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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队在大山脚下，一条长长的大冲里。当时生产队有约二十户人家，除两户外姓外，都是我们王家一个家族的，老一辈是父亲的弟兄们，下一辈则是我的兄弟姐妹们。 生产队长是家族中的王炳兴大伯，我们习惯叫他“大大”。他家在我们生产队三个院子中间的堰坎上院子里。院子共有四户人，他兄弟三家和一家姓闵的外姓人家。他家和闵家住在正房，他两个兄弟家在南边一侧的房子里。三弟兄的房子连着，他家则处在院子的中间位置。 堰坎上平坦、宽敞、敞亮。它面前没有树林、竹林遮掩，在门口赶场大路上一眼就能看见院子里。在地理位置上，堰坎上是生产队的中心。而由于大大的职位，在生产队时期，他一直是大队主任兼生产队队长，从来没变过。大队主任就是现在的村长、村主任，因而堰坎上已经不单是生产队的地理中心，而成了生产队真正的中心。而生产队里具体的生产安排，就完全交给了生产队副队长的我父亲。 当时，生产队热闹盛大的场面，有三种。生产队经常在大大家开社员大会，便成了其中的一个场面。堰坎上是队里的地理中心，全生产队的人来都比较方便。生产队又没有队长办公室、会议室，因而开会便在大大家的堂屋里了。而堂屋门口又宽敞，两边也能坐不少人。另外两个就是秋收时，在三个院子的生产队保管室的大坝子里晒谷子和队里人家有人满十、结婚、姑娘出嫁以及有人去世的操办。 我们生产队来过一个知青，也是住在堰坎上，在大大家隔壁。知青是个小伙子，从县城来，姓刘。他住的那间大大家旁边生产队的空屋子，是土墙房子，往北是闵家。 姓刘的知青来了后，大大对他的关照是理所当然的。他跟大大大的孩子年龄差不多。大大对知青小刘流露出一种父亲的慈爱，让他离开城市的家后，在陌生的农村里，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父亲般的关爱。大大的爱人姓刘，我们叫她刘大大。于是，大大便与小刘家认了亲戚，这样照顾起来就更亲切了。小刘后来回城后，两家人都还有来往。 大大处理事情，现在看来，格局就比队里一些人要高一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承包了院子门口南边的一块大田爪爪田。承包的头一年，院子里的二伯，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在他家的一块名叫大田的承包田里投放鱼苗搞稻田养鱼。谁知夏天大雨一下，鱼苗全跟着水跑到下面的我们家的爪爪田里来了。 到了秋天，谷子打了后，鱼也长大了，它们欢喜得在田里追逐，掀起一阵阵波浪。爪爪田在中和场到观音桥的路边，一天下午，一个往中和场方向去的过路人看见了，就蹲下去抓到了一条鱼，恰巧被在上面不远处干活的我父亲看见了，就赶忙下来抓住了他，连人带鱼带到队长大大那里去解决。队长大大先问清楚情况，然后又问了过路人情况。原来过路人是不远处岩上邻村的，一问，两人还攀上了亲戚，互称老表。于是，大大劝了我父亲几句，就让那人走了。随后，也让我父亲把鱼带回家。其实，这事我父亲根本就用不着去找大大，让过路人把鱼给我们，让他走就了事了。找到大大又能把过路人怎样？打他一顿？罚他的款？或者把他扣下，不让他走？ 大大很爱喝酒，那个时候是真的喝“寡酒”，没什么下酒菜。有些时候喝醉了，走路都不稳，说话都含混不清。我长大后喝醉了酒，才知道那个难受的滋味。我与大大也有过一次两人之间的“亲密接触”。那是我到邻乡观乐的中心校读初中后，数学老师生病到县人民医院住院，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是她的爱人去照顾她。老师住院一段时间后，我们班上的同学就像家里大人生病离家外出医治长时间不在家一样，思念老师，关心老师病情。于是，大家便商议派几位同学去县城看望老师。去了之后，班主任老师安排我们住下，晚上，还带我们几个没进过城的农村娃去“开了洋荤”，在离借住的县政府招待所不远的县人民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县政府招待所里，当时住满了各公社大队来开会的干部。走进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我意外地碰到了大大，他也来开会。大大见了我，既惊讶又高兴，没想到我一个十来岁的小娃娃，竟然在没有大人带着的情况下，跑到那么远的县城里来了。我便把此行目的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他，我是和几个同学一起来的，请他放心。他一直不停地夸奖我小小年纪有勇气，他没有一点干部架子，也没表现出有的干部高深莫测的城府和冷漠，只让人感受到他对一个后生晚辈浓浓的爱、殷切的期望与热情的鼓励。现在想来，这次我和大大在县城相见，真是天赐的机会。现在，县上很少开这种有住宿的大会了，更没有将全县的村干部都召集到县上开会的事了。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大大没文化。那个时候，大队干部没文化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正常的。我知道的我们队里，有文化的人，除了王槐枝老爷爷以外，就是会计王中平大大、石匠王中发幺叔。王中发幺叔是当时的初中毕业生，算是队里的一个文化人了。去年，从队里出去工作的王槐枝老爷爷的大孙女大姐告诉我，队里队长大大、王中平会计大大两个，都是她爷爷的私塾里的学生。这么说来，队长大大也并不像我父亲一样一字不识了，还是有点文化的。这样，对他这个人也更好理解一些了。 王良炬 2021年2月17日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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