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布面积最为广大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长江水系沱江支流的鸭子河南岸。根据目前的调查，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鸭子河支流）两侧高台地上，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古蜀文化遗址中最大最为重要的一处中心遗址。 二、南中国最大的夏商古城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发现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及中北部均分布着五道长条形的高土埂，怀疑为人工建筑遗迹。从1984年起，开始对这些土埂进行正式的调查和试掘，逐步认识到它们是城墙建筑的遗存。1989年至2000年，先后对东土埂、南土埂、西土埂、三星堆土埂和月亮湾土埂进行了正式发掘，证实了这些土埂均为人工堆（夯）筑的城墙。这5道城墙构成了由一个外廓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廓城（小城）组成的基本格局，外廓城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800—2000米，遗憾的是北城墙一直没被发现。 2011—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通过勘探和发掘，新发现和确认了真武宫、青关山、马屁股、仓包包和李家院子5道城墙，随后又分别对东城墙南段、西城墙南段和拐角段、月亮湾城墙拐角处以及拐角段进行了发掘，通过以上工作，外廓城由于北城墙的发现（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和马屁股城墙三段地下城墙孑遗构成）而得以彻底闭合，此外，还在外廓城北部闭合出“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在外廓城西南部基本闭合出“三星堆小城”，通过初步研究，这几个小城的形成时代是不相同的，从此，三星堆城址“一大多小”的城市布局和营建过程开始逐渐明晰。 综合分析，三星堆城墙最早的城墙始筑于三星堆二期文化中段（夏时期），最晚的始筑于三期晚段（商时期），外廓城的最终形成也大致在三星堆文化三期晚段（商时期），整个城址大约废弃于三星堆四期文化中段（西周中期），外廓城城内面积约3.7平方公里，与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不相上下，在中国已发现的同时期古城遗址中，其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夏商古城。 三、密集的居住区和众多的文化遗迹 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房屋建筑和其它文化遗迹，房基层层叠压、打破，说明当时人们活动极其频繁，同时也是三星堆遗址上下延续2200年历史的具体反映。房屋形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组合式房基等多种，以沟槽基础、木骨泥墙、榫构梁架的木构房屋为主，颇具地方特色；同时还有干栏式架空小屋等建筑形式；不仅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而且有显贵居住的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最大的房间面积超过250平方米，数间连成一组，其功能已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通过近年来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在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青关山大型人工土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区域以及商时期三星堆城址的最高等级建筑群，其中最大的单体红烧土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其性质虽然暂时无法取得共识，但就其规模和等级而言，显然是“宫殿”级别的建筑。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青关山“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雷雨摄 遗址中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有石器作坊、陶窑、墓葬、器物坑、祭祀坑、河边祭祀区、夯土台、灰坑、灰沟等各类遗迹，反映出多样的生产、生活、礼仪活动和复杂的社会分工，遗址内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等分布有序，说明三星堆古城已初具设计和规划的理念。 四、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一大批文化遗物 自1929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已出土各类文物数万件，其中，青铜器900余件，玉石礼器1000多件，金器数十件，石器数千件，以及大量的陶器（标本约3万件，可复原者上千件）和骨器、海贝、象牙等。数量和种类如此众多和丰富的文化遗物出自同一个遗址，实属罕见。
五、最高规格的蜀文化遗存—— 一、二号“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处，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亦是知名度最高的三星堆文化遗存。两坑形成（亦即坑内器物下埋）的年代为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商代末期），而坑内器物的制造和使用年代绝大多数为三星堆三期文化晚段（商代中晚期）。坑室内器物的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藏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的位置，但所有器物均分层、有序放置，表明这些器物是在经过某种特殊的仪式后再下埋的，因此一批学者认为，两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尽管坑内器物均系祭祀用器或相关器物，但两坑本身的形成并不是祭祀活动所致，而极有可能与蜀国历史上发生的一次突发性重大事件有关。 一号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骨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近600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二号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象牙器、海贝、绿松石等各类遗物6000余件（片）。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礼）器、玉石器和商末周初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两坑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不少器物形体巨大，形制复杂，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经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鉴定，两个“祭祀坑”一级文物近400件。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最高成就，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时期蜀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从而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以及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多门学科研究的热点。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规模宏大的古城以及大范围居住址、出土大量高规格精品文物的同时，在其周围方圆数十里的地域还分布着数十座与三星堆遗址某一阶段或某些阶段文化面貌相同的中小遗址，从而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布广泛、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由此可见，这个文化区域实际上所代表的是一个由中心城邑、一般邑聚和村落等社会形态与政治结构所构成的有机的社会体系，而处在该文化区域中心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城邑三星堆遗址，应当就是这个社会体系的核心——蜀国都邑。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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