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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唐宋之后的历史，却能看到一个奇诡现象，唐朝有魏征、宋朝有包拯、明朝有海瑞等，但清朝却几乎没有挑战皇权上书直言的铁骨谏臣！ 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清朝孙嘉淦，给雍正上书“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获得雍正“朕自从继位以来，敢于直言进谏者，只有孙嘉淦一人”评价；给乾隆上书《三习一弊书》，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但就孙嘉淦进谏内容而言，在唐宋明三朝可谓稀松平常，根本算不上死谏，但仅此而已的孙嘉淦，却能得到如斯评价，实在让人意外。 那么，清承明制，设有谏臣体系，为何缺少敢于直言皇帝过错的铁骨谏臣？ 自秦朝开始，封建王朝都有一个监察机构，即御史。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监察御史，唐宋为从八品，明清为正七品。 唐宋明期间，御史品阶虽然不高，但职权却极为重要，上可监督皇帝，中可监察百官，下可反映民间。在历史上，虽说御史一职容易变成打击政敌的工具，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尤其一些死谏之臣的存在，更是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帝百官行为，让他们无法为所欲为。 尤其明朝，御史犹如战斗机一般，战斗力彪悍的连皇帝都颤颤发抖，明朝多数皇帝都被痛骂过，当然其中一些御史惨遭廷杖，但御史却前仆后继，到了中晚期之后，皇帝也不敢轻易廷杖了，最典型的是万历皇帝，直接给烦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明朝是科道体系，“科”是六部下面的都给事中、给事中，七品官，但官小权力大，“道”是十三道御史） 清承明制，清朝建立之后，沿用了明朝监察体系，不过把明朝十三道御史改为清朝十四道御史。那么，清朝增加了一道，代表比明朝更重视监察吗？ 其实，看似增加了一道，仿佛比明朝更重视监察，但实际只是一个华丽的摆设，甚至清朝皇帝不停的打击监察系统。 1645年，科道官员许作梅、李森先、吴达等以“所行弗类”弹劾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后三者在剃发易服中居功至伟，按说科道官员风闻言事是本职，但这些科道官员却遭到多尔衮严厉逐一审讯，其中李森予被革职。 1654年，兵科给事中李䄄上疏，指出“逃人法”的种种弊端，切中时弊，但最终不仅被罢官，且还被发配黑龙江。 1722年，康熙六十年，范长发、高怡等12个监察御史上奏“恳请皇上独断宸衷，早定储位”，结果康熙将之全部革职、锁拿，另外还将进言立储之人全部发配。 1723年，雍正做了一次重大改革，实现“科道合一”，即六科归入都察院。简单的来说，就是让六科同十四道御史只能监察百官，而无权向皇帝进谏。所以在雍正之后，我们更是看不到清朝敢于议论（仅是议论，而非直谏）皇帝或皇家之事的大臣了。 到了乾隆时期，有两个典型案例，直接说明了御史或官员进谏权力的摆设性质。 一，曹锡宝事件。曹锡宝弹劾和珅家奴刘全，结果和珅早在乾隆见到奏章之前，就获悉这一消息，于是立即毁掉或转移证据，最终乾隆抓住曹锡宝“所参不实”，认为曹锡宝真正目标是和珅，“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最后乾隆将曹锡宝改革职留任。 二，尹壮图事件。1790年，尹壮图回家探亲之后回京，从云南到北京，所见触目惊心，于是上书乾隆“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结果让乾隆勃然大怒，最后乾隆让尹壮图与满洲大臣“敲锣打鼓、大张旗鼓”的去查，各地官员迅速安排应对办法，于是朝廷判决“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后来，尹壮图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乾隆将之贬官释放。 显然，乾隆时期的社会现实，根本无人敢说，尹壮图指出“诸省商民蹙额兴叹”，岂不是打脸乾隆盛世？或许，正因如此才有所谓康乾盛世吧。 在此之后，嘉庆、道光等都做过类似之事，于是科道官员相戒不敢言事。可以说，纵观整个清朝，就没有一个真正的铁肩担道义的谏臣！ 至于清朝皇帝为何没有谏臣，笔者认为原因有五：一是统治者是满人，御史往往是汉人，难道满人皇帝能被汉人来劝诫，甚至咒骂？二是御史的存在，不利于皇帝集权，实现超专制统治；三是清朝不需要铮臣，而是能干事的鹰犬，御史无用；四是吸取明朝皇权教训，明朝科道官员逼得皇帝狼狈不堪；五是敢于直谏的几乎没有好下场，教训宝贵，后人引以为戒，清朝做官多磕头、少说话才是真理！ 科道官员风闻言事，固然存在捕风捉影，或存在政治打击，但却必不可少，无论是下情上达，或劝诫皇帝等方面，都有重如泰山的作用。清朝皇帝主动遏制言路、打击言官系统，导致言路堵塞，最终无人敢说真话，或许这是清朝歌功颂德多、明朝指责皇帝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有无数奏章攻击皇帝、藩王之类，清朝却鲜有指责皇帝和满洲王公的奏章，原因就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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