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经史创新求真的文学史研究楷模 ——读《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

星河岁月 20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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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之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始终是文学史研究者极为重视而又不敢轻易涉足的重要课题，只可惜许多研究成果往往偏重史学或经学的叙述，最终呈现出“为思想史打工”的尴尬情状。事实上，相对于单纯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研究，文、史、哲贯通的思辨与整合难度更大，要求也更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精通古代经、史典籍，还要自觉运用西方哲学、美学乃至心理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入揭示古人诗文创作之“道”，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层内涵，并抽绎和总结出兴衰演变的内在规律。据笔者所知，张兴武教授在该领域的探索已达十余年，成果颇丰。从2009年出版《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中华书局），到新近面世的《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都体现着融通经史与文学、创新求真的学术精神，不仅极大拓展了宋代文学史研究的空间和内涵，且为青年才俊的类似研究在理念和方法给予了示范和引导，赢得了学界同仁的普遍赞誉和尊敬，其引领学术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不容置疑。

就整体来看，《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一书，能充分尊重宋代作家有别于唐人的“复合型”知识机构及思维特点，将文史哲交融互动的演变过程视为完整自足的“灵魂演变历史”，并尽力揭示该“灵魂”存在的本来样态和应然样态。为了达成既定的学术目的，该书在探索思路和思考方式上超越前贤，别有建树。

首先，在作者看来，两宋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合力作用，为重塑群体人格、匡正世道人心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与骈、散文创作，与相关作家的经史研究密切相关。而欲充分揭示经史之学关涉诗文创作的学理逻辑与内在轨迹，则不仅要深入考察具体作家在创作理念、审美取向、艺术风格乃至语言表达等多方面所展示的个性特点，更要分析该特点与其经史研究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他没有回避文学探索与经史研究意度各殊、畦径有别的困惑和争论。事实上，类似的分歧早在两宋道学家“舍我其谁”的偏执话语中就已经初见端倪，如程颐尝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类似的学术划分不仅与特定的求“道”方法及目标相联系，更体现出无可争辩的正义感和排他性。而从张著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除张载、二程、张栻、胡安国、朱熹及陆九渊等几位纯粹的道学家外，绝大多数的两宋学人都能博通经史、兼擅文章，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及陆游那样的硕学鸿儒，不仅以诗文创作的丰功伟绩引领风骚，其经学探索与史学研究的卓越贡献同样为后人所瞩目。但随着道学思维的逐步固化，所有研究对象都难免要陷入被选择、被定义、被解读的困惑状态。

其次，作者思考的另一问题是，日渐细化的现代学科分类，与之相关联的任务及对象选择，以及各学科不断强化的专业思维方式等，对经学、史学关涉诗文创作的研究更具限制性。本来完整而丰满的考察对象，经过不同学科研究者盲人摸象式的选择与阐释，体格与经络便渐告零散。例如面对司马光，史学家重视《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历史著作，奉为“史法”；训诂学家则瞩目于《集韵》、《切韵指掌图》及其监写奏进之《类篇》，视为中古语言研究之瑰宝；思想史家则围绕《温公易说》、《潜虚》、《书仪》和《法言集注》等展开讨论，异见纷呈；而文学史家则会重点阅读《传家集》、《温公续诗话》以及与文学生态密切相关的《涑水记闻》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各取所需虽然是现代学术之常态，但司马温公的诗文创作与经、史研究互为表里的内在联系却被人为割裂，而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也难免会呈现出以偏概全的失误或不足。面对此种困惑，作者以为正确把握经史之学关涉诗文研究的基本脉络，强化文、史、哲贯通的学术研究理念，突破专业壁垒，走向学术融通，不失为一种科学有效的选择。例如，就宋代而言，文学史家普遍不能充分尊重“性理之学”深刻影响士人心灵蜕变的基本史实，其论述过程往往不够丰满。事实上，道学家不仅以其深邃而执着的理性探索主导着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流，同时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层制约着诗文作者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等。其实，两宋作家根柢经术、偏好“理趣”者比比皆是，所谓诗歌如赋、典实闳重，乃是道学浸染的普遍结果。

有关经学、史学与文学之间关联互动的大致情形，作者认为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须谨慎把握。一是与道学相表里的各种价值判断和审美追求，实际蕴涵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自由和人格自觉，其崇高理想和实践智慧理应被纳入文学思想史考察的有效范畴。二是道学兴盛对诗文创作产生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即当代文人在重学问、重议论的同时，却减了几分少年梦幻式的激情，少了些许羚羊挂角的形象构思，利弊得失须辨正看待。三是和文史互动一样，经学研究制约或影响诗文创作的内在途径也因人而异，其中既有像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司马光那样“君子以同而异”的微妙分合，也有类似于程朱与苏黄之间尖锐而持久的价值观对立。此外，作者还进一步强调，相对于文、史之间显而易见的交叉和互补，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则要复杂得多。前者颇为直接，其研究过程也比较容易复核验证。后者则须以人格、情感为中介，故许多互动线索是“隐性”的。不少学者在讨论两宋经学与诗文创作的关联互动时，会不由自主地偏向经学，从而丧失文学本位。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学不得法，没有准确把握经、史研究制约诗文创作的基本规律。

张兴武教授一再强调，怎样利用经学和史学研究的既有成果，不断丰富和深化两宋诗文研究的精神内涵，不仅是经验范围内的事，更是学理层面上的事。为此，《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各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示范性的探索和尝试，其最可瞩目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充分尊重宋人作为“复合型主体”的知识结构与人格特点，深入了解其在经史研究和诗文创作中始终秉持的个性精神与审美取向，是该书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开展交互发明的根本前提。其《庆历新义关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逻辑》《“圣贤”心态与两宋文化自戕因子的生成》《经史之学与北宋古文创作的关联和互动》及《范欧“以同而异”的学术内涵及人格表达》各章，对此体现得尤为充分。作者以经、史研究与诗文创作交互发明的方式，深入分析欧阳修、范仲俺、尹洙、夏竦、司马光、张载、陈襄、苏轼、王安石、程颐、朱熹以及陆游等宋代名家的学识修养和诗文创作，即处处体现着尊重“完整智慧”的独特思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特别强调，宋代理学的兴盛，以及理学思想在史学与文学等多领域的高效渗透，以及朋党意识的介入，都给“宋研究”制造了很多陷阱。不仅宋代野史、笔记、诗话、文话等书籍中暗含着种种被扭曲的“史实”，就连《宋史》等官方典籍也充斥着道学偏见。即使在道学内部，也曾为“统系”之争而进行“史实”造假，如程氏后学谓张载以所讲《易》学不及二程深邃，遂自撤所坐虎皮，径归陕；以及朱熹所谓“周程授受”等，均为人为臆造之说。所有这些，看似与宋代文学的兴衰演变关系不大，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张兴武教授能以寻幽探微的耐心，深入挖掘出“庆历”之后道学研究与“古文”创作相互作用的复杂轨迹，其探索之深，发明之多，令人敬佩。假使不能充分利用经学及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对相关作家的学术背景和诗文创作理念等进行综合考察，像这样具有高度启发价值的学术探索恐怕很难完成。

其二，超越宋元以来人云亦云积重难返的学术误解，澄清某些作家身上背负已久的人格偏见，使之回归历史真实，并以此丰富和完善两宋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内涵，这无疑是《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最值得重视的学术贡献。张先生敏锐地认识到，两宋文学史上有许多被误解、甚至被诬陷的作家，如夏竦因石介《庆历圣德颂》称为“斥其为“妖魃”、“大奸”，遂被后人目为“奸邪”，以致其文几废；张方平则以论新法、谏用兵、深恶石介、力排吴育等原因，受到欧阳修、司马光等名流大家的斥责，其后朱熹、黄震等理学家更是推波助澜，菲薄贬抑不遗余力，遂致其冤终难辨白。类似的情形还有叶梦得和孙觌，前者为蔡京门客、章惇姻家，故每每遭人诟病；后者则以推崇四六诏令，受到朱熹等道学家的严厉抨击，不得善评。凡此种种，皆渊源有自，值得深究。

除了源自道学的观念误导，宋人的诗文创作往往还潜藏着许多不易觉察的心理动机，如欧阳修于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为致仕而归的刘涣送行，盛赞其不为“宠荣声利”所屈，胸怀气节可与庐山比高。苏轼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为龙山人张天骥撰《放鹤亭记》，称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类似的崇隐之作，看似情感真诚，实则另有隐情。而欲对此深加解读，便只能借助于史学与经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法。其如《文心雕龙·体性》所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学研究最深刻、最丰富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具体作家“才”“气”“学”“习”及“情性”“陶染”诸要素的全面分析，准确把握其创作心理，充分展示“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内在过程。后世学者多瞩目于辞藻，浅涉其故事，很少有人究及学养、情性及“陶染”诸端。两宋作家涵养深厚，而文笔诡谲者比比皆是，若不细绎深究，其为现象所惑者实所难免。好在有张先生这样扎实的学者，能够寻幽探微，创拓前行。熟读此书，每每为作者的学术睿智所折服，拍案击节，不能自已。

作者认为，两宋时代道学与史学的相互作用，学人之间的朋党立场与学术纷争对诗文评论的制约和影响，乃是造就历史误解和人格偏见，形成学术误区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在“汉唐之学”引领世风的庆历以前还很少出现。庆历以后，随着儒学“新义”的不断丰富，以及各种文道观念之间的对话与纷争，文学与史学、经学相互融通的内在情形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表现形态，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北宋初年。可以设想，假使有人能够像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那样，全面梳理和考订《东都事略》及《宋史》等相关史籍的抵牾蹖驳，或全面梳理两宋经学关涉文学创作的复杂轨迹，其研究成果必将有助于两宋诗文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此，我们深表认同。

其三，深入探讨文学创作兴衰演变的内在规律，不断深化相关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解读，也是经史之学关涉诗文研究的应有之义，同时更是张著用力的重点。经史之学深度影响诗文创作的格局变化与发展走向，这在传统文学史研究者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正如张著所述，《苏氏易传》关涉“三苏”诗文创作的哲理思致及艺术风格，邵雍易学与“康节体诗”之间也存在着“颓然其顺，浩然其归”的人格自觉，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以经史之学与“古文”创作关联互动的情形为例，张先生认为“宋学”诸流派此消彼长的演进格局就至关重要。从宋仁宗嘉佑年间开始，随着“宋学”诸流派的发展成熟，与之相关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时关中张载、河南二程及闽中陈襄等均深发儒经“义理”，以“儒者之学”自居。程颢、程颐从师周敦颐和胡瑗，最终得以超越。他们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理”、“道”，用“理一分殊”来解释天地万物之变化，曰：“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故贞其意，则穷天下，无不感通焉。”与此同时，他们以为诗文“不当轻作”，古代圣贤的文章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而“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在他们眼里，那些欲借文章之华彩以彰显存在价值的渴望属于“世人之私心”，必须加以戒除。在此种观念的制约下，其文章水平自然得不到有效提高。大抵从胡瑗、二程、陈襄到朱熹、张栻、陆九渊等，均以口语化的方式传道解经，这种平铺直叙干瘪乏味的文风，即对“古文”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宋室南渡以后，虽然“性理之学”依旧繁荣，“古文”创作却衰弱不济，所谓“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口语化文体的持续漫延，那种轻忽“自然”、蔑视“人情”的文坛贫血症还在不断恶化。而在另一方面，像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及曾巩等人的诗文佳篇，多系有为而作，字里行间透露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道实践精神，充分彰显着匡救时弊的人格自觉，部分作品还能够通过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充分展示“物我一体”的学人风采，使诗文创作达到“道与艺俱化”的高妙境界。他们的作品在语言上追求“辞达”，内容上则凸显“自然”与“人情”，艺术上呈现出不刻意雕饰，能随物赋形，像行云流水般自在自然的超逸境界。两相比照，所谓经、史之学对诗文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不言而喻。

张著后几章，如《论<濂洛风雅>的道统观及诗学理念》《宋代理学诗的审美逻辑》《南宋心学诗的雄奇境界》等，对两宋诗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命题，同时也展示出一种学术探索的新境界。譬如，张先生明确指出：理学诗的创作是宋代学人思辨智慧的艺术表达。两宋鸿儒将儒学“义理”视为主体审美的对象存在，在“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的儒学探索中获得自在体验和精神满足。与此同时，他们将诗歌创作视为“明理”、“修身”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与道同机”、“觉世唤醒”的主体自觉，多层次展示“笃学力行”的实践智慧。“为诗好说理”的艺术传统可以追溯至魏晋玄言诗及隋唐以后的佛理道情诗，而宋代理学诗整体呈现着“理趣”横生、自由清雅的艺术境象，文学史家应该尊重其有别于“诗人之诗”的价值与特点。在此之前，文学史研究者对理学诗一直持否定态度，甚者以为其“非诗”。张先生秉持“价值哲学”理念，对此重加检讨，充分肯定了理学诗审美内涵的丰富与多元，令人耳目一新。

理学诗之外，该书有关“心学诗”的分析更具开拓价值。作者认为：陆九渊及其后学以诗言“心”，其雄姿英发的精神气质，直率透彻的学理表达，与“濂洛”诸公“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者迥然有别。他们在读书和践履中洞悟“本心”，进而将“吾心”和“宇宙”消融合一，使心灵变得透彻充盈，气象万千；这种超逸自觉的人格特点，不仅培养了心学家善感善思的灵明诗性，同时也使其言“心”之作呈现出雄劲宏阔的气象和神韵。随着心学探索的不断深化，相关诗作讴歌“人欲”，祈盼“德政”，有效拓展和丰富了理学诗的题材范围和“情性”内涵。陆九渊等人在诗学理念与创作取向上也不同于“濂洛”诸公，他们充分尊重楚骚、汉赋以及陶渊明、“李杜”及黄庭坚等历代名公的诗艺成就，兼收并取，熔铸创新；心学诗以其缤纷妍美的意象组合，敷陈铺叙的叙事方式，充分彰显出“心”“理”“情”贯通交融的超迈境界。南宋心学家的诗艺实践，使言理之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俊逸风姿。毫无疑问，假使没有对陆氏“新学”有透彻明白的体悟，像这样超越前贤、别具特识的透彻分析是很难设想的。

文学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经学和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不断拓展研究空间，丰富学术内涵，提高理性思考的境界和水平，这绝非个别或偶然的问题；其在理念与方法两个层面所形成的困惑，已经深刻制约着文学史探索的质量与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张兴武《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一书无疑具有学术示范的意义和价值。总之，该书所具有的理论高度和思辨水平，那种超越前贤、突破现有学科框架、努力汲取经学和史学研究成果、在相互融通和交互补充中拓展前行的超逸神韵，都值得欣赏、效法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