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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2021年02月19日 A08版
潘敏 往山上走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后悔的。不是后悔来拜谒钱穆先生，而是后悔挑了这么一个日子。这一天聚合了黄梅天所有的令人不爽：潮湿，燠热，闷。尽管山高不过一百来米，而且并不陡，但还是令人喘不过气来。这一天并没有下雨,而是下了几天雨之后的突然一个高温天，人如同进了蒸笼。 这座山名叫石皮山，山下的自然村叫俞家渡，属苏州城外洞庭西山的秉常村辖区。秉常村曾去过几次，到的是罗汉寺。寺院很小很幽静，里面有几尊宋代的石质罗汉，脖子以上的罗汉头都没有了，20世纪60年代被敲掉的。这些罗汉在大殿西北侧的墙脚边无声无息，我每次去总要看一看。寺院外有两棵六百多岁的香樟树,并列着依山面溪而立。老树很多，这当然不值得惊奇，奇的是在这两棵老樟树身边，有一棵古老的紫藤，遍体瘤疖的老藤缠着老树，一路缠到顶，称“藤樟交柯”。因为樟树高大，枝叶茂密，阳光不免亏待紫藤，每年的春天，这棵紫藤总要比别处的紫藤晚十天半月才开花。也因此，缠绕着树身一路而上的紫藤，开出的花并不多。等藤蔓爬上了树头，紫藤花才开得如梦如幻。站在树下，仰酸了脖子也未必能见，须站在山坡上往下望才能览得这奇妙花景。不过，对更多的苏州人来说，秉常村最出名的是枇杷。这里的青种枇杷大而清甜，在每年的六月初，是苏州人心心念念的好果子。 说到石皮山，即便在苏州，也很少有人知道。至于山上还有钱穆先生的墓，知道的人就少而又少了。我猜度，这也许正是钱穆先生和他的夫人胡美琦心里想要的结果。 大约五六年前，两个朋友说要带我去俞家渡拜谒钱穆先生，我问俞家渡在哪里，他们说秉常村。我“哦”了一声，以为钱先生的墓在罗汉寺那一边的山里，后来才知道隔了一条大马路，有三公里的距离。但要去拜谒这一说并没有付之行动，直到今年的雨季才又提起。 俞家渡村的房屋都沿着山脚而建，无数的果树遮蔽着道路，一时不知道从哪上山。一个村妇在自家院子里摘丝瓜，看到我们四顾茫然，她走到门口问道：是来寻钱老师坟的吗？然后手指着右边的树林说，往上走，别转弯。 树与树之间有一细条踩得平整的泥路，蛇一样地向上。山的坡地上，也种满了果树，有枇杷、杨梅、银杏、橘子、栗子树，枇杷树居多。假如仅靠想象，一定会觉得在树荫下行路会很凉快，但这是高温下的黄梅天，多日的雨水沤烂了落下的各种树叶，太阳一晒一蒸，升腾起霉烂而温热的水汽。果树一棵棵开枝散叶，密集得几乎不能透风，人在树下躬着身，个个都满脸通红渗着汗。 山道并不是都是土质的，越往上，酱色的岩石就越多。已经半山腰了，仍然只见密密麻麻的树和偶尔裸露出的山岩，没有坟墓的影子。走着走着，大家怀疑走错了道。我走得快，跑到了最前面去，看见路边一块小小的石头，上面写着“界石”二字。记着村妇的话，我没有拐向其他的岔道，继续往上走。快走出果林的时候，望见高处有一个亭子的尖顶，再走十几步，看到亭子下边有两棵高高的柏树。我回头对同伴说，应该是这里了。 没猜错，柏树下是墓地。走出果林，在接近山顶的坡上，有一个花岗石砌就的圆形墓，静静地面向东方，朝着一碧万顷的太湖。墓前两棵特别高而青葱的柏树，墓后有一棵大香樟树，树冠展如翠屏庇护着底下的墓地。墓碑正中镌刻着：“无锡七房桥（分列小字两排）钱穆先生之墓。”墓碑右上侧镌刻“钱穆先生字宾四”，下分列两排小字镌刻“生于民前十七年农历六月初九戌时，殁于民国七十九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巳时”。这样算来，钱穆先生的生卒年份应是1895-1990。 据钱穆先生的次子钱行回忆，镌刻的文字，是选择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碑帖中的隶书体复制后，由吴县（现为吴中区）工匠刻制的。碑石的底下，有一块横着的花岗岩石板，刻着“钱胡美琦，生于民国十八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殁于民国一百一年农历三月初五”。我又在心里算了一下，按公元，胡美琦女士的生卒年份当为1929-2012。 我们四个人鞠躬后绕墓一周，又见墓后的石墙上，有一块黑色的石碑，写着很长一段文字： 先父钱宾四先生，一九九○年在台北去世。遵先父遗愿，一九九二年一月九日归葬于此。 母张一贯女士，给予了我们生命，抚育我们成长，毕生辛劳，一九七八年去世，安葬于苏州凤凰公墓永安墓区。 继母胡美琦女士于一九五六年与先父结为夫妇，陪伴、照顾只身客居港台之先父数十年。一九八九年与先父在台湾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先父去世后，全心投入先父全集及小丛书之整理出版工作，为完成先父遗愿，不辞辛劳奔走两岸三地，勠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壬辰年三月初五去世，合葬于此，永伴先父于地下。 愿父亲、母亲、继母安息。 碑文的左边镌刻着：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谨立。壬辰年四月初十。从碑文中可以看出，钱穆的儿女们对继母是感激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1984年或是1985年，我第一次听说钱穆这个名字。说的人是钱穆先生的长媳，钱拙的妻子，当时她在苏州图书馆工作。时隔三十多年，我记得她的样子，很瘦弱的一个人，戴着眼镜，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彼时，她的丈夫，才华过人却生不逢时的钱拙已过世。她说她的儿子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去香港参加了爷爷的九十寿庆活动。此后，我才晓得钱穆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慢慢也留心起他写的书来。在零零碎碎并不完整的阅读中，约略知道了钱穆先生的一些往事。 钱穆先生18岁开始做小学老师、中学老师。1930年秋，36岁的他因顾颉刚先生的鼎力相荐北上北平，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为大一、大二学生讲授国文。后来，钱先生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赴香港，辛苦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在长达74年从事教育的生涯里，钱先生的弟子遍及海内外，誉满学界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有余英时先生，我读到过师生二人的通信，他们亦师亦友，情谊深长。尤令人感怀的是1986年的那一幕，92岁高龄的钱穆先生在素书楼家中，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上“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在这堂课中，他对学生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煞、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瑞典的著名汉学家马悦然说：“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呢？终究是不容易的。 1990年8月30日，钱穆先生无疾而终。在漫长的岁月里，钱穆先生将一个个的汉字堆积成山，一生完成学术著作多达60余种。一颗天生的读书种子，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沉静而有力地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然后在96岁那年谢世，终于在1992年又回到他喜爱的江南，天天背靠青山面朝太湖。 那天，我们坐在墓地后一侧的亭子里。连绵的果树延伸到山脚，山下有二三十户人家的白房子挨着浩渺的太湖。在湖里，也有淡青色的山，一朵特别厚实松软的白云，很突兀地堆在山之上。就一朵。吹着山风，我们聊起钱穆先生的晚年，有暖也有凉，凉的应是搬出素书楼，最暖的莫过于见到所有的儿女吧。当然，这也是旁人的想象。或者当温暖过来时，也复活了曾掩埋的一些东西，这里面还有更多的感受，比如无法重逢的故土故人，活着不能归去的痛…… 最近我在重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本书早就买了，也认真看过，但那时没有特别深的触动。现在重读，读出了许多从前没有的滋味。大概早先尚年轻，读不出埋在白纸黑字背后的深意。有些书，是要上了一定的年纪读的。也是在书中，我读出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重要。胡美琦女士，钱穆先生第三任夫人。倘若没有她，许多事钱先生晚年未必能做好，最后的那些岁月，她一直是他的眼睛，也是他的双手。没有她，钱穆先生最终也未必能回来，长眠于太湖边的这座叫石皮山的山岗上。这是胡美琦女士兜兜转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选定的墓地。据钱穆先生的小女儿回忆，她的继母胡美琦女士说：钱穆无数次谈起过太湖，谈起过将来有一天能在太湖边建一小屋安度晚年。这块地方自然风光好，相当恬静，无人打搅，可以静静地安息，读书做学问。 钱穆先生是无锡人，但他曾二度在苏州执教——省立苏州中学和抗战时南迁的国立河南大学。钱先生的第二任夫人张一贯是苏州人，几个子女大部分在苏州出生，他的母亲也在苏州生活直至仙逝。家在苏州，自是特别爱这座城市，所以在钱穆先生心里早把苏州认作故乡。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钱穆先生写道：“又如我的家乡苏州，从春秋战国一路下来，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大城市。”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的“师友杂忆”中写道：苏州“城内外远近名山胜迹，园林古刹，美不胜收，到处皆是……举世古城市，当无一堪与伦比。”胡美琦女士是钱穆先生的夫人，更是知己，懂得他的心思，竭尽全力帮夫君完成了“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故乡去”的心愿。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新亚遗铎》《中国文学论丛》等十四种，《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也在其中。又过了二十年，2012年春天，胡美琦女士在台北去世。这一年，她翻山越海又来陪伴他了。 下山时，我们又向骄阳下的花岗岩墓鞠一躬。此时除了偶尔有几声鸟鸣，四周静静的。碧水，青山，天上一朵白云，林子里比铜钱大的青橘子，无声无息。我想着如果再来，要带一束花献给胡美琦女士。钱穆先生的许多文字，因为有她我们才有幸读到的。如此大气深情的女先生，和她的丈夫一样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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