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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在半山坡上，西高东低。这本是校园的劣势，但我在给学校写材料时写成“学校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小桥流水，鸟语花香”，似乎也不无道理。。 学校的最高处是把山坡削平后整出来的一个平台，平台周围有石头砌成的栏杆。平台上的建筑是大屋顶的小建筑群，其中最气派的是一间大房子，留着宽宽的廊檐，方形红砖立柱之间有木质栏杆，对外的一面是通透的长条形的玻璃门窗及纱门纱窗，屋里的地面是高质量的水磨石地。大房子的旁边及背面是大小不一的房间，都是水磨石地面，同样在大屋顶的覆盖下。大房子的后面还有一排平房，也是大屋顶、有廊檐的。 这个大屋顶的建筑群据说建于六十年代，传说是当时徐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周末或假日专门用来休息娱乐的，那个大房间是用来跳交谊舞的，旁边的大小房间分别是厨房、餐厅，后面的平房是卧室。（不少老同志这样说，未经考证，不足为凭） 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舞厅”即为学校的会议室，旁边的大房间是校长书记办公室。背阴面的一大一小房间是教务处。后面的一排平房是校办和教师办公室，校办在南头，用了一个小间。后来调到了中间，用了一个大间。 校办离教务处几步之遥，闲暇的时候我喜欢到教务处找翟佳羽主任聊天，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翟佳羽主任有很多特点：（1）爱干净，他办公桌上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一点，我几十年都没学会，我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东西。翟主任的自行车总是擦得锃明瓦亮，旧车子也像新的一样，这一点我也没学到手，我的车子（先是自行车后来是汽车）新的也像旧的一样。（2）精细，生活和工作都精细。比如每天中午带饭，我们都是随便带点吃的，翟主任每天带的菜荤素搭配，绝不重样，数量也不多不少，色香味俱佳。有人来找他签字时，他都要带上花镜，仔细审核，然后端端正正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一板一眼，一丝不苟。他也抽烟，但我没有一次见过他乱弹烟灰乱扔烟头。（3）原则性强，有个性。他对教育教学有自己的理念，这些理念反映在工作上就变成了原则，而坚持原则的人都会被人称为有个性。比如说，他授课的班级，每逢考试，总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及格或者刚及格，因为在他看来，考题不难就失去了意义，考题难一些才能考出真正的水平。他巡考的时候，若是发现有学生作弊的，当场撕掉试卷，作零分处理。有老师来调课，一般情况他都不会批准，他多次说过，教学秩序不能乱，教学秩序乱了，学校就乱了。（4）爱读书。他读书也精细，绝不一目十行，因而读书的速度很慢。我有时很长时间看见他在读同一本书。他的这些特点反映在他的外在举止及衣着打扮上也是相统一的，他个子不高，偏瘦，衣服鞋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头发也梳理得纹丝不乱。 也许人常常因为互补而产生吸引力吧，翟主任的这些特点因为我不具备，所以在我眼里都成了优点，也都构成了吸引力。 翟主任似乎也很喜欢和我聊天，我们聊天的范围很广，文学、艺术、政治、历史、经济及教育等无所不聊。 （后排右二为翟佳羽主任） 教务处除翟佳羽主任外，还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教务员，负责教学方面的事务，一个负责学生工作。我到校办工作不久，教务员姜宝珍老师工作调动（好像是调到了卫校），教务员岗位空缺。翟主任便向学校提出来叫我接任教务员。据翟主任告诉我，学校不同意，校办更不同意，但他以辞去教务主任为要挟，逼迫学校把我调到了教务处，接替姜宝珍老师的工作。教务员工作很繁杂，主要包括排课、调课、安排教学场所、安排教学计划、安排考试日程、考场及监考、联系安排学生实习、检查学生实习、购买及发放教材、给教师购买教参、起草教务处文件等。 那时的教务员工作身兼多职，的确很辛苦，这还不算什么，比较难做也比较容易得罪人的是排课、调课。 先说排课。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想上一二节课（上完课一天就可以安心备课或批改作业了），都想把自己的课连续几天排完，都不想上下午的课（学生精力不如上午好），更不愿意上周六下午的课（学生回家心情迫切，听课容易走神）。我的资历浅，面对众多的老教师，工作难度很大。在翟主任的指导下，我坚持排课的科学性，同时兼顾个别教师的特殊困难，当二者发生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坚持个人情况服从工作需要。但是我注意尊重老教师，每次排课前，我都会找每一位老师征求意见，叫他们把特殊情况说出来，并且事先告诉他们，我会尽量考虑他们的合理要求，但不能保证满足所有要求。与此同时，我征得翟主任同意，宣布一条刚性规定，开学两周内，无论什么情况，课表都不能动，真有特殊情况也要两周后再调整。由于排课原则透明，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因此，没有出现大的矛盾，保证了教学秩序的稳定。 再说调课。那时候学校陆陆续续地分来了一些外地教师，这些教师如果回家，当然想将周六和周一的课调到周二到周五，甚至调的更多，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家里多待几天了。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调课太多，势必造成空堂，造成学生连续上自习课。因此，对待这样的请假调课我控制很严。有时候教研室主任来说情，我也不答应。遇到这类问题，翟主任非常支持我。他是我的坚强后盾。 是翟主任手把手地教会我如何做好教务员工作，也是翟主任把我推到了讲台，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 我刚到教务处工作不久，在排1981年上半年的课的时候，有一个班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人上（那时候教师少，常常遇到这类情况），翟主任就鼓励我承担下来。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不敢答应，翟主任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备课的过程也是个人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你学过这门课，知识面也宽，好好准备一下，没有问题的。在翟主任的鼓励下，1981年春天，我第一次走上了讲台，给80级1班的学生讲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就不再细说了，因为知识储备不够，只能做到勉强应付。好在同学们比较包容我，愿意和我一起学习探讨，弥补了我教学的不足。 因为喜欢文学，我于1981年初考取了徐州师范学院（现为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夜大学（每天晚上去上两小时的课，1984年毕业取得了正规的大专文凭）。参加考试的人很多，最后录取了近100人。大家和我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都已经参加工作，还有的已经发表过文学作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徐师院中文系对我们夜大班很重视，安排的都是著名的教授和骨干教师。据我们班主任王旭老师说，青年教师宁愿给本科生上课，也不敢到夜大班来上课。所以，三年的夜大中文系，我们非常有幸地听到了廖序东、徐放鸣、王进珊、徐荣阶、邱明皋、顾易生、张良、刘甲、李建钊、邓××（教散文的，名字忘记了）等老师的课，系统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1981年至1984年，市委组织部委托我校举办了一个干部班，学员来自各单位，毕业后可以获得中专文凭。在教学计划中，这个班有一门“现代汉语”课，两个学期。也许是因为我在读中文系，也许是因为翟主任对我的语言文字功底抱有信心，总之，翟主任不容商量地安排我上这门课。我等于是现学现卖，好在我对语法修辞等内容比较感兴趣，平时也注意积累这方面的资料，总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个班的学员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有的学员还利用周日时间到我家里（那时我还没结婚，住在父母家）请教病句的修改和句子的锤炼。 由于缺老师，有些课程常常排不下去，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从外面请；二是我们自己顶上去。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还担任了“珠算”“经济法”“德育”“应用文写作”“商业会计”等课程。其中，任教时间比较长的是“应用文写作”（当时叫“财经应用文”）。为了上好这门课，我的确下了一番功夫。记得给82级学生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专门到市委市政府等机关和一些企业单位，找朋友，找校友，收集公文、财务分析报告、条据等实例，连云港的朋友张作连还专门给我寄来了应用文的书籍和资料。为了让学生掌握“调查报告”的写法，我组织学生就社会热点问题或校园生活中的难点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然后撰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得分占这门课总分的20%。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写出了质量较高的调查报告。为了讲好“新闻写作”，我给学生举了大量实例，并以《徐州日报》上的新闻稿件为例，具体讲解新闻的写作套路和写作技巧。在此基础上，我组织学生写作新闻稿，然后挑选部分优秀稿件送到《徐州日报》社。其中，82级2班的孙跃先同学撰写的新闻稿还真的发表了。后来每次和校友聚会时，只要孙跃先在场，他总要提起“刘老师让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上了报纸”，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我端两杯酒。我调侃他说：“孙市长给我端酒，我不胜荣幸啊！”（他曾任邳州市常务副市长，现正创作长篇小说） （右为孙跃先） 凡事有利有弊，作为教务员到处“打补丁”，做“万金油”固然不是好事，但平心而论，如果不是翟主任的坚持和信任，我不会这么快地到教务处工作，不会这么早地登上讲台，如果我没有教务部门和教学工作经历，我后来的职业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因此，对翟主任我一直是心怀感激的。 教务员工作我逐步顺手了，每天除了忙些事务性的工作外，抽空就备课、读书看报。我翻看那几年的工作日记，使用词汇频率最高的就是“备课”二字。在教务处的日子，可以说步子走得很坚定，日子过得很充实。 没想到，1984年我的岗位又一次地“被”调整了。 2019年9月23日，9月24日修改，9月25日、26日再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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