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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前，余著《边疆的法律》一书，以“文化边疆观”、“化外主义法律原则”论之，希冀于中国古代边疆法制有一全面探讨，后有同仁据此冠之以“边疆法学”，余更感犹疑，此缘于研习部门法者常有之疑问—中国古代王朝有治边之法律否？ 一般以为，清代以前的中国王朝无专门治边法典，甚至无单行条例，《唐律》虽有相关的条文，然并非单行条例。如此在清以前漫长之治边史上，又何以言“治边法制”？人等会以此谓中国古代治边有政策而无法律。 基于此种疑虑，余又著《法律与法俗》一书，其中以相当之篇幅，力图复原中国古代“法律”之含义，遂从儒家治道入手，讨论俗与法之路径，揭示儒家治法之形成，分析“六教”的法俗之用，此实是欲明示其不同于西方法律形式主义之内涵。今本著以“法俗”概念统之，有望实现“中国”、“常道”、“边疆”、“族群”、“法俗”、“律典”这些概念在逻辑上之一贯。如此从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边疆治法”之内涵。 中国传统以儒教为宗，儒教所继承者乃是上古之“常道文化”。窃以为中国文化本是一“常道文化”，亦可以称之为“常教文化”，或可谓之“常法文化”。所谓“常”者，乃天经地义之意也，“常道”、“常教”、“常法”乃是天经地义之道、天经地义之教、天经地义之法。故其“道、教、法”原是三位一体，难以分解，若剥离法律于“道”、于“教”之外，则非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的正道。 儒者，本是行教之人。故儒者之法律观以教为根本，中国“儒家法”亦源之于“常教”。所谓“常教”者，上古五帝之世即有之，即是所谓之“五典”、“五教”、“五常”是也。“五常”者，有云：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或云：仁、义、礼、智、信，二者大同而小异。“五常”之教，源于圣贤精英于“人道”秩序之设计，开启上古文明与野蛮之分野，又融化于风俗、民性。如此，把“人道”之教及于野莽，化腐朽而为神奇；化“草根”而成“贵族”；化“小人”为“大人”，之于边疆，则可化“夷狄”为“华夏”，由此可推及于“化成天下”。故所谓儒家政教者，乃是以“人道”为之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精神教化万邦，这也是其对四围异族之治道。因之，欲知中国古代治边之道，需先知中国古代政教之品性。兹举数条可知。 儒者以中国上古“常道”文化为宗，依此而认知人性与社会。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于“中国”与“夷狄”有礼教之别，此乃历代士人之共识。中法之异于西法者，在于其礼教而不在其律典；古之异于今者，亦在其礼教而不在其律法。据此，中国之学术，亦为中国之礼教；中国之礼教，亦为中国之政治。教者，出于天而知于人，圣人观象垂教而法自然者，亦是法先王之治道。先王之治，必以王者居中国，方得天、地、人之自性统一，得天、地、人之自性统一，才能一画而成“王道”，“王”者，天下之归往之谓也。“王道”者，循通自然、人性之本真，抱悯人之怀，行劝善之义，凡是世间之事，求大同而存小异。是故，自古中国攘外治边，自有其道；教化终始，自循其礼，此有异于它族者，是其性之一也。 先王之教，乃“三坟五典”。“三坟五典”隆道于上，美俗于下，传之后世而遗于今，其天理循环，无往不复，常于靡乱之世，复而化俗，此为其常道之治者。故之于天人，之于往来，亦是大道、大法。因之，先王之治，本是政教合一，不单以主权者意志为转移，于王者之上，自立其道；于治乱之间，自持其理。故历代王朝之治，以此为道，以之为体，此有似西人“自然法”之形式者，是其性之二也。 教者，法也；法者，教也。《书》云：“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及孔子治乱，慎独特行，阐发教义，泽被苍生，以正邪辟。“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孔子上承古道，下称素王，有携常教、申大义、和万邦之志，故云“有教无类”。孔子辨华夷，隆圣教，思往圣，继绝学，功莫大焉，实望传播常教，以之而化成天下。故“中国”之教，是圣贤之常教；中国之法，是圣贤之王法，“夫王者合天下为一家，……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恃区区之禁制也乎？”此亦是“王法”之本义也。原法之初，中国本无所谓“法”，无所谓“律”，惟曰教、曰俗。其教俗之美，乃在于合人伦之自性，合人伦之常理，亦合法律于“真、善、美”之追求。故中国古代边疆于政治、法律之意义，不仅仅在其地域，更在其人事；所谓“治”者，在于治人、在于治俗。故中国原初疆域观念，不以一疆一域为念，不以一国一邑为治，而是以天下为念，以天下为治，自有超越之精神。此不同于西人之法律者，是其性之三也。 中国之政治，乃是由文籍而生，文籍所载者，上古之常道也，“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所谓“常道”之法，即是古道之治，后虽有秦火，然“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是故，中国之政治，素喜求史而问今，即是由此。史者，或存之于书，或见之于物，又或问之于俗，故研习中国历史，其不同于西人之处，在于吾国种落之延续、古籍之不湮灭，无至于西方所谓“黑暗时代”，更无需如西人那般多依考古文物而知史。由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只读经史文献、穷经问俗而可知，此不同于西人者，是其四也。 中华五千年，以“中”为“国”，其边地广大，地形复杂，种落纷繁，群而各异。由于交通不便，中国与四方，彼此互通之间，若不以德治，又岂能只以武力、暴法而治之。故不知中国之地理，则不知中国之人文；不知四方种落之法俗，亦不知中国之法学；不知中国之法学，则不知中国边疆之治道；不知中国边疆之治道，则亦不解其治边之法意；不解其治边之法意，则又不知其“边疆”为何物？故论中国古代治边之“法”，当首论其地理，次论其法意，再论其法俗。若非此，则亦不知何为其“治边之法”，不知何为“治边之法”，则必沦入西法概念之“陷阱”，进而不得其要义，此不同于西法者，是其五也。 中国古代边疆之治，缘于其独特之“法理”，其形式多样，最可以体现其文化之社会性质。儒家之道统，本于社会而不专注于自然，精于人而不精于神；儒家之法统，重社会而轻国家，重礼俗而轻国律。故历来虽多有律典，却仍以问俗而治为要。所谓“问俗而治”，实是轻国家治理，而重社会治理。所谓重“社会治理”者，自然是问俗、化俗的“法俗”之治。缘于此，其法者，俗也；俗者，法也。古之社会治理，是以化其俗而成其教，成其教而立其法，故其边疆之治，仍以社会为重；其治边之法，秉承其“法俗”特质，或曰“礼”、或曰“制”、或曰“教”、或曰“俗”，此几种形式，尤不专以“国家”律令为重，皆因其重“社会”之品格。 如《独山县志》云： “传曰：‘入境问禁，入国问俗’，良以俗不可以不知也。又曰：‘礼从宜事，从俗’，亦以习俗移人，居是邦者，不必矫同立异也。独民邑民俗素尚谨厚，且重本业而知道廉耻，近则稍涉华靡，其于婚丧葬祭暨世俗玩好，间亦有所不同，兹特别述其梗概，并附苗蛮庶求治者。观风俗之美，可以征政教之得失；化民成俗，其在斯乎！” 由于儒家之法统，重社会而轻国家；重礼俗而轻国律，故历代王朝治理边疆之法与其治理内陆之法，彼此之间无甚大异，皆是“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待人亦如待己”的理路。故于边疆四围族众，虽有夷狄之谓，但又视之如亲戚、赤子，如唐之谓“姑舅”、清之曰“赤子”，皆以示“王者无外”之义也。此不同于古罗马之“万民法”者，是其六也。 近世以降，国人求富强之心切，沉溺于器物、制度之革命与改良，故官员、民众对文化建设少有更多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问题仍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故有“文化革命”之谓。文化乃国家、社会、民族之道体，文化建设自非朝夕之事。它沉淀于心理定势、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自有历史之继承和浸染，故文化只可曰“养成”、只可曰“改良”，岂可轻谓之“革命”耶？若轻言“革命”，则必伤国本，此乃近世历史最重要之经验也。 今倡“文化自信”，是为治世之要，固本之道。所谓“固本”者，“仁”、“义”、“礼”、“智”、“信”之“常教”是矣！然国人以批评之立场，看待吾国历史久矣！每有议论，往往一言既出，几成认知之定势，加之又多乏深研，以不知为已知，此实历史虚无主义之故也。今欲重树“文化自信”，首当依史论史，正本清源，求我文明义理之精髓，还原中华精神之要义，此系中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之始也。文化者，以人文而化之也。古者，中夏之族群，是文化之族群；中夏之政治，是文化之政治；中夏之法律，是礼化之法律；中夏之疆域，是文化之疆域。是故，只以“概念法学”抽象言中国之法律，则难知中夏古代之法制；单以“实在法”而言中国边疆之治法，则难识中国古代边疆之法理。同样，不以中国上古以来之“常道”文化为语境，亦不能观中国边疆法律史之全豹。 古之贤者于治边、治外常谓“王者无外”、“固本柔远”等语，此恰如今日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之义，昔日“王者无外”常于文化上被人所误读，“固本柔远”又长期为史学界所诟病。为今文虽不才，复以一己之力，以史为本，重拾旧典，独撰此著。意在持深耕细作之初衷，述之以史料，浇之以义理，以示古代治边“王者无外”、“固本柔远”之法意。昔日余游贺州，观明朝遗碑，感其所记，自赋诗以表，诗云： 寓内薄海揽际天，瑶地筹边乱烽烟。 中丞事钺纾西顾，死士壮猷腥穴眠。 滈俗化美望净土，百蛮尊道思养贤。 由来夷事有圣教，三两科律不成篇。 《王者无外：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定价：198.00元 古籍新书报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工委”）于2008年9月22日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为中国出版协会下属的二级组织。现有理事单位4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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