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月，我的村庄
文/梦儿 在户家乡的东石和刘官营两村中间有个叫“北寨”的村子，是我从小长大的家。 北寨村在1959年秋收后，从南三十多公里，洛、渭两河夹角的仓西村迁住而来。当时的仓西村就在现在的韦林镇区域，而现在韦林镇的仓西村，村名就是原来的，位置却已不准确是那时候的了。当时仓西村有东、西、南、北四个寨子，我家在北寨子，在响应三门峡水库工程时移民搬迁至现在的地方，村名也就延续使用了原名，随当地被编制叫刘管七队。
 移民至今60年来，村子基本生活了我辈及我上、下各两辈共五代人，经历了一贫如洗四面墙的艰难困苦与饥饿，也经历了轰轰烈烈搞生产，责任田承包到户的欢天喜地大丰收。村子也从当时两条双边巷一条单边巷的50户人家，增长到了东西和向南扩展后的三条双边巷一条单边巷的87户人家。后来随着在外工作人员的增多，有六七家彻底搬离了村庄，好多家跟随孩子进了城；也有几家搬到了交通更方便的公路边，有好多为了家庭更好滴经济收入出门务工或做了生意；还有不少为了孩子上学进城陪读；也有两家在改革开放后库区移民返乡时搬回了韦林。如今回村，一条巷好几家空院，好几家大门紧锁，巷道里冷冷清清，偶尔门口坐着个我上一辈的叔或婶子，村里人家已少到不如刚搬来那阵，唯有春节或者谁家婚丧嫁娶过事，才能重回热闹的熙熙攘攘，其实这已经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见怪不怪不足为奇。
我能记事的时候，最早在三岁，我家的门是在夯实的土墙上开出来个中间高有点弧度，两边竖直下来的“洞”，门扇是用稍微粗点的树枝扎成的“闸拉”（栅栏）门。也能隐约记得离我家最近的巷东头是更加厚重的土墙装着没有油漆的原木门，是进入巷子的一道防线，用以保护大家的安全，一开始没有门，是我巷人为了方便，在土墙上挖出来个门，我们小孩子常挤到城门土墙的旮旯角玩耍，角落的地被我们蹭的光滑光滑。长大才知道那些年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闸拉”门，每个巷道也都有安全防护的城门，城门的原木门是移民是从南安（父辈们一直把老家这样称呼）徒步肩扛，背背，拖拉过来滴。这距离搬迁已经多半个世纪。 晨辉，从东方升起，透过城门夹角的缝隙，把阳光洒向安宁的寨子，洒向各家门口旮旯角潮湿了一个晚上的树墩或者石墩。早起的奶奶埋怨着黑咕隆咚上学走了的孙子没关好自家的“闸拉门”。奶奶心里也知道，这“门”关好与关不好又能怎样，也只能挡住个小猫小狗啥的，挡不住贼也不用挡，那时社会治安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家家温饱不解，空空饥贫，还能有什么能供贼娃子偷滴，要偷就鸡架上偷只瘦骨嶙峋的鸡吧。
 奶奶起了，全村的人也就都起来了，生产队上工的铃声在刚露头的晨光中传遍整个不大的寨子，爷奶，叔婶们扛着锄头，扛着铁掀，拉着架子车去挖排碱，去改造田地。饲养室的牛和骡子也都被牵到田地里。
要说这田地，父辈们可是吃尽了苦头。起初被安插到户家乡刘管营大队，位置在刘管营，袁管营和东石曹村的三角不管地带，分配的七百余亩土地，三分之一上好，三分之一普通，还有三分之一在村子北边的下垄排碱沟，芦苇在排碱沟摇曳，常有狼藏在里面，地面泛白，满是一人多高滴碱蓬和蒿草，随处可见的是东石村在这里放羊后的羊粪。面对这样的田地，父辈们拼尽全力，竭尽所能，一年的收成也是青黄不接，打长不够吃。现状如此，生活再艰苦，日子总要过。十年来，北寨子的前辈们愣是靠着求生的本能，靠着顽强的吃苦精神，用不抱怨不放弃，不死不罢休的意志，双手扒拉着改造着一块块田地，抗过了饥荒的六十年代，革命的七十年代，走向全国轰轰烈烈改革的八十年代。 六十年代，是最困难的光景，妈妈说那简直不是人过滴日子，本来地里就收不了多少，生产队还要交公粮，所剩无几的粮食全村按劳力按人分配，到各家各户就一口袋。按理说这一口袋再夹杂些粗粮对我家来说省着点糊口是没问题的，可那几年被同样“安置”到宁夏贺兰山，合阳、蒲城的大爷、三爷、老姑、姑妈们，时不时就来我家“走亲戚”，尊老爱幼心底善良的妈妈总给受苦的亲人们做顿饱饭，再带些干粮，剩下滴我们就得把饭熬的更稀。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只是我家，全村各家都一样，都有着这么一批“穷亲戚”。这十年，可以说全村是一白如洗的穷困凄凉，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解决温饱，拼尽全力的渡过。
 七十年代初我出生了，记忆里首先是热火朝天的集体大生产。我巷西头饲养室有牛、马、骡子、猪、羊、鸡。饲养室北边是村部。村子的西头是碾麦场。一年到头全村老小都在紧张忙碌，一天就有修渠、菜园子拔草、棉田捉虫、除草、拢梁子、浇地、给饲养室和食堂担水等等好些活。就连冬天下雪天都在出猪圈牛圈，往地里拉粪整地。
 那时候学生有忙假和秋假。放忙假时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一起参与到夏收当中，碾麦场上人头攒动，牛拉碌粗一圈一圈，拖拉机轰隆隆的跑，热火朝天。中巷西口城门，没有了门，但两边的土墙还在，夏收时插上红旗，大哥哥姐姐们会手持红缨枪轮流站岗，一是防护安全，观察碾麦场上的变化，二是把守任何人不得把拾到的麦穗拿回家。小学生们都跟着老师去地里颗粒归仓拾麦穗。再小点的孩子们，也不怕晒和热，聚着堆在场边的小树阴下挖个土窝玩耍着，不时的搞怪学着麦场上碾麦大爷赶牛的吆喝声。也有调皮的孩子，围绕着场一周盛满水，两三个一组摆放着用来三夏防火的大水缸，往里面扔土块听响声，常被大人训斥。待到下午起场，麦积垛打起，一堆一堆的温热小麦夹杂着麦芒麦康，扬场的把式们开始在人们的赞扬声中起劲地迎风挥动着手中的木锨，满场子的孩子们欢天喜地乱窜。等天晚慢慢凉下来，忙碌一天的人们三五一伙，拿着小凳端个搪瓷水缸子，或者拿块席手里掂把蒲扇来场里乘凉歇息，不厌其烦地聊着农活，聊着丰收，聊着东家西家的故事，什么东头张家李家为浇地打过架，中巷十字口的涝池掉进去过谁家的孩子，南巷井里跳进去过谁家轻生的老人等等，都是他们唠嗑的话题。
经过了七十年代的十年，进入八十年代的北寨村已经炊烟袅袅，房屋也逐渐的由茅草土墙翻新成砖瓦椽子像样的门厅煞房，大门再也不是栅栏了。跟着国家经济好转的趋势，家家拉了电灯，广播匣子，村里还有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被安排放电视和开拖拉机的人，那都是村子里品德好有文化的人，那开上拖拉机被人羡慕的目光，不亚于现在开一辆宝马。 在生产责任制实行的前期，田地收成比较殷实，村里有瓜地，菜地等，待瓜果成熟时会给各家各户按人分配。每次分菜分瓜就是全村人的欢天喜地热闹大集合，孩子们挽着笼拉着架子车去的更早，在同等的人口堆里挑选着看那堆个更大色更鲜，偶尔有为那堆是自己先占到的拌嘴吵架，但丝毫不影响收获的喜悦。那时的西红柿颜色鲜红，个儿大，闻起来全都是西红柿蔓子的纯涩味，吃起来酸甜汁多不磕碜。那时的西瓜大的有四十来斤，得一个壮小伙子劳力才能抱的动，”杀”一个西瓜，全巷人吃，西瓜子也大的跟打瓜子样。红薯地里的圆疙瘩农大红薯分配后，小孩子们每人从家里红薯窖偷拿个，聚在一起制作拉拉车，精致的四个轮子用细木棍穿进车身，车头戳个眼系根绳子，拉着轱辘轱辘就走了。
八十年代中期责任制开始推行，自己给自己种田，收成拉回家，各家老少齐动员，每个人都充满了干劲。田地里麦子，棉花，西瓜，菜，梁子上基本都利用种了红薯，花生，豆子。全村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由，舒服，快乐”的笑容。 时光荏苒，而今我的父辈们已经到了爷爷奶奶甚至老老（孩子爷爷的爸）辈，巷道的泥泞成为砖铺的地面，也已经经过了成十年的雨刷而青苔满布。路灯照亮下的美丽乡村，各家门口的夜晚也亮堂整洁，没了柴火堆，更没了垃圾堆，却少了些东家西家吃饭串门，小孩子满巷跑的热闹。田野里被父辈们改造好的良田上，不再有当年集中耕作轰轰烈烈大生产的场面，也没了当年整片整片的麦田棉田，能看到的是各种果树或者冬枣大棚，希散的吾辈被淹没在其中……唯有村庄依旧。
作者简介：张兆红，笔名梦儿，斋号润玉阁，大荔人，教育工作者。好书法，主功魏碑，兼习《圣教序》；好文字，写我本真，简简单单。常言生的平凡，活的恬淡，学无止境，勿做平庸。一生无知，终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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