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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再去学校，校办通知我：你到后勤处报到吧。我问，到后勤做什么？卢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学校让我这样通知的。 到了后勤处，找到了管事的王会计，他也没有给我分配具体的工作。 当时学校后勤处人员不多，好像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处长或副处长之类的，后勤工作都是由主管后勤的副校长亲自安排，随后的日常运转都是王会计在指挥发话。 后勤副校长是个中年女同志，名字叫乐干，四川口音，她和校办的卢威主任都是部队首长的家属，或者反过来说，她们的老公都在学校附近的“泰山营房”，而且都是有相当级别的首长（师级或副军级？）。 乐校长关心职工，平易近人，待人友善，和和气气，她的这些优点用在后勤工作中却明显成为了缺点或者说弱项，也就是说，凭着她的和善，根本调度不了后勤人员，后勤的许多事情安排不下去。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乐校长笑眯眯地给个别后勤职工安排工作任务，对方把脸一扭，回一句“我没空”，乐校长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现在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时很正常：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文革遗风”尚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余韵未绝，而且工人的福利待遇比教师高是普遍现象。我父母家隔壁邻居一家几口几乎都是徐州合洗厂（生产洗衣粉）的，他们老的小的都没有学历，但厂子里经常发东西，米、面、油、鸡蛋等他们家一领就是好几份。大杂院中还有橡胶厂、面粉厂等单位的，也是经常发福利，我哥哥从部队当兵回来分配到铁路机务段开火车，福利待遇更好，只有我这个“七七级”的每个月只有30多元的“死工资”，在大杂院中“独树一帜”——穷酸知识分子的形象，自觉矮人三分。 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学校中，就变成了后勤人员是“大爷”（特别是有些“特权”的人反倒成了大爷，如驾驶员、采购员、会计等），教师很寒酸。 后勤人员的“大爷”做派最为典型的就是王会计了。他也是退伍军人，时常还穿着军装，但身板不直，腰杆不挺，不像个军人。他头脸偏小，面色赤红，尤其是发怒的时候脸就更红了，问题是他常常无端地发怒，多数情况下我揣摩不透他发怒的原因。他发怒的时候，原本就不怎么协调的五官就更加不协调了，样子怪怪的，有些狰狞，也有些滑稽。 当时后勤还有一个怪现状，王会计集出纳、会计、主管会计、财务负责人以及后勤负责人于一身，大权在握，很有些“唯我独尊”的味道。其他的我不懂，我在心里质疑的是，出纳、会计、主管集一身，既花钱，又管钱，这不符合财务制度啊，学校怎么就不管管呢？更为奇怪的是，王会计常常把账本带回家，他往包里装账本的时候，脸就突然涨红起来，一副心情烦躁、忙碌不堪又极不耐烦的样子。我心想，账本怎么可以随便带回家呢，这也是违反规定的啊！ 我说这些都是在操别人的心，操学校的心。其实当时最需要操心的是我自己，因为我被学校挂了起来——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待岗。说白了就是没有给你安排具体工作，但每天还得按时上下班。 心情郁结，思想苦闷，是很自然的。加上人员不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陷入茫然之中。 一天下午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其实也就是30多人），恰巧那天中午我趴在某个办公桌上睡着了，因为相互不熟悉，也没人喊醒我，等我赶到会议室的时候迟到了几分钟。我刚从后门遛进去想找个位子悄悄坐下来，会议室里响起了那标准、悦耳的普通话声：“刘景忠同志，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迟到了?”称同志，是部队转业干部尤其是文职干部的习惯。揭校长的声音也许并不高，但当时在我听来真的如雷贯耳，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我羞臊得抬不起头来。揭校长随后用嘲讽的语气说：“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小刘同志，新来的，他是我们未来校办工厂的会计。”会议室里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未来的？校办工厂？连影子都没有的事情，先把会计定下来了。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个笑点，也就难怪哄堂大笑了。 我不是个爱记仇的人，但是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学校或者说揭校长对我的羞辱，我永远不会忘记。 学校背靠云龙山，面对泰山，南望泉山，与云龙湖相毗邻。在今天当然是风水宝地，被称为“办学的好地方”“教书育人的理想处所”，但在当年，云龙湖、泰山、泉山尚未开发，尤其是泰山和泉山简直就是荒芜之地。云龙山虽然是徐州的名片，但徐州的云龙山被称为“九曲云龙”，也就是说云龙山之所以以龙命名，若是从高处俯瞰，云龙山脉像一条弯弯曲曲、高低起伏的龙，学校所在地是“九曲云龙”的龙尾，云龙山的名胜古迹绝大部分都在龙头（正门位于和平路，与徐州师范学院为邻）。 概言之，学校就是窝在山坳里的一个小小的院落。更准确地说，学校是建在云龙山最末一节的半山腰上。 （云龙山旧貌） （云龙山大门） （2019年4月全家登上云龙山观景台） 后勤处在一栋红砖二层小楼，办公用了一层，二层好像是炊事员、后勤人员休息的地方（教师是没有地方休息的），二层后来改为了外地单身教师的宿舍，此乃后话了。红砖小楼是斜向的，进楼处方向偏东，小楼的一面方向偏南，医务室、会计室、食堂会计室等主要部门都是靠这一面的。后勤人员喜欢在这一面的墙根处抽烟聊天，晒晒太阳。 我也晒太阳，因为不熟，很少有人跟我聊天。没人聊天，我就常常看着泰山发呆。那时候泰山树木植被多，自然环境好，特别是上午，一团团像云像雾一样的气团在山间飘荡，可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我当时想的最多的是，难道我要在这山坳里度过我的职业生涯吗？这样的发呆、胡思乱想，其实是待业状态的连锁反应，内心里真正渴望的非常简单：能有事情做，我就非常知足了。 （云龙湖旧貌） （今日云龙湖） （2019年4月云龙湖夕照） 没过多久，学校安排我做了出纳会计。 按说学校规模不大，人员不多，出纳会计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在没干出纳前，我多次看到过教师来会计室报账、领工资、借款等都要看王会计的脸色，他高兴了就给办，不高兴了就说现在没空，等等再来吧。对，王会计对教师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等等”，这一等，有可能是几分钟，也有可能是一两个小时甚或半天一天的。尤其是几位老教师，因为家中生活拮据，每到发工资前往往会来会计室找王会计借钱（过几天发工资再扣除），每次看到老教师来借钱，王会计的脸色突然间涨得通红，五官似乎变了形，显得特别难看。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些很难听的话，老教师们默不作声，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也不敢怒。权和钱都在王会计手里，他发“慈悲”，老教师就能借到钱，他心情不佳，老教师就只能空手而回。因此，我接手出纳工作后就下定决心，尽自己所能和职责所许为教师服务，不让教师多等一分钟，更不让教师看我的脸色。一份小小的出纳工作，我干得心满意足，很有成就感。 会计室的斜对面是基建办公室，所以成立这个办公室，是因为当时学校正在建设一栋教学楼（即后来的2号楼）。负责基建的是财政局来帮助工作的王子旭科长，他好像原来是化工系统的财会岗位上工作过，，因此认识我父亲。有一天他对我说，小刘，基建的账目太乱了，他（指在基建会计岗位上的那位职工）没学过会计，不会记账，你帮帮我吧。我说帮忙可以，但你要跟王会计协调好。他们之间协调好了之后，我就一边干着出纳会计，一边帮着基建办公室记账。过去记账的第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拿过一叠单据，左手翻单据，右手打算盘，王子旭科长见状，就喊那位工作人员过来看，他说，你看看，“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小刘翻传票打算盘的动作一看就是内行。 又过了一阵子，食堂会计有事请假回家，大概是乐干副校长吧（实在记不清了）又让我帮忙卖饭菜票。出纳会计、基建会计、食堂会计，那一阵子我等于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尽管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比起待业的滋味儿，我还是干得乐呵呵的。 就在我和后勤人员打成一片，相处融洽，打算安心在后勤干下去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我后来职业生涯的走向。 2019年9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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