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斌 /文    全称应该是“人民委员会”——这是我的推测，时光并没有给我机会经历那段历史。全家随着父亲搬到这里的时候，它叫“县府”。我们依然像在县委（以前叫县革委）时一样住在楼上（鸟巢的旁边），它的再旁边是“水淹坝”（古时叫“县衙坝”），那里有灯光球场、巨大的草坪、革命英雄（记不起是谁了）的雕像、小人书摊（二分钱看一册）、出租自行车，还有后来的巫师附小和“逸夫楼”……  暑假，父母照例把我们两兄弟送到附小跟随吴二毛（吴恩桔）、唐新江学习画画（素描、水粉、国画和油画），回来的时候就在晒台上写生，周围围着一帮小崽儿——我们训练他们在宽约一米的引水栏上跑步，身边是八层楼的高度。有球赛的傍晚，我们躺在那上面，双手捧脸，望下面广场一片灯火……尤其是春节，晒台上空无一人，我们哥俩静悄悄地放鞭炮——把一挂整的拆散，小炮揣进荷包，一粒粒地放，有时也放进子弹壳里点燃，让它们射出去，大炮就往水缸里丢，有一声闷响的乐趣。 暑假到父亲办公室写作业，翻抽屉，到处收集旧信封——我们开始集邮（结识了知青办集邮数十年的大伯刘继凯，知道了越旧的越好）。后来有更多的同学到那里聚会和集邮，把楼顶和房间闹得一片喧响。一直觉得父亲的办公室很冷，夏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晚上就热起来——大人小人围在一起（办公室）整夜整夜观看电视节目，看过的有《敌营十八年》《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地》《血疑》《排球女将》《大西洋底的来人》…… 让我学会抽第一支香烟的地方！ 去到它的路上有农机二厂浓重的金属味道、刨木花一般从机床里吐出的铁丝网——巨大的烟囱站在水田湾，竹子、柳树、柑橘烟笼着人户，水田里有幼小的鲫鱼壳子、蝌蚪、螺蛳、黄鳝、蚂蝗和水蛇，田坎边——泽耳根、野蒜、地拣皮（一种菌类）向小河边延伸而去……河对面是江东菜籽坝农场，那里的高级农民种植了大片大片的牡丹和芍药花。 学校有六个用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子，三个篮球场和两间男女分开的茅厕，铺上炭灰的跑道；教室的天花板呈穹隆状，像伊斯兰教徒的寝室。冬天的早晨，从城里步行到那里需要三十分钟，母亲把我的右手揣进她的荷包，迎向一种虚无的生活……六岁的记忆已经流失了太多，从幼儿园中班出来，我走进中和小学，向潘平（四川省乒乓球队退役队员）学习乒乓球横握、直握打法……母亲顺势把我纳入到她任教的班——多么简单的生活！  青年父母时常吵架，母亲把我们兄弟俩带走（完了父亲会带着糖果来看望我们，母亲教会我们说：“绝不！”），中午，在母亲的寝室煮焖锅饭吃，那个香！吃完与几个伙伴（教师子弟）冲向院墙外面的桑葚树，铁环哗啦哗啦响…… 有谁第一个提议抽烟（“平喘”还是“试制”？），火柴划燃，烟雾飘起来了，学校在虚化——那种冒险带来的刺激，让我的心灵从小打上了反叛的烙印！ 冯克灿——我们喊他冯哥——在县城唯一一家电影院上班。 那时他多么风光！每到周末（星期六）——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院大门呈现空前的闹热，买票的人群排成长队——似乎一直排到东门口，然后转弯，排向西门，向磷肥厂那边延伸……电影票是县印刷厂铅字排版印刷，有好闻的墨香和图案，票价为0.12元人民币（后来换上遮幅式银幕后变更为0.17元）。 逢周末，父亲就打发我到冯哥那里去，身上揣着滚烫的0.48元钱。通常，冯哥会在影院门口等候我，常年给我们留下的座位是16排2号至8号，每次接过那0.48元钱，都要在我的毛头上摸一把，然后说一句什么赞扬的话。 电影院门口有卖小食品的：石膏瓜子0.02元一杯（喝酒的牛眼杯），虾皮0.05元一包（旧报纸包装），用0.05元钱还可以买到一大包炒胡豆，回家用水泡，把水逼干，放上各种佐料，制成馋嘴的“吸水胡豆”，我最爱“臭凉粉”，碧绿碧绿的颜色——把一种只在夏天存活的野菜捣烂，加点炭灰点制而成。 售票窗口上方有一块小黑板，黑板上用白色油漆公正地写上当天的电影名称：《三进山城》《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刘三姐》或者《三笑》——刚开始放映《三笑》的时候，我的同学饶丹的妈妈—— 一位幼儿园阿姨，一连看了八场，一时成为全城佳话。  电影院经理“樊老当”（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一位南下干部，身高一米九，背永远亢（驼）着，他的走动很慢，但每一步跨度相当大，像一匹犀牛。有时，他在售票口维持秩序——把那些不听话的人分开，指到他们应该站的位置上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电影院虚空了——再也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生活得怎样，是否还健在。 一个防空洞就是一个迷宫，在孩子看来，那里有神秘的宝库，藏着枪械和地图。 在人委后山，一堵石墙的后面，有一个地下入口可以通向全城每一个出口。 我在石墙上找到了雕刻精致的古代战场图景雕塑：骑在马上的大将，手中是一柄方天画戟，背上有令箭，士兵握着长枪，后面有一驾撵车——清一色的青石，是浮雕，嵌在墙里。 洞内潮湿有阴气，我们全然忘却了惊悚，在黑暗中点燃火把——浇了汽油的扫帚，冲刺夹杂着呼喊……中学，在学校坎下也有一个入口，我们掰开二号钢筋焊铸的铁门，进入洞内。那里有其他的学生在地洞的天井里唱歌，天井连接着地面，地面已经被堵死。点燃的篝火（教室里的木桌、板凳一直在消失）映亮了墙壁上的主席语录。 我们开始集体游动，谁把家里的腊肠带进了防空洞，用铁丝做成的串烧被火烤出了诱人的滴油香气，周围是一片欢乐的说话声。 我们也谈恋爱，喜欢上一个女同学，就把她带入洞内，不点燃什么，让她在后面拉着自己的衣摆快跑！——学校保卫科的男教师开始封锁地道，采取堵截的方式——在两个入口处安排人把守，被俘虏的学生将在校会上点名。 呵，就是这样也堵截不了我们对防空洞的热爱！ 若干年，一直有一道巨大的铁门，常年紧闭——我经常把它与物资公司混淆，最为明白的时候已经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家电（纸箱）从门市旁边的露天通道里运进运出，是它身份的符号和象征。 与斜对面的日杂公司不一样，那里才是我爱去的地方——它的门廊远不及五交化那样庞大，但是，从仄逼的楼道爬到它的楼上去，一直是我的愿望——当走到一个平台的时候，我喜欢停下来观看旁边木窗棂上的雕花，从这边透视过去，这时，看到对面的五交化傻站在国营粮站的旁边——从八十年代开始，门市外面支起了一排木桌子，有人凭了关系找部门批条买到了上好的“成都”彩电、“金霸王”音响、“松下”录放机——来买（提货）的人脸上有通常的自信和荣耀——他把一张条子交给门市前桌子后面的人，那人即刻会意地领他通过长长的回廊到仓库里去。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更小的时候，每到傍晚，五交化门前支起高高的会议桌，会议桌上再搭上一只茶几，茶几上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两条细长的天线——因为电视信号的缘故——耷拉在脑后。 全城的人聚集在一起，有的站着，有的坐下，有的爬上街边的老槐树枝桠。那时的电视节目反复播放着《黑三角》和《405谋杀案》——看得我心惊肉跳！ 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五交化似乎在西门口——后来经证实——不是五交化，是物资公司——那里有对死亡的记忆：五个年龄不等的小孩，在物资公司旁边的二道桥下，找到一颗日本帝国时代的炸弹，不知怎么的，就响了——孩子们被炸弹弄成若干块，有的挂在树上，有的在桥下的龙头雕塑上。 我跑去看的时候，周围挤满了大人，回来后，有近半年不敢到物资公司玩……有关五交化的回忆，其实是由几个公司组成的，它们是些模糊的公司，它们的门市里有铁榔头、钢锯、卷尺、灯泡、斗笠、扫帚、各种开关、水龙头、闸伐、货车内胎、钢材、水泥、半导体、棕垫子、鞭炮、油毛毡、胶纸、砂纸、电视机、熨斗、吹风机、指甲刀、挖耳子……唯一没有印象的，是卖过这些东西的人。 照相馆的黄昏被笼罩在永久的树荫里。它没有当街的门面，从东门口向西行一百步——深藏在一条老巷子的尽头。 对于我，它的年龄是模糊的（远没有冰糕厂那么清晰），以全城人民的出生年代来划分和定位——几乎所有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人，都在那里留下了过往的影像。在一架老式的、木质的、有红黑相间的厚厚遮光披风的、精密的相机面前——他们和这些道具一起成为了自己的历史：竹摇篮、大木马、月白小袄子、语录书、步枪、垫脚用的转块、军帽、塑料花……背景用油彩抹上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图景，有时是鲜艳的花和有烟囱的工厂。 我在五十岁母亲的抽屉里翻出了二十岁的母亲形象，也是我对五十年代青年女教师的印象：头向左边微微倾斜，军用棉袄套着一件有双排扣的列宁装（卡其布），左手握着语录书（捧在胸前或向斜下方倾斜？），头上扎着两条长辫，伸到前方的辫尾有一只蝴蝶结……黑白照片有过后期涂色处理——母亲的脸庞像两朵红云，军装是绿色的，头发无须着色——依然有着五十年代的亮黑，语录是红色的，辫尾的蝴蝶变成了深红……那里有一个开满花的庭院，树上爬满了藤蔓，土墙下甚至还放着挖锄、薅锄、小栽锄。 每过半年或一年，母亲都会把我带到那里拍上一张留影，留影上方一律写着“国营照相馆”、某年某月等字样。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照相馆迁至南门口，建起了三楼一底的楼房，二楼是录像室，我们去照相的时候通常都会听到楼下传来的失真的（港台）普通话。直到后来，人们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120海鸥相机、第一台135傻瓜相机和尼康变焦相机，国营照相馆的黄昏终于降临。 县委后院宿舍有一道土门，接通西井的石板路，那里是光明豆腐坊。往石板路的下方走，经过长长的墙壁（里面分别是县委院子、档案馆和粮食局），可以到达粮站，粮站相当大，有数个院子，数个院子之后是一条从北门坡淌下来的水沟，常年哗啦哗啦地响。 水沟旁是城关小学（南峰小学前身），城关小学大门通向印刷厂。印象中，光明豆腐坊是被若干巨大的纱布组成的图景，四个边被麻绳高高吊在木梁上，大铁锅，许多厚模板，潮湿和雾气向几个方向弥漫；似乎还有一个猪圈，外面是用木桶养着的豆渣（做成可以与牛皮菜打汤的霉豆渣）。  热爱豆腐的父母把豆腐抹上盐巴，在阳台上风干，做成皮实的干豆腐。在遥远的农村，有会做血豆腐的——那需要排场——杀年猪的时候，把一筐鲜豆腐放在将被抹杀的猪脖子下，等待汹涌而出的猪血将它们浸泡……紧挨着光明豆腐坊的是一口有规模的水井（西井），水井前有十米见方的石板台面，台面最里，是一堵高大的青石墙——六个出水口常年有木棍紧塞着。 巨大的水池用整齐的墙壁保护，小时候，我和玩伴爬上它的顶端找缝隙往下望：水池面上有薄薄的雾气，水呈幽蓝，泛着吓人的深。我去过豆腐坊的仓库，除了麻袋还是麻袋，麻袋墙中间留有间隙供工人进到最里去取黄豆，依次往外面走，就是越来越新鲜的麻袋。 腊月，我们小孩会帮助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和哥每年都会从西井的光明豆腐坊抬回一小筐新鲜豆腐，那时街上有炒爆米花的，铁铸的葫芦锅被架在铁架的两端转动，铁葫芦会爆炸，每炸一次，我们的心就跳一下，于是绕开它，远远地听它炸响——又有些期待它继续响的意思。 抬回的豆腐有光明豆腐坊的无形标识，它们用口感和色泽写在豆腐上。此后我有奇怪的味觉，并形成长久的期待——成人后在外地，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买一点当地产的豆腐干—— 一直没有满足自己吃到有光明豆腐坊时代的味觉。 棉布店的旁侧有一块十米见方的砖墙，上面用白石灰粉刷，用红色油漆不断去添上“战天斗地”几个字样——与遥远的文峰观山崖上“毛主席万岁！”几个巨大的白色字体形成呼应。 左边是镶牙馆的门诊室，往右边延伸过去，依次是包面（馄饨、抄手）店、私人照相馆、衡器社、粮食局、科委和县委大门。棉布店里有各色花布、灰色卡其布，后来的“的确良”和各种化纤布料，还有老圆口布鞋，厚厚的鞋底是人工一针一线扎出来的，面料是老棉布，以黑色和浅灰为主色调，有时也是灯芯绒做成的——现在已不多见。  出现在旅游商店的布鞋已经不是我当时见过的粗朴模样——带着些花哨。扯布是必须凭了布票的——听大人们一直在说——到了我醒事的时候，大多已经不需要了，但是粮票还在继续使用，学生们有时就直接用粮票兑换食品，三两全国粮票可以买到一大碗包面。 布店是土木结构，早上开门和晚上盘点的时候，售货员用一长排编了号的木板依次上上去或卸下来。布店里还卖橡皮筋，我们用它来制造绷绷枪，绷绷枪的枪体是铁丝扭成或用木筷子削成的，枪头枪尾分别有一弯钩，用以挂上橡皮筋和卡上（用红苕藤做成的）子弹，打在人身上生疼。 多年以后，棉布店改头换面变成了西药店，是县医药公司的连锁店，旁边的语录墙早已经不在，拆了墙体，装修成卖旅游产品的门面，门市里站着一个时髦的小姑娘，从她身上穿着的大红花布做成的时装上，依稀还可以领略到遥远的棉布店气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衡器社在一片未知原由的火光中化为乌有……放学的时候，我们时常要透过衡器社临街的窗户往里探望，看得见机床、未成型的秤杆（秤杆上的量度是用铜料镶嵌上去的）、铁坨（砝码）、桐油、各种原木码在墙角、有一些工人在忙活……事实上，整个衡器社充满了光亮，是由无数光线组成的，把四周的房子衬托得暗淡，这些光线依附在秤杆上，变成了直直的一簇一簇的长线条，穿过窗户上的铁条，变成了各种线型图案，使它们具有了某种虚无的神秘性。 我们在它的门口拣到过半丈长的黄金树木条，一些小铆钉，铆钉依然是铜的，我们把这些木条削短，在上面镶上铜铆钉，手柄缠绕上铜丝，做成小人书上秦琼使过的杀手锏，我拿了一对杀手锏把另一个同学打伤……  白天，衡器社会发出撕裂般的叫声，尖锐而持久——到了夜晚，它就安静下来。 那时，郊区的农民到城里卖蔬菜，手上一律提着口秤杆，秤杆的尾巴尖刻有“县衡器社”的名号——我亲眼见到一个欺行霸市的莽汉，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一个卖菜农民的秤杆弄断，那个农民——由于输了道理，灰溜溜地站在墙角落泪。 那场大火之后，在衡器社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旅游宾馆。出入于宾馆里的人们，将在第二天凌晨，乘船到大宁河的深处去，回来的时候，刚刚接受了峡谷幽暗水天的游客，会突然不习惯在衡器社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宾馆的强烈光线——在未知的冥冥世界中，我看到火光把衡器社带到了更加光明的天上。 北门坡计时用的钟声每隔一小时把县城敲响（叫醒）一次——以此培养了全城几代人民不慌不忙的庸懒习性和从容的生活状态。 钟声悠悠，记录了另一种状态之下的时间简史。长久没有听到北门钟声了，打钟人已不知去向。这个钟声伴随着全城人民，度过了他们在九十年代之前的生活和生命。它持续不断地敲打了一百年，终结于物质生活愈来愈丰厚的时代。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县医院后山攀缘而上，到北门坡山上寻路找到了它敲打的位置，钟声悠扬，却发自一个小小的窝棚。青铜铸就的钟摆用巨大的铁条支撑着，打钟是这一家子几代人的营生——解放后，他们成为在政府（民政局）领取薪金的公务员——从未有过一次对时间的闪失。  打钟的方式奇特：在每次敲出不同时间之前，有连续十二下的预备钟声，这十二下急促、紧迫，由强到弱，是渐快的方式，敲到尾声时已经连成一片。 直到我上中学的时辰，每次听到钟声响起，都会伸出左手腕，将上海造的机械手表拿出来校对一次。不仅如此，在全城任何一个地方发现火情时，它会发出连续不断的、长久的敲打声——以便唤醒所有的人冲向燃起大火的方位。九十年代，一个文物盗窃团伙将古钟偷运到广州，以数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个更大的团伙——随着古钟的消失和远去，北门钟声抑扬顿挫、恍恍惚惚、慢慢悠悠的计时方式，在人们心底，成为了几代人对逝去生活方式的怀念和追忆。 冰糕厂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味觉的苏醒。在潮湿的、蜂鸣的、有糖精味道的厂房，过往的儿童们成长为青年和中年。 有蒲扇的夏天，冰的精灵以五颜六色的方式呈现了“凉”的意味——他们站在街檐下，冰糕用小木棍拿在手中，一点一点地消化掉的，是甜蜜的、清冽的、有冰糕厂厂房气氛的童年。 这种记忆最初出现在法院对面的一排民房里，它诞生在那里，并在后来的岁月转移（慢慢游离）到国营照相馆临街的地方，形成夏天清凉的轰鸣声。 除此之外，还有巨大的（天光下形成幽蓝的）冰块——供召开葬礼的场合使用。已经故去的人，刚刚躺在灵床上，冰的颜色接近天堂的干净无尘，它们使正在永远的路上的人除去杂念，保持清洁和镇静——他的体温在零度上下徘徊，心灵正在接受教堂来的人（牧师和法老）的超度，棺木前的菜油天灯映亮了冰块——把冰块的内部显现，晶莹剔透，没有杂质，象征和隐喻了这个人的一生：光明磊落、冰清玉洁。 冰糕厂本身的巨大轰鸣声，制造了如此恬静的回忆，在儿童的心灵里，在故去老人的最后记忆中，在炎热的无数个夏天，冰是最久远和最初时期的生活方式。 似乎是，每一个记忆的落点都有一场大火。这与记忆中土木结构的县城材质有关。 宁静的、遥远的春节，父亲和他的青年伙伴在玩扑克牌，几张长满络腮胡的脸上贴满了惩罚的小纸条，母亲在挂着白炽灯泡的阳台上炸酥肉……我在如此气氛的节日里，吃着刚刚由食品公司烘烤出来的牛肉干——那里有堆积如山的肉块，有简易的烘烤房间，有刚刚回到春节的工人。 这之前，一场大火被浇灭，人们使用了铁皮桶、木盆、橡胶管带，灭火器是少量的，人是众多的。大火燃烧时，住在县委大院的郑家（老县长郑德万）老大——他们的儿子，在西门接收到来自北门坡急促钟声（救火）的消息，一马当先用身体去阻止大火的蔓延，以此成就了英雄的壮举—— 一条巨大的、燃烧的椽木条直直地砸向头部，在一阵剧烈的眩晕中倒下——捍卫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祥和的节日，人们坐在守岁的氛围中，口里咀嚼着香香牛肉干，也咀嚼着郑家少年令人赞赏的英雄壮举，若干年，我把这个作为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来保藏和收拾。 食品公司的一场大火，以玻璃钢的方式埋进了郑家少年的头骨中。至今，这种隐痛还在他的头脑里不时出现。 关于食品公司的记忆，大多来自美妙的味觉，在食品被当作真正的商品出现在市场经济中之前，一直处于一个更大的家庭式的作坊中——人民在具有某种精神支柱的屋檐下，有来自共同体的觉悟，他们的捍卫的方式，往往与大自然的无情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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