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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角度看《天道》丁元英,那些你从没有注意过的地方

 伟天英 2021-02-21

第二章 主题批评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没有达到完全成熟,但这并不能减弱它的魅力,因为“文学不能不是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这是一种它的本性中所包含的使命——这是一种它即使要想摆脱也没有力量可以摆脱的使命。”[6]在思想上,《遥远的救世主》对事物的看法在角度、深度、广度上都别具一格,在佛家、基督教、音响、股市等领域,具有深刻的思想。综合来看,作者是透过一个故事和人物之间的对话表达了对“独立人格”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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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人格

现代意义上的“人格”一词,来自于“西文person(英文personality,德文Personality),其含义首先是指个人性或私人性,其次,它还指个人身上的身体特征、性格气质、容貌风度,是体现在外的个性特点。从词源上说,它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本意是指‘面具’(mask),一种遮蔽性和表演性的伪装,转义为用这个面具说表演出来的角色”。[7]

小说浓墨重彩地突出了“独立人格”这个主题,无论是丁元英的非人非神自己做主,是芮小丹的不以爱情本身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还是王庙村农民的等、靠、要思想,或是叶晓明等发烧友的“扒着井沿看一眼”,作者用春秋笔法寓于褒贬,在一部小说中细致而又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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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本义就是个人性,它只能是“独立”的。否定个人,就是否定个人的独立性,也就是否定人格本身。独立人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人格”,因为它承认且只承认一个人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邓晓芒先生的这段话对独立人格的理解振聋发聩。这种基于主体性上的私人性和表演性决定了人格之所以独立且独特。这与中国传统以天道消灭个人私欲,以群体毁灭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独立人格从自由意志的任意性,升华到更高层次上的自律,其“以自由意志的任意性为前提,但又不止于任意性。任意性总是诉之于偶然性的,自律却是一种自由的必然性: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当这个自己所定的法规畅行无阻时,人便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任何自由意志都是不可能不受制约的,但只有它在受并且只受自己的制约时,它才能仍然保持自己是自由的,因而是真正自由的,因为它虽然是个被制约者,但同时又还是绝对的制约者。自由意志使人有了个性,自律则使人有了前后一贯的人格,有了高于一切自然物的尊严。而这才是一种真正独立的个性。”[8]最后拥有高贵的自由感,这正如雅思贝尔斯的边缘情境,当死神闯入了人的所在,个体生命的意义才更加深刻。(转引自《边缘情境与西方文学经典》梁旭东,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6月,第二卷,第二期)即把自己从群体中分离开来,坦然生存,在生命的临界点上正视一切,去创造,去表演,去过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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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是独立人格。《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之所以成为人们争议和艳羡的焦点恐怕,还不是有智慧和有钱,因为文中出现的人物,有钱和有智慧的人不在少数。丁元英成为焦点的原因还是在于他的独立人格。就像芮小丹一样,智慧而人格独立

邓晓芒先生不无偏激之意,然发人深省;尤西林先生较多允实之词,对人格的理解与邓晓芒有相近之意。真隐士,往往不为当世人所知,其间个体人格之独立自有养成的土壤。但由于我们的叙事传统和集体传统,使得我们在描述个人时往往会带有“群体”之意,比如,描写隐士,描写武将,描写美人。我们词汇中用的多得是“类”而非“个别”。又由名实之辩,导致真假难辨。《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9]。真正的隐逸也会埋没在终南捷径的喧嚣中。我们呼唤着独立人格的出现,我们想走出“类”的迷局。

丁元英的出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身上具有的品质、能力以及无时不在的主体性发出让人向往的光芒。这也是芮小丹身上发出的光芒。不以外物而转移,拥有自由感的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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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拯救”与“个人道德平台”的主题思考

所谓拯救,一般涉及到五个问题。一是拯救的缘起;二是拯救的主体:拯救者和被救者;三是拯救的目的:拯救者希望拯救,被救者希望得救;四是拯救的结果:拯救的成功是拯救者和被救者的目的都实现了,或者拯救者和被救者的目的都没实现;五是传统观念中弱势文化与拯救。全面解读了这五个问题才能准确地理解“拯救”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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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拯救的缘起上来看,拯救缘起于一部分人处于对“万能的他者”的期待和膜拜生活状况,这就是被拯救者和拯救者得以出现的前提。这种生活状况是突变的苦难。生活环境需要平衡,一旦变化就不再平衡,重新转向新的平衡的活动开始了。在转向新的平衡中,被拯救者处于丧失原有利益的地位,然而又不能依靠自己重新获得原有利益,只好寄希望于强大的他者。比如在犹太人流亡的历史上,他们失去自己的土地时,选择了信仰上帝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他们相信只要信仰上帝,就会得救。上帝这种力量有没有我们不予考虑,单考虑上帝这种力量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就表明了拯救者是一种超越被拯救者的力量的载体。上帝是伟大的,它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信它。

因此说苦难和苦难意识是拯救活动先在条件,拯救者是一种超越被拯救者的力量的载体。精神上的渴望被拯救是有一个希望存在的,那就是拯救者的慈悲、伟大和无所不能。慈悲与伟大是拯救者的道德要求,无所不能是其力量要求。

从拯救的主体来看,其主体是拯救者和被救者。由于人本身具有的反思、自省等特质,个人也可身兼二者。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是一种精神对位体结构。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区别在于拯救者在能力上超越了被拯救者,在道德境界上拯救者是施与者,讲求奉献,被拯救者是受予者,讲求祈望、感恩,有等、要、靠的特征。这个拯救者会在另一种情况成为被拯救者吗?会。那就是他具拯救者和被拯救者于一身的时候。除此之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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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拯救的目的来看,拯救者希望拯救成功,被救者希望得救。那么,拯救者除了为被拯救者的得救而欣慰之外,还有没有为其他的结果而欣慰呢?有,就是对自身道德期许的实现。得救的结果是觉悟。

从拯救的结果来看,拯救无非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了即得救,得救的结果就是觉悟。失败的结果就是依然没有觉悟,还对某些外在有依赖性。觉就是觉察,悟是体悟,悟经过认知、实践,使某种思想化入个人内心,成为其自觉行动的准则。

从传统观念中的弱势文化与拯救来看,传统观念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的,其弱势群体最高的期望就是破格获取,寄希望强者的道德平台的提升来给予弱者以生存资料。弱者在一开始就把自己与强者割裂开来,认为自己无法与强者在同一平台上,对于强者永远是一种仰望的姿态,从来没希望自己与强者能够竞争。这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在心里留下的阴影,在潜意识里,在广大农村,在市场意识与传统观念交锋的边际之间,这种观念依然固执而强大。在这种背景下,“拯救”如何实现,一种是在传统文化的笼罩下,继续加强这种结构,加大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界限,如鸿沟一般。强者弱者各得其所,一个拥有了道德优越感,一个也不用经历转换观念痛苦。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不是拯救。另一种是用事实让农民接受市场经济观念,可是这开始会让弱者不解和痛苦,经历了这些之后还不一定能接受市场观念,不一定能够建立与他人平等的观念。因此,后一种拯救更加困难,也更难以预料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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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一语道破。只有在理念上破除期望救世主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得救。然而,现实社会中期望救世主的思想依然存在,它的被消除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同时社会在道德领域也需要构建。因此,给予个人道德平台便是最好的选择。

文中,韩楚风对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前提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承认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等级”,给个人道德就以价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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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文化包围中,拥有独立人格,实现社会道德和独立人格的和解。个人道德的提出在理论上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思路。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等功能。道德具有公共性,而个人道德是建立在尊重个人独立人格基础之上的同时符合社会上人们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他既给独立人格提供了令人尊重的空间,又给社会提供了让人受惠的空间,在一个道德和人格的交集里,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赢。个人道德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同时,对于“拯救”这个主题才能更深一步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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