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毁了隋炀帝杨广？公元618年（大业十四年）3月11日，以关中籍人士为主的大隋帝国御林军突然于扬州发动叛乱，'反杀'了原本应由他们保护的对象——隋炀帝杨广。 此时，天下已呈大乱之势：仿佛春笋般的土匪群在山野横冲直撞，大杀四方；李密、窦建德、刘武周等超级军阀各踞一方，建立政权；游民们则在战乱、饥荒的双重打击下客死他乡，曝尸荒野。 造成如此乱局，也让不少人将杨广列入顶级暴君之列。然而，对杨广的评价，历来异议颇多。有人说，自古成王败寇，大唐史官不可能将他塑造的非常风光。也有人说，他本身“不坏”，只是做事“太急”，导致资源没跟上。还有人说，杨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想通过征高句丽消耗关陇贵族集团的军队，所以遭了“暗算”。 这就带来一系列的疑问：
要拨开笼罩在历史之上的层层迷雾，我们先从两次民夫叛逃说起。 似曾相识的民夫叛逃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在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战争前，从山东、河北等地征调了六十余万民夫运送军粮。民夫们两人一组，推车运米至辽东前线。因路程'险远'，所运军粮尚不足途中充饥。因此到目的地时，许多民夫无粮可交，犯下“私吞军需”大罪。为避惩罚，民夫们纷纷逃亡，当了土匪。  民夫逃亡为匪 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再看另一件发生于秦末的事：公元前209年，900余民夫被征召戍守边关。半道上，众人为大雨所阻，无法按时抵达，犯了“失期”大罪。于是，民夫们怀着“既然横竖是死，倒不如奋起一博”的心理，在“大哥”陈胜、吴广带领下，走上了反抗道路。  陈胜、吴广起义 同样是民夫，同样为朝廷服役，同样因非主观原因犯下重罪，同样走上反抗道路。不同的朝代，相似的剧情。不知这是否算是巧合？但秦、隋两朝确实都是法家的坚定推行者。 法家的坚定推行者所谓法家，即以“胡萝卜”加“大棒”为手段，来驱动官、民达成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 比如商鞅在秦国推行法家之初，为取信于民，曾出“50金”来重奖将木头自南门移至北门之人。这便是“胡萝卜”的功效。不过，奖励固然刺激，但对人的驱动终归有限。“50金”能诱使某人挪动木头，却未必能说服他卖命。因此，法家真正的利器还是严刑峻法。也即'你愿意干得干，不愿意干也得干'。以商鞅本人为例，其新法正是在太子两位老师遭砍脚、刺字酷刑后，才得以顺畅推行的。  商鞅变法 在法家之政主导下，秦国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于秦始皇时代达成了统一天下的不朽成就。 秦法出自商鞅已是众所周知，那大隋的法家之政又源自何处呢？ 公元572年，当关陇贵族集团创始人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北周武帝宇文邕亲政时，为管理已共同发展近四十年的各大关陇豪族，提升集团执行力，明察秋毫、极少受感情左右的宇文邕祭出以严刑峻法为标志的法家之政。因他本人勤于政务，执法公平，且厉行节俭，私生活节制，所以朝廷法令虽峻，众豪族世家也无话可说。
最终，在宇文邕强势领导下，北周国力得到大幅提升，并达成了鲸吞高齐，席卷北方之壮举。 后来的大隋开国皇帝杨坚正是此时得到重用的。这位关陇名门之后在性格、理念、习惯与宇文邕都极为相似，因而成为了后者法家思想的绝佳执行者。 公元578年，36岁的宇文邕英年早逝，其子宇文赟继位。两年后，22岁的宇文赟也不幸陨于疾病。这时，正于宫中'侍疾'的外戚杨坚便趁机夺过大权，并在一帮关陇贵族的支持下，于公元581年建立大隋王朝。 此后，杨坚延续了曾令宇文邕大获成功的法家之政，推动大隋国力不断攀升，并最终于公元589年灭亡陈朝，结束了中国长达169年之久的南北分治局面，实现了江山一统。 无比辉煌的成功也让杨坚对法家之道推崇备至，并愈发走向极端。在其晚年，为治理街市治安，隋文帝甚至颁布过严厉程度“秒杀”秦始皇的酷法：只要盗劫一文钱，就可被当街处死！
公元604年，隋文帝病逝。隋炀帝杨广从父亲手中继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基于严刑峻法的法家帝国。 为什么会有海量民夫帮隋炀帝成就宏图大业？登基之初，杨广也觉得前朝法律过于“严酷”，遂命人进行了大幅度的从轻、从宽修改，写成了《大业律》。
不过，隋炀帝虽不天然迷恋严刑峻法，却对法家的终极目标——富国强兵兴趣浓厚，'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所以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隋唐大运河被视为隋炀帝的主要历史功绩
 超级粮仓兴洛仓的其中一个仓窖，单窖可储粮80万斤
 隋炀帝击败土谷浑后的大隋王朝疆域 杨广干了这么多“超级工程”，不管是否被视作'伟大成就'，其动辄百万级民力的使用都堪称震撼！那么，海量民夫又自何而来？他们是有偿还是无偿呢？ 在炀帝时代，每位22～59岁的农民（称为“丁”）每年需为朝廷劳动20天，称为傜役。傜役本身没有报酬，并具有强制性。 不过，作为大隋农民，其权益是可以从朝廷分到主要生产工具——农田。每位已成家的“丁”可分田140亩，单身“丁”可分田100亩。作为回报，农民不仅要参加傜役，还需每年上交赋税。（已成家之“丁”需缴赋：粟米3石（约300斤），丝绢2丈，棉、麻若干。单身“丁”减半） 因此，百万级民夫参与的傜役其实是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农民得到农田，付出傜役与租赋。这本是谁也不欠谁的交易，直到三次高句丽战争来临。 杨广三征高句丽“不胜”，是为了消耗关陇贵族的军队吗？大业八、九、十年，大隋王朝分别发动了三次征对高句丽的战争。因结果不尽人意，所以近来有种说法：杨广三征高句丽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消耗关陇贵族的军队。 此说法成立吗？我们先来看看消耗军队最厉害的第一次高句丽战争。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到琢郡（今北京）诏告天下：因高句丽国王高元恃远不服，他将于次年兴师问罪。  高句丽国朝廷 在拉开战争序幕之前，杨广自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征调了六十余万农民运送军粮。民夫们两人推一车，每车运米三石（约300斤），自琢郡（北京）行进500～600公里，到辽东前线的泸河、怀远两镇。因路程'险远'，耗日颇多，且辽东一带米价又因战事翻了近百倍。因此，许多既需要吃饭（吃所运军粮），又无力购买高价粮食（补回差额）的民夫在临近目的地时，面临无粮可交的窘境，犯下“私吞军需”重罪。走投无路之下，民夫们纷纷逃亡为匪。
为避免影响战争大局，一向推崇宽刑的杨广这才祭出严刑峻法：任何盗贼（包括土匪），不论罪行轻重，不必向上汇报，一律处斩。这样的尺度，与杨坚当年“盗窃一文钱便可杀头”的酷法已无二致。这也意味着，当'辉煌成就'与'宽大为怀'无法兼得时，杨广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
而民夫们的逃亡也激发出蝴蝶效应，间接导致了第一次高句丽战争的失败。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季，天下大军113万3800人先于琢郡集结，然后开赴至辽东前线的泸河、怀远两镇（民夫运粮目的地），接着再兵分数路，各自进攻预设目标。  隋炀帝亲自督战，围攻较近的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北） 当杨广亲自督战围攻辽东城时，另一路规模为30万5000人的大军在于仲文、宇文述等九员大将带领下，负责深入敌境，突击平壤。 九人中，五人来自关陇贵族（四人来历不可考），占比已过半。而炀帝把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交与这帮关陇老臣，也足见其信任。  九位将领五位确认来自关陇贵族，其余四位来历暂不可考 自休整地泸河、怀远两镇出发时，将领们按作战周期估算，命每位士兵准备了100天粮食。但平均超过300斤的粮食等辎重却需士兵自行承担！如此荒谬的命令也意味着后勤运力的极度短缺（民夫逃亡的影响）。于是，不堪重负的士兵们宁肯冒杀头的风险，也要将粮食抛弃于途，这便导致大军于半道便陷入缺粮窘境。
此时，军中迎来一位客人：前来“投降”的高句丽大臣乙支文德。 出征前，远征军总指挥于仲文曾接炀帝密旨，如遇乙支文德，无需废话，先行拿下。然而，正当这位关陇老臣要履行职责时，却遭钦差大臣刘士龙劝阻，因为“投诚者”开出了让人难以拒绝的筹码：国王高元亲自谢罪。 于是，于仲文便在摇摆不定间放走了“通缉犯”。当呼叫对方折返遭拒后，他又恍然醒悟此人投降是假，打探虚实是真。而军营内面黄肌瘦的士兵早已清晰呈现出隋军缺粮的状况。 这下子，于仲文压力就大了：悍然放跑通缉要犯，已属抗旨死罪；更要命的是，了解到隋军缺粮的高句丽人只要简单奉行坚壁不战，便可使攻打平壤的30万大军无功而退。这个责任谁担的起？ 于是，血往上冲的总指挥便要求各军立即追击乙支文德，想抢在此人有所布置之前，先打守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于仲文的命令遭到了同僚宇文述的强烈反对，后者的理由看上去同样充分：大军粮草匮乏，一旦不顺，将毫无回旋余地。争辩良久，焦虑的于仲文还是压制了反对意见，强行发动了追击。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已了解对手底牌的乙支文德却并未选择坚壁不战，而是骄兵之计：通过连打七次败仗，牵引隋军深入了鸭绿江东岸四百五十里，并渡过了位于平壤附近的，一条看上去并不宽阔的河流——萨水。 数日后，乙支文德再次送来投降信，承诺只要隋军撤退，一定让高元亲自谢罪。因此时军中已粮尽，且平壤城看上去异常牢固，担心为敌所乘的宇文述遂说服于仲文接受投降建议，以便借机掩饰缺粮的尴尬。 但这正是乙支文德的高明之处！他想要的，正是对手自以为掩饰住缺陷的得意感觉！人一旦得意，就会疏于防备！ 当隋军回渡萨水时，已提前于上游筑坝的乙支文德突然下令泄洪，并趁势发动总攻。结果，猝不及防的大隋远征军在怒涛与追兵冲击下全军覆没，30万5千人只回去了2700人。如此惨败也让隋炀帝心痛至极，被迫班师。
 惊心动魄的萨水之战 本次大败，看上去最该买单的人是于仲文。但此君其实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他之所以冒险追击，固然有错放乙支文德后的不安，但更多还是想抢在粮草耗尽前赌一把。归根结底是因粮食问题影响了心态。 整个事情的逻辑是：
其过程一环扣一环，好似链式反应。运粮官员的一点小'疏忽'，最终导致了全局雪崩。这就是隋军损失最为惨重的第一次高句丽战争。不过，与其说杨广在消耗关陇贵族的军队，倒不如说是蝴蝶效应让大隋损失惨重。 为什么损失更小的后两次高句丽战争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在宣布第一次高句丽战争班师（大业八年七月）后，杨广又做了三大动作：
皇帝之所以要展示宽大，是因为第二次高句丽战争即将开幕，他需要重新征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民夫参加傜役。 不过，尽管颁布了大赦令，但之前的逃亡事件及30万大军覆没的事实，已让民夫们对高句丽战争产生了巨大恐惧，甚至视之为死亡陷阱。不少人为避傜役，又选择了逃亡为匪。而山大王们提供的'保护伞'，则使得大家上山的决定变得比以前更加容易。
最终，尽管大隋朝廷征集到了他们想要的海量民夫，但同时也意外制造了海量的避役者为'匪'。 除征集人力外，为支撑战争的巨大物资消耗，隋王朝还向地方官府下达了征收赋税的命令。在当时，赋税是农民的义务，本无可厚非。但因为三大特殊情况，让农民于大业九年处境艰难：
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员接通知后的第一个动作却不是通知大众，而是清仓大采购——将市面上的米、绸、棉、麻等物（赋税涉及物品）悉数吃进。然后，他们再一边贴出限期征赋的告示，一边将垄断物品坐地起价，牟取数倍暴利。 结果，既无存货，又无钱自'黑市'买货的平民不是卖身为奴，便是上山为匪。
在《炀帝纪》中，大业九年有明文记载的土匪军队有13支，其中11支来自河北与山东 上图为《隋书 炀帝纪》有明文记载的，于大业九年闹出声势的13支土匪队伍（爆发性一年，之前则少有土匪记载）。其中，6支来自河北，5支来自山东，占比85%。河北、山东正是战争中民夫的主要征集地。 然而，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第二次高句丽战争却不得不半途而废。因为负责督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后方捅了一刀'。这位一直就想造反的关陇贵族子弟为顺应形势，打出了“终结战争、推翻暴君”的旗号，并在短期内便聚集了十余万贫苦大众，将空虚的洛阳围成了'俄罗斯套娃'。 之后，尽管辽东隋军很快返程，并扑灭了这场叛乱，但第二次高句丽战争的天量投入也同样打了水漂。功亏一篑的隋炀帝怒不可遏，对身边大臣说，如果不把跟随杨玄感造反的人统统杀光，就难以达到惩戒的效果。于是，这位在年初刚刚宣布大赦的皇帝再次升级了处罚'严酷'度：任何土匪、盗贼，不仅要杀头，还要'籍没其家'（没收家庭所有财产，并将家属罚入官府为奴）。 执行命令的大臣樊子盖、裴蕴都是杨坚一朝中以'严酷'著称的老臣，惯于操作严刑峻法。因此，这帮人非但没缓冲皇帝命令的破坏性，反而变本加厉的拿起了屠刀。最终，有三万余人遭到了处死及'籍没其家'的严惩。甚至接受过杨玄感开仓放粮的百姓也被统统活埋。
然而，'乱世用重典'的教条却并未得到想要的效果：因对“土匪”的处罚延伸到家属，反而导致“平民土匪化”由个人行为扩大到家庭行为，“土匪”数目也随之成倍攀升（男女老少都入伙）。日益庞大的'土匪'集团为维持其生计，又加剧了对平民、客商、甚至官府的掠夺，导致更多的人生活难以为继。这正是大业九年土匪数目突然井喷式增长的原因。
此处是第二个'链式反应'：
这正是严刑峻法的问题：如果守法是死，不守法也是死，严酷法令反而会起到加速局势失控的效应。 很显然，对杨广而言，当务之急是立即暂停高句丽战争，以'只惩首恶，宽恕余众'的方式分化瓦解土匪集团，并对被迫上山的平民进行妥善安置。 目前有种说法，认为杨广征高句丽没有错，因为高句丽带来了XXX的威胁。然而，这世界很多道理单独拿出来都对，但一结合具体场景就会出问题。例如，跑步对身体好不好？好。但如果这个人得了严重的哮喘呢？ 同理，当时的大隋王朝就是一个得了严重哮喘症的病人，必须马上选择静养。 但杨广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先对'土匪'进行无区别的杀戮（而不是分化），然后在大业十年继续启动第三次高句丽战争。尽管最后一战以高句丽国王高元的投降告终，但大隋王朝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在辽东，而在下面的表中： 大业九年至大业十三年间，《炀帝纪》有文字记载的'土匪'军团及其数目 大隋全力“纠偏”、“剿匪”，为何不见成效？大业十一年，从高句丽战争腾出身来的杨广开始全力应对'匪患'问题。当年二月，针对越来越多平民因不堪土匪抢劫，离家沦为游民的现象，杨广推出了新的安置办法：建议游民都住进城里，以便得到驻军保护，并就近领取新的农田。最后，杨广还引用了两句谚语：一是“穿窬无所厝其奸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防御工作做到无懈可击，土匪就很难占到便宜。二是“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意思是，如果游民们得不到生计，他们就会成为新的土匪。
此外，从太原留守李渊对山西土匪集团的围剿记载看，隋王朝也对'无差别诛杀土匪'的酷法进行了调整。当时，山西土匪军队被击败后，有数万男女老少'匪众'主动选择了投降，并得到了妥善安置。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隋炀帝在大业十一年已停止高句丽战争，且对过去的酷法也进行了针对性'纠偏'，为什么大隋王朝还是在大业十四年灭亡了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土匪集团已达动辄数万，十余万，甚至数十万规模。山大王们腰板硬后难免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此时的局势，已不是大隋王朝单纯'纠偏'就能解决，军事手段已不可避免。 然而，在四处剿匪的过程中，杨广又在担心另一问题出现：各地诸侯借剿匪之机崛起，就如同东汉末年从讨伐黄巾军发家的那些三国军阀一样。 因此，如果有隋军将领在剿匪过程中势力壮大后，往往会遭到相应打压，迁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名将杨义臣在击破数十万土匪后，其队伍遭原地解散。
同时，若杨广没有点头，各地驻军统帅也不能随意扩军征兵。大业十三年，计划反叛的李渊为了化解该禁令，还专门以“不征兵讨贼会被灭族”为由，对身边的同僚进行恐吓。
在“严防内鬼”的策略指导下，至大业末年，天下确实没有出现像东汉末年那样贵族军阀林立的局面。但这种“自缚手脚”的行为却又反过来给了土匪和基层官员以机会。例如，在超级军阀之中，窦建德、杜伏威、李子通都是山大王出身，薛举、李轨、刘武周则都是'逆袭'夺权的基层官员。 群雄之中，真正具有关陇贵族背景的，也只有李密、李渊等少数几位。 李密的曾祖父李弼为关陇贵族中最顶级的“八柱国”之一，属于如假包换的名门之后。不过，因参与大业九年的杨玄感叛乱，他早早就沦为逃犯，过了三年多隐名埋姓的落魄生活。当身份暴露后，一无所有的李密决定与'瓦岗土匪集团'合股打天下。他出关陇名门的招牌，及'圈内人'的阅历；对方出人，出马，出钱，出粮，出兵器，出地盘。控股权归李密。 没错，李密实际上什么都没出，却吃了最大的蛋糕。看上去，这就是一'大忽悠'，但众土匪却无怨无悔。因为李密作为'圈内人'，发现了土匪们没发现的规律：天下第一大粮仓——兴洛仓，游民，和瓦岗集团之间存在共赢关系。只要瓦岗集团攻下粮仓，将粮食分给游民，游民再加入瓦岗集团去守卫粮仓。如此循环往复，集团就会像滚雪球一般形成雪崩（最终超过了四十万规模）。 而借助瓦岗集团，对大隋兵力部署、人员特点、地形险要皆了如指掌的李密简直如鱼得水，一年多时间内便达成了歼灭数十万精锐隋军的辉煌成就，变身为令大隋王朝无比绝望的'超级钉子户'。
比较李密，李渊对炀帝的威胁甚至更大。作为关陇名门之后，同时也是炀帝的亲表哥，唐国公李渊获得了镇守太原的机会。大业十三年，在天下大乱，炀帝'防内鬼'机制已处半失灵状态时，李渊冒用朝廷名义贴出'第四次高句丽战争即将隆重开幕'的告示，从而轻易征集到了海量的叛乱支持者。
与天下反王们一窝蜂的倒隋不同，李渊打出的旗号是“拥隋反炀帝”。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口号其实定位异常精准。因为他要拥护的“隋”，并非隋炀帝的'隋'，而是隋文帝时“轻徭薄赋，家给人足”的旧政。毫无疑问，这对于饱受苦役、急赋所累的平民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时，李渊通过拥隋的旗帜，也极大弱化了自身乱臣贼子形象，有利于分化吸收来自关陇集团内部的贵族。
出征后，在拿下第一座郡城——西河郡时，李渊又做了三件事情：
作为关陇名门与多年的地方长官，李渊无论是口号还是具体举措，招招都切中了旧体制的弊端，可谓真正的杀人诛心。 此后，在从太原前往关中的途中，尽管遇到了隋将屈突通的顽强抵抗，李渊仍有惊无险的进入到长安城，并极富耐心的劝说了屈突通、萧瑀等老臣'弃暗投明'。这样，唐国公就成功包装了一个推崇轻徭薄赋，执法公平，包容大众，救济穷困，接纳隋臣的全新“大隋王朝”，构成了对“杨广王朝”的更好替代。其杀伤力较之李密单纯的军事进攻又高了一个等级。 这时，关中一位叫李孝常的官员在李渊感召下宣布投诚。出于法家的惯性思维，杨广在扬州扣押了李孝常的两位弟弟，准备以诛杀来震慑众人。不过，因扬州许多官兵都是关中人，谁都难保自家亲戚不会犯错，此举反而激发了更多不安，并导致了大规模逃亡。为终止逃亡，炀帝再次祭出严刑峻法，把追回的人统统诛杀。这就让扬州的关中籍人士陷入两难境地：留，会因关中家属被杀；跑，又会被追兵追杀。 这正是严刑峻法的问题：如果守法是死，不守法也是死，严酷法令反而会起到加速局势失控的效应。 绝望之下，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便带领着一帮关中籍御林军，在公元618年（大业十四年）3月11日凌晨，突然发动了叛乱，将原本应由他们保护的对象——隋炀帝杨广当场擒获。次日清晨，经短暂游街后，皇帝便被缢杀于扬州后宫之中。 此后，尽管在长安、洛阳还打着隋王朝的旗号，但那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大隋王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陨落过程的连锁反应如下：
在大隋陨落的过程中，四位关陇贵族杨玄感、李密、李渊、宇文化及确实'分别捅了杨广一刀'。但四人的动机其实都是'浑水摸鱼'，即抱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想法，而不是因为杨广'动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奶酪'。事实上，无论杨广有没有'动奶酪'，只要时机合适，就一定会有铤而走险者。此外，关陇贵族集团也并非一个独立运作的组织，而只是对一群豪族世家集合的泛指。 但为什么'捅刀子'的四人恰好都是关陇贵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杨广最信任关陇贵族群体，所以后者也对杨广知根知底。即所谓'我爱的人才能伤我最深'。 现在，我们也可以对文初的问题有个回答：隋炀帝杨广之所以陨落，既不是因为消耗了关陇贵族的军队，也不是不懂'纠偏'，而是对严刑峻法的功效及民众的反弹力度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在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中走向崩溃（即所谓蝴蝶效应）。 同时，我们也就能解释隋炀帝为什么会'做事太急'：因为判断的问题，导致他自己并不认为'做事太急'。 后记秦末大乱时，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劝谏秦二世胡亥立即停止浩大的阿房宫工程，并减轻繁重的傜役、赋税，以缓解滔天的民愤。 但此言让胡亥怒不可遏，认为皇帝乃九五之尊，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民众闹再凶，只要祭出严刑峻法便可包治百病。于是，皇帝不仅没听劝谏，反而将几位大臣下狱问罪。
又是判断失败，又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比起乏善可陈的胡亥来说，干了诸多宏图大业，且为高句丽战争（因公不因私）殒落的隋炀帝还是多了几分悲壮。 大业十四年3月11日，临终前的大隋皇帝对着一帮叛乱者的刀剑仍毫无惧色，展现出看淡生死的超然。但对天下百姓，他还是说了声对不起。（原话是'我实负百姓'）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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