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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信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的脑海里都留有负面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丑恶，如果没有具体感觉的话，至少下意识认为是不好的。这是拜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所赐，从小我们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而我们没有自己分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观点就伴随我们一直下去。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虽然对资本主义只是抱有不置可否的较为温和的态度。然而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仍然受到了较为剧烈的冲击和震撼。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断我十分赞同，也引发了我对资本主义，甚至于我们周边的事物如上面我提到的思想观点的灌输的思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由德国的马克思韦伯所著，是其作品《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分，全书分为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入世苦行主义的宗教基础和苦行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五部分。笔者将会就本书的出现的西方文化的理性因素、新教的“天职观”及前两点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三点浅谈对本书的理解。 西方文化的理性因素 在本书的开头作者的导语中，其实就已经阐明了一个观点：西方文化当中含有理性的因素。这造成了西方的科学、艺术和宗教等方方面面相对于东方来说更具有系统性和理性。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历史学，但只限于记录和评述史实且受主观意识的影响，缺乏西方修昔底德坚持理智和批判态度的研究方法，再如建筑方面古代亚洲对采用尖顶拱门作为装饰手段很熟悉，但却没能像西方能够采用哥特式拱顶以分散压力，并以此构造各种空间的屋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巴比伦、印度等东方地区国家同西方一样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活动，但为什么最终没能走向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或后来形成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获取、逐利、赚钱这些冲动其实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干，这些其实根深蒂固地存放于所有人的内心当中。如果从经济行为要适应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二者之间的比较来看，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所以说资本主义形成是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对财富和欲望的追求是站不住脚的，也是非理性的。理性因素使得生活在西方的工业者和资本家们不同于其他地区，他们创造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法定的分离，现代簿记制度，使得工业组织与有条不紊的市场保持一致。从萌芽一步一步发展成为成熟、发达、理性的资本主义。本书没有在起源上阐释这种理性因素的起源，本文也不在这里就这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可以得出的是，这些理性因素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日后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源泉。一切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皆出于这种在古代西方出现的理性主义因素。 职业责任和“天职观” 职业责任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重要的特征，作者在本书中也举出了恰当的例子：通过控制工资的涨跌来把握和促进生产。荷兰的皮的考特拉认为低工资可以增加劳动的物质收益，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一旦所在行业需要技术性劳动，需要使用机器，需要专注和创新精神的话这样的方法注定失败。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所从事的生产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如果缺乏这样的责任感，工作就会变成了时时思考如何才能最为舒服最为省力地去挣得惯常得到的工资，少量的工业资本拥有者可以这样思考，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自己的工厂不断创新提高效率，但当这种想法侵入到普通的生产工人时，长此以往资本主义也会寸步难行。这种职业责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和作用作者也通过雇佣信仰宗教尤其是虔敬派的德国女工的例子予以说明“她们有集中精神的能力、对个人工作有绝对必须的责任感、最常与算计收入高低的经济头脑，以及能够将极大提高工作业绩的冷静的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宗教的教义赋予了信教工人这样的职业责任，对该时期的工业生产必定会有正面的影响。 所谓的“天职观”，抛弃了原来天主教讲道德训令区分为“命令”和“劝告”。而是表明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的生活方式是要个人完成在俗世中的位置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即完成自己所谓上帝派与其的“天职”。这是可以说是新教的核心教义。路德派所认为的职业，是指人们必须作为神圣旨意加以接受的并必须使自己适应的东西，并且不再依附苦行责任。另一种思想就是认为职业劳动是上帝规定的唯一任务，要求人们要服从权威，安于现状。但路德派的“天职观”更为被当时接受。这样的“天职观”是为人们的世俗活动进行道德辩护。在今天我们看来，这样的观念从客观上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是起到推动作用的。当然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摆脱了所有的旧束缚之后才出现的现象。然而回到宗教改革的时代，其实在许多宗教改革家和团体中，推动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其精神的发展不能够确定的看做就是他们工作的目标。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推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路德这些改革家们所没有预料到的，甚至于说一些改革家对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都绝不表示支持。宗教教义仍然将追求财富的欲望斥为“卑贱”，甚至对那些职责那些必须为之，因而合乎道德正义的赢利行为也弃如敝屣。虽然当时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这种对于对金融资本势力有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但对于为获利而获利的行为视为耻辱的情感也从来为被彻底征服。这些行为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现实生活所必须并且一时间无法改变而已。当时的资本主义集团也需要依附于教会传统，他们的事业会被勉强容忍，与道德无关。许多富人在弥留之际，会将巨额的资产捐给教会或者其他有需要的人作为“良心钱”或对自己一生“罪恶”灵魂的忏悔。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现代西方慈善文化的源头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即王权兴起教权衰落逐渐使得“天职观”为广大当时的新型企业家打开了道德上的方便之门。宗教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的是起到铺垫而不再是束缚。 理性因素、“天职观”及职业责任对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因素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宗教改革中产生的职业责任和“天职观”的新教义则为资本主义精神添加了至关重要的实质和内容。使得资本主义精神不只是空想，而是付诸于实践，并且能引导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 书中提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准确的，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西方古代理性因素逐渐走向系统化的历史。古代的理性充其量的只能算是因素，在古代西方的科学、文化等方面体现的有理性的思想，它尚未形成体系，难以对整个社会造成推动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相应同步的，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利用的，并不是一方是另一方发展的基础。理性因素逐渐成熟系统化使得当时的人们在理性的组织下进行劳动，客观上理性也较为科学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从而不断地丰满资本主义的羽翼和丰富资本主义精神；而随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丰满又使得人们一改过去，采用世俗利益出发去认识和评判世界，也不断地往理性主义里添加内容。然而就整体来看，笔者认为理性因素先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况且理性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因而作者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但如果将资本主义精神换成资本主义，若按照作者的观点，那么其就不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了。 在阅读本书之前，笔者就之前的历史学习中认为新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义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们提供了道德的保障，新教义赋予了他们追求利益的财富的权利。让他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追求原来所顾忌的利润和金钱。在阅读完本书之后，笔者对于此的认识是有改变的。新教义中形成的“天职观”和职业责任其实是对教徒道德上的限制，要求在教徒们在上帝所安排的位置上好好工作，安于现状，要对自己所在的位置有责任感，以心中的信仰和在自己位置上的勤勉来向上帝感恩。富人出现的逻辑顺序应该是因为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严守上帝的安排从而兢兢业业，在创造出财富之后又恪守着教义中节俭的信条，于是财富慢慢的积累，这些人就成为了富人。而不是一些精于计算的人一开始就奔着金钱而去从而创造出财富。“天职观”和职业责任塑造的其实是一群真正虔诚信仰上帝的资产阶级，而这帮资产阶级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带有虔诚，感恩，温和和忠诚的。只不过是发展到后来至当代资本主义精神逐渐的衰落变味了，带来的更多是负面的印象。这也是为何作者看衰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上述带有虔诚、感恩、温和和忠诚的才是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这里仍要说明的一点，笔者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精神，虽然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都仅限于模仿，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长时间的发展仍然未能够将成预想的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承就更加无从谈起。所以资本主义精神现仍然只存在西方国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只可能继续存在于西方国家。如今资本主义精神正面临衰落和枯萎。这样虽然暂时没有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长久来看，精神逐渐衰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相信也会越来越困难。如何找回那纯粹的精神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 诚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许多其他方面联系和影响。笔者在本文只取以上三点作为讨论，必然会有一些不全面和欠妥之处。也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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