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大学？ 希腊时代，雅典有柏拉图学园及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有缪斯宫；九世纪，巴格达也有智慧所。而中国古代历史里，同样有许多办学机构。但是为什么，博洛尼亚大学会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大学是什么？谈大学的本质，必须追溯大学的起源，以及当时欧洲的历史。大学之所以出现在拉丁欧洲，并非偶然。 黑暗中的中世纪：希腊学术没落 回顾历史，东罗马帝国日渐式微，直到1453年，彻底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那时的西罗马帝国，遭受蛮族入侵，国王多是文盲，古典文化开始衰退，整个欧洲有识之士很少，而且大都局限在修道院里研读圣经。希腊学术在东正教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最多享受了收藏在密室阁楼的待遇，过去的辉煌从此进入了休眠状态，也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尽管在欧洲凋零，但它没有彻底绝迹，而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八世纪起，阿拉伯人将希腊学术文献系统地翻译成阿拉伯文，不单是传承，也有所推进。 过去，希腊科学注重的是逻辑推理、演绎、论证、证明，将理性的力量发挥极致；在应用上，他们却不屑一顾。 阿拉伯人首先发展了代数（algebra），也开创了炼金术（alchemy），即化学的前身；在那之前希腊有数学、物理学，但没有化学——但凡“al”打头的字，大都来自阿拉伯文、阿拉伯发明。 天文学上，阿拉伯人在托勒密的范式之下也做了一些扩展和更新，发明了新的数学工具。 比如图西双轮对后来哥白尼的日心说革命，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由于沙漠地带风沙弥漫，阿拉伯人对光学与眼睛的研究也别有建树，最早认识到眼睛其实是一个接收器，而不像希腊前人们以为人的眼睛像是某种隐形的触须，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 在伊斯兰世界初兴起的黄金时代，阿拉伯人是博采众长、开放好学的。他们的先知曾有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也要去寻求。 一直到13世纪，当代的欧洲数学第一人菲波纳奇，把阿拉伯的数学成就引回欧洲，译成拉丁文，掀起了一阵热潮。随着希腊学术的回巢，欧洲终于从漫漫长夜中苏醒。  天亮前的中世纪：没落中的酝酿 在这个苏醒的背后，有几个重要背景。 农业技术的引进 在罗马时代，欧洲的农业生产力不高。因为蛮族擅长游牧，但不习惯耕种。同时，盛行的奴隶制使得技术的革新变得非但不必要，而且不可取。曾经，一位发明家把自己发明的起重机献给皇帝，却被勒令销毁，因为解放生产力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解放了奴隶。 可见，技术创新确实需要外部政治和文化的土壤。像是中国仿制有余而创新乏力，和我们欠缺相应的环境和制度（如专利保护）脱不开关系。 到了8-9世纪，各种技术从东方流入。其中关键的一项技术，在于马匹的使用。 过去罗马和希腊人有马，但没马鞍、马镫，而这意味了骑兵力量有限。像是蒙古人在马鞍、马镫的加持下，从小在马背上摸爬滚打，屁股仿佛生在马背上，尤其当马戴上盔甲后，在冷兵器时代基本所向披靡。所以当马鞍、马镫传到欧洲，就促成了骑士阶层的出现。 另一方面，古代欧洲的挽具设计并不科学，马拉起东西来，脖子被勒住，使不上力。而耕种涉及犁具，所以尽管欧洲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的效率却被局限住。所以当更符合生物力学的挽具由东西传，欧洲就收获了新的一款动力：马力。 10-11世纪，欧洲的生产力大幅提升，而人口也逐步恢复。吃饱了肚子，就是时候张开眼睛、瞭望世界 。 希腊文献的回流 尽管东征是对东方的一场无情的掠夺，但客观上，它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特别是这批人从阿拉伯带回了一批又一批希腊的学术文献。 罗马法制的恢复 一直到11世纪，教会搞了一个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对教会权力的边界进行划定，类似于今天统治者主动立法，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自己的行政权。这场教皇革命，将罗马法系统带入了基督教世界。 之所以能形成这局面，跟基督教本身政教分离的思想有深层的关系。基督教源于弱势人群，宣扬的是忍耐、谦卑、低调的生活。所以，有别于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基督教对世俗的政权没有非分的追求，也不会刻意地抗拒。 圣经里有一句话：让凯撒的归凯撒，让耶稣的归耶稣；凯撒代表世俗王权，而耶稣象征神圣教权，井水不犯河水。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教权和王权之间自然是各有野心和手段，试图扩展自己的权利。但无论怎么扩展，始终保持微妙的均衡和分野。即便后来基督教坐大，成了罗马国教，而罗马皇帝也成了基督徒，教会始终维持着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的结果，必然地导向了中世纪的权力架构：教权和王权两权分立，相互制衡。 天亮了的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 市民社会 在两权分立的格局下，独立于两者的第三势力出现了——市民社会。 在王权与教权之间，市民社会左右逢源。他们从教皇、国王讨取特许状，获得权力创建自治的城市，参与城市的决策，像是城市要如何管理、如何运作、如何发展、如何立法等。 市民社会，说白了，等同于一个自治共同体的诞生。今天的欧洲城市，就是从市民社会演变出来。 在中文的语境里，“城市”是人们聚居以后自然形成的产物：一群人把墙一围，在中间做买卖。但在欧洲的本意里，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造物，由市民们刻意求之，并以特许状为凭。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欧洲城市的成立往往附带一个明确的时间标签；比如阿姆斯特丹，就是在1275年10月27日诞生。 行会 而城市里面，又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自治组织，称为行会。比如买卖大米的大米行会、交易织布的布匹行会、打铁烧焊的铸造行会等，而达芬奇当时就从属于某个画家行会。 对外，行会争取自己权益，跟其他行会、市会、教会等势力进行博弈；而对内，行会建立行业规矩，清理门户、严肃纪律。行会是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大学 在欧洲生产、人口及建设提升，而希腊文献回流的背景下，大翻译运动终于蓄好了势，彻底爆发。 任何文明、民族急起直追，往往都从翻译做起。无论是早年的阿拉伯翻译希腊文献，或近代的日本、中国翻译西方学术典籍，都是这路子。 与大翻译运动相伴随的，是欧洲民间掀起自学的热潮。 东西方之间一个文化差异是，欧洲自主独立的意识比较强，而我们更习惯对外依赖和协作。 在自学运动中，五湖四海的好学青年慢慢走到了一起，组成小社群、小行会，针对学习事宜对外磋商、对内研讨——这也就是早期大学的原型。 实际上，“大学”一词（university）就是来自于“行会”（universitas），最初意指各种行会，只不过由于学者行会在历史长河中更为持久，最终演变成了它的专用名词。 其中，博洛尼亚城市交通便捷、商业发达，尤其成了学生大学驻扎的热门据点。 事实上，集体出走确实也发生了几次。某一次，学生与市民发生纠纷而被痛打一顿，由于抗争不果，这帮学生集体出走到了牛津，进而推动了牛津大学；后来类似的事故之下，他们又去了剑桥，催生了剑桥大学。所以，博洛尼亚、牛津和剑桥可谓师徒孙关系，之间是血脉相承。 另外，他们也跟教会讨好处，要求神职人员的待遇。像是当发生纠纷，他们可以选择由教会法庭或民事法庭受审。 由此，就像市民社会成立城市，学生大学会跟教廷或朝廷获取特许状；而书文上的时间，就代表了大学创办、自治的起点。本质上，城市、行会和大学就是同构关系。 随着大学制度的正规化，除了好学者，也必须有善教者。 于是，学生大学、教师大学有了更多的交集，为了各自的权益，不断地博弈。例如：教师要学生先付费后上课，而学生要教师先讲课后收费；教师要求学生及时交学费，而学生要求教师积极教干货。 渐渐，教师大学与学生大学形成了契约关系，一方教、一方学，组织了一个自治共同体，而这共同体最终也就构成了今天意义的大学。 我偶尔在想：高山大学就挺像博罗尼亚大学，房子是租的，老师是请的，学生也是凑的，但闻这个地方有好学之风、有学友如云、有名师出没，就过来了。 大学，源于市民社会，是知识领地里所建构的一个独立王国。它的精神实质，是自治、自主、自由、自立。即便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宗教教义，在这里都可以讨论与质疑。 关于“科学复兴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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