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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绘画、书法名世当代的赖少其先生，生前无意于篆刻家，但称其为篆刻家，当之无愧。他入印的全部文字内容，表征着那个时代大道通行的文化符号；木刻版画引领着他走进篆刻领域；徽派、皖派及其黄宾虹之印学无疑是赖少其的主要家数。其印风境界高标，脱俗不凡；“以书入印”和“以画入印”相结合；治印刀法娴熟，操刀讲究力度。关键词：赖少其 刻印 徽派篆刻 皖派篆刻 以书如印 以画入印在文艺领地里，赖少其以多方面修养和才能证明了他是当代通才型的文艺大家。绘画、书法足以让人们感受到他对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精义独具慧眼的理解和博学融会的造型能力，足以确立卓荦不群的地位。如果说他的篆刻也能领风骚，那是牵强附会的过誉。没有篆刻艺术的加入，不影响其大家的身份；当知道他对于篆刻艺术也有所独诣，则增添了他的艺术人生的份量。与其说篆刻是他多才多艺的一个分枝，不如说是他革命和文艺人生片段的一种无奈的依托，正是这种“无奈的依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化遗产。 
赖少其早在1939年于一篇短文中写到：“在一个狂流急激的时代里，想‘停滞’或‘逆转’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不一定要比所谓‘凡人’更伟大，但至少在狂热中要冷静，在感情中要理智。以傲然阔视的态度，要想深入了解这复杂的时代是不可能的。”[1]纵观他从艺的一生，虽然用于治印时间不长，但刻印多达数百方，生前从将特定年代中所刻的印自制成一本册子，题签曰《无逸室印存》，可谓是“感情中理智”的产物，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在篆刻艺术领域的作为。
而今读赖老的《无逸室印存》，需要联系那个时代和他个人的特殊境遇去解读。《印存》中的印作时间多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处于“文革”的火热期。当时的他是革命专政的对象，人生遭遇冷落的境况可谓是被“软禁”的人，不难想象，作为书画家，写字画画所需要的条件因为在隔离审查、劳动改造中是会受到一定限制的，而不闲的艺术人生总可找到适合那个环境的艺术形式，以让不平的情绪保持平和，好去直面悲苦。对于具有木刻的功底和体验过篆刻的他来说，选择操刀制印无疑是最合适的艺术形式。他的入印文字内容发人深省，大部分是毛泽东主席诗词中的语句和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或者是从正面引导社会的大理想大关怀的语词。可能是时代对于他当时特殊身份的限制，在所有此时刊制的印章中，没有像当年在上饶集中营赠给友人王任之那方印的边款富有浪漫意味的诗句。不过，从他的入印文字中，我们更能看出，作为革命者，虽然人生含冤受屈，沦落低谷，却仍然可以见其赤子之心，对党、对人民、对民族的热爱情愫依然，对领袖的忠诚不变，坚定的信念不动摇。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赖老的篆刻是他开启心灵的又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能够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
篆刻家王少石先生说得好：“特别是赖老自编的《无逸室印存》向我们展示了他制印的精华部分。印存收入他于‘文化大革命’中期所制之印141方，印文的内容包括毛主席诗词句、党的方针政策、格言警句、人名及其他闲章之类，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1970年7月1日，他为纪念党的生日刻了一方‘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印，并在印石的另一面以印章的形式刻下‘一九七零年七月一日老节刊成印’。这便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对党无限忠诚的表白。‘老节’是赖少其先生晚年的自号。他曾在一方‘老节’印稿旁注曰：‘七十年代以后乃号老节，老节者，保持晚节也’。还有一方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对老干部来说，这虽然是当时的一句时髦话，然而此印采取秦汉封泥的形式，朴拙厚重，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真诚的，毫无做作之处”。[2]“毫无做作之处”一语评得准确。赖少其的入印文字内容多与政治文化联系，符合他长期革命生涯形成的艺术主张。他在题为《艺术与政治》的短文中写道：“没有一种艺术不是含有政治的意味，只能说或深、或浅、或显露、或暗藏而已，但‘艺术’决不是‘政治’，这是因为它有它独特的风格，它有它表现的方法”。[3]不过，在创作方法及风格追求上，他却走着自己独特的路。
积聚着赖少其篆刻艺术精华的《无逸室印存》的文字内容，在今人读来可能觉得单调而乏文气，甚至被误解“如此文艺大家怎能落此空洞俗套”？其实，在那个“革”文化“命”，只需忠诚，不容分说的大一统岁月里，时代的烙印极其厉害地刻划在每个人的心灵里，绝大多数的文艺家岂能成为另类。对于赖少其来说，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其生命的不同阶段，总是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篆刻艺术填补了他在“文革”期间的一片空白。作为一名老革命、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赖少其入印的全部文字内容，不仅表征着那个时代大道通行的文化符号，而且是发自真心，动之真情，运之真气。
木刻版画家或有过木刻版画经历的人，若走上篆刻的艺术路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艺的工具同是用刀，虽然技法和程序不尽相同，但其中必然有暗合的因素。二者均以金属制成的“刀”为表现工具，虽然表现技法体系有所不同，表现手段上却可以一个“刻”字使二者获得某些内在的联系，也就是从“刻”字表现手段的侧面中，木刻版画和篆刻不妨被划入一个艺术的家族中。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引说现代木刻版画被称为“雕刀艺术”，在我国，篆刻不也可以看作“雕刀艺术”家族的一员吗？
有人说，篆刻是赖少其多年艺事木刻版画的副产品，不无道理。赖少其主要以书画兼善而名家。在绘画方面，他从学习西画开始，转而专攻木刻版画，进而专攻国画，从而在人生谢幕前创造了艺术的奇迹，成为一代艺术大师。在书法方面，他是先学习书法而后学习篆刻的，其篆刻的体验对于“赖体”书法的成熟不无促进作用，而且搞木刻版画也是先于篆刻的，就此而言，赖少其于篆刻有所造诣不是偶然的，书法与木刻版画是其基础。换句话说，正因为有着书法与木刻版画艺术基因，必然会引领他走进篆刻的艺术领地。因为广泛的艺术兴味和涉猎，他不可能置篆刻这门传统艺术而不顾，凭着他的文化品位、艺术的认知力及悟性，他当然清楚书画中的“金石气”的审美趣味从哪里汲取才能直截了当。如果说，作为艺术门类多面手的赖少其的艺术世界是丰硕宽博的，那么，木刻版画和篆刻是这个世界艺术语言系统中的两个重要部分；如果说，“一木一石”精神是赖少其革命人生和艺术人生的精神支柱，那么，木刻版画和篆刻正是这“一木一石”精神在具体艺术创作中的体现。而且是在他革命和艺术人生需要的时候作出因时因地相宜对应的选择：革命需要木刻版画为战斗武器，生存需要选择篆刻相依为命。
三十年代因为革命的需要，赖少其专攻起木刻版画，其独立人生的起点，就把革命与艺术的两件事联系一起了。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上海由鲁迅倡导、培育和兴起的，他号召把木刻当作抗日的战斗武器，一时间，木刻成了进步思想的象征。继上海之后，杭州、北平也纷纷出现进步的木刻版画组织。新兴木刻运动之风，随着木刻出版物由北向南，波及到广州。当时在广州就读美术学科的赖少其受其班主任李桦的影响和帮助，参加了现代木刻运动。他和他的老师怀着一样的抱负，“坚定地走上革命美术大道，并以木刻而参加战斗了”。1934年6月，李桦和赖少其等在广州市组织成立了“现代版画研究会”。为了提高木刻艺术创作水平，赖少其在李桦的指导下，编译出版了介绍日本的雕刻技法，也是我国第一本介绍木刻雕刻法的书——《创作版画雕刻法》，该书1934年由上海形象艺术社公开出版发行，受到美术界的欢迎。早期赖少其的木刻版画多刻插图、藏书票之类小型制的作品，和篆刻一样，也是属于以小见大的艺术创作。
六十年代创作新徽派版画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整个50年代，赖少其在上海担任文化领导，接触最多的是国画家，对中国画的认识和兴趣日渐浓厚，不料一场政治风波，令他离开上海，离开他刚刚组建起来的“上海中国画院”，调往安徽工作。鲁迅先生有关“传统”与“民间”的教诲以及与安徽籍老画家黄宾虹的交往，都使他对地域文化以及艺术史传统特别留意。不仅是身为地方官的职责所在，也是版画家特有的眼光。在安徽他发现木刻有着久远传统，民间存在着一种流传几百年的“套版简帖”，风格奔放，为画史所不载。他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搜集安徽皖南皖北各种出色的民间艺术，也开始了自己新的艺术探索。六十年代初，仍被政治风波纠缠的他被任命带队为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创作“新木刻”。能有机会重操本行，兼对徽派艺术的新认识和时代新风气的鼓舞，赖少其及所率团队，创作热情高涨。首先是画面的大尺幅已突破传统，因为在功用上已与壁画同，因而构图的特点一是大开合，二是取法中国画的构图。既有与“现代版画”时期大异其趣之处；又有与“现代版画”相传承的地方，在当时颇具强烈的视觉效应，被誉为“新徽派版画”。
70年左右一度专搞起篆刻是生存的需要。《印存》中存印最多的是1970年，这时的赖少其结束了新马桥“五、七”干校的“再教育”生活，与魏心一、张春汉等十余人又被送到合肥城西的大蜀山劳动改造，住在省水电学校礼堂的楼上。由于其他人“历史问题”陆续澄清而先后离去，后来只剩下赖少其和另外一位被改造者，反倒落得个无人管他们了。就政治家与艺术家合为一身的赖少其而言，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悲喜参半的人生经历，政治上冷落到几乎被遗忘的苦涩，最终只能于艺术的追寻中获得精神的解脱。据记载：
“他在逆境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雕刻事业。尽管他在被审查，但他认为，你审你的，我刻我的。于是，……他就一头扎进金石雕刻中去了。他充分利用铁匠给他打的刻刀，钻研篆刻艺术。最初是刻石头，后来刻木头，在椅子上刻，在手杖上也刻。赖少其刻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等内容的印章，刻出来后，就送给自己的知心朋友，自得其乐”。[4]
从中不难看出，“没有人管了”的片刻宁静，其实不失为大悲人生的时期。假如当时“有人管了”，还能有“清闲”吗？假如立即恢复了他的领导干部的待遇，还会“无逸”而“逸”吗？假如那时拥有了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他还能心安理得于咫尺天地专研篆刻吗？经历铸就人生，也铸就了赖老这位终身无所谓满足期的敏学问者的艺术成就。他以小道小技的“雕刀艺术”，以刀代笔，制画制印，便利而不占空间，“自得其乐”，从而诠释了“适者生存”的本质意义。[1]洪楚平等主编《赖少其诗文集·艺术家与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28页；[2][10]香港国画院主办《东方画刊》2007年第2期第16页；[3]·艺术与政治》，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31页；[4] 贺朗《赖少其传》，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5] 洪楚平等主编《赖少其诗文集·黄宾虹先生的为人和作画》286—287页；[6] [12]王少石《浑朴纯真的篆刻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书画世界》2007年第9期，11、13页；[8] 转引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6月版，88页，103页；[9] 洪楚平等主编《赖少其诗文集·图案美的研究》，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98—302页；[13] 洪楚平等主编《赖少其诗文集·点滴体会》，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99页。【版权声明】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必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