秧、插秧，从除草、车水到最后的收获，我都实际操作过。车水是最苦的，是力气活，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用脚一起蹬，谁都不能稍微慢一步。那时我们有早稻、中稻、晚稻，还有灾患时救急的60天就能收获的60天稻，这些我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说到这里严先生特别动情地说：“所以我是农人啊！”
水稻什么时候起源？在哪里起源？这是世界关注的学术课题，而严先生给出了一个考古学家建立在大量考古工作之上的充满辩证思维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稻谷，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4500年，距今7000—6500年。这些稻谷的形态是成熟的栽培稻，还有很多农具，这就引导考古学家继续往前追溯，于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类似的稻谷遗存，年代为公元前6000多年，距今8000多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呢？严文明先生担任领队的中美联合考古队，1995年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进行发掘，发现了更早的稻谷的植硅体，证明在距今10000多年，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后来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3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了跟稻谷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2000年。 华南野生稻很多，东南亚野生稻也很多，所以农学家看好此两处作为水稻起源地，但严文明先生认为在野生稻多的地方，其他食物也很多。比如在中国岭南，植物类食物很丰富，动物类的食物也很多，采集野生稻非常麻烦，没有必要费功夫去采集。而长江流域有一个漫长的冬季，动、植物食物匮乏，稻谷适合长时间存放，可在冬季补充食物不足，人们便会有目的的去培育。长江流域是野生稻分布较少的地方，属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恰恰有驯化的动机，这就是严先生的“稻作农业边缘起源论”。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支持了严文明先生提出的水稻驯化在长江流域起源的论断。“后来农业起源有专门的学者进行研究，我就借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构造我的体系”。 “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是谷物农业，不是别的农业。全世界谷物农业产生只有三个中心：西亚、中美和中国。中国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北方旱作农业中心——种植粟和黍和南方稻作农业中心——种植水稻。北方也种植水稻，只要水充足，黄河流域就发现了不少相当于从仰韶到龙山阶段的水稻遗存，但毕竟不占主导。两大类作物种植南北有交叉，南北的人员往来和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北方的人受到更北方人的压力就往南方迁移，就会种植水稻。如果没有南方水田农业区，那么北方就没有后方，整个历史的演变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不是黄河流域而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鱼米之乡，有比较发达的丝绸、漆器、瓷器等手工业。因为有经济支撑，文明不易垮台。中国文明是目前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与此有关系。这两个区域的基础很大，起源区和早期发展区也很大，能经受住外力的冲击，而且可以互补。中国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有不同的地方特色，文明内容就丰富，就会有活力，但是最后会融合成一个大文明，这与两个农业区的互相渗透有关。” 日本考古学家认为日本受长江文明的影响最深。严先生曾十数次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与日本考古学家梅原猛等展开东亚文明起源的对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栽培水稻从长江下游如何传播到日本列岛。严先生根据当时浙江-江苏-山东半岛-胶东半岛-鸭绿江-朝鲜半岛沿线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稻谷遗存，并辅以陶器的分型分式断代为依据，给出了一条栽培稻谷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辗转传播到日本的路线。梅原猛后来在《长江文明的曙光》一书中的前言里说，“严先生是具有将稻作文明置于世界文明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广阔的考古学家。他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学者，而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若只重视资料，却不能对过去人们生活以鲜活想象的学者，我是不以为然的。严文明先生从考古学家的立场产生的观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扉，那些全然没有纪录的远古历史被唤醒，鲜活地展现在了面前。” 03 这个“重瓣花朵”的结构很美 李伯谦和陈星灿合编了一本《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除了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光直等考古大家的文章，严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列在其中。 这是严文明先生于1986年6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一个月，但是这个构思了很长时间。我写文章有一个特点，思考成熟后下笔，有时一个晚上写好，基本不做修改，靠的就是逻辑思维，我非常重视逻辑思维。”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起着向周边文化区的文化辐射作用…… “第一次把从旧石器以来的文化谱系通盘梳理了一下，第一次提出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大框架谱系，在这个谱系里面主要体现几个思想：一是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有联系的；不是一般的联系，是有核心有主体的，有中心又有外围的，我形容它为重瓣花朵式的结构。当然花心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后来才慢慢体现出来。但是重瓣花朵很清楚，主体为黄河、长江流域，外围就有不同的文化区系。” 这个“重瓣花朵”理论真是既有学术质地，又充满了诗意。“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贡献是厘清并构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在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之前，我就有中国史前文化有核心又多元的想法。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为中国广大地区的文化有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作用圈有一个中心。花心、内圈、外圈，这个结构很美，别人没有这么讲过。”那次国际会议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超稳定结构，大家都很佩服，影响非常大。 1987年3月这篇文章被《文物》杂志重磅推出。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严先生的这一认识，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考古学在中国大有可为 “当老师的好处，是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个地方，要懂全国的，甚至还要懂一点世界的，要懂考古学的方法理论，还要能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要告诉学生怎么学习和怎么研究。教学相长，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在学生眼中严先生是非常会当老师的考古学家，是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的智者。他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足迹走遍大江南北，正是立足田野的厚积薄发使严先生具有了学术上的前瞻性。 严先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考古是科学，科学意味着是你的观点必须是可以实证的。很多遗址，严文明先生并没有动过手铲，却能有先见之明。比如良渚，1986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等高等级的墓葬，严先生推断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第12号大墓出土600多件玉器，也许是良渚王，那他活着的时候肯定得有一个像样的居住区，肯定有宫殿等高等级的建筑存在，或者还有宫城。后来又发现了大型的水利建筑。“我特地去看了，像个大堤。南方经常修堤，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修过多少遍，一担土一担土的挑，很辛苦。大坝的剖面清清楚楚，里面就有陶片，显然是良渚时期的。这工程太大了，得有上万的人同时工作，谁能把这么多的人调过来？他们还要吃住，得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学家（我们现在叫科学家），有设计者，只有强大的政权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推断有一个良渚国并不过分吧？就这样一步步科学发掘，良渚考古发现的遗址越来越多，我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良渚国虽然没有了，良渚文明没有断，它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是肯定的。”  严文明先生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者，对于中西方考古学理论都能“拿来”，“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你最正确地寻找和发掘实物，就是好的方法。什么样的理论能够使这些资料很好解释人类的历史，就是好的理论。” 考古天然有自己的局限性，文明并不都能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能以实物表现出来的也不是都能留存下来，即使留下来，也不一定能够发现，科学发掘出来能够认识、科学解释的又是少数。“但中国这么大的地域，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不一样，文明的历史这么长，有这么多民族，一直有主体、有中心、有外围。各种各样的遗址这么多，各种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都可以使用。中国考古的土壤如此丰富，对比世界各个国家，没有第二个，考古学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发展，今后当然也能够产生考古学大家，产生自己的考古学理论。” 学生们都知道严文明先生喜欢写诗，他写的《良渚颂》在考古人中广为传播。如同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考古既需要对人类艺术进行美学鉴赏，也需要对文明遗存进行科学理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探险之旅，严文明先生一生乐此不疲。 # 彩 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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